道路名称的变迁，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价值取向。文革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也在地名史中，留下了一定的痕迹，今日细一捉摸，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虽然有股苦涩的味道。文革时期北京路名，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歌颂、纪念性的。

    由于地安门大街位于北京南北中轴线上，所以叫做“总路线路”；相应地平行于它左（东）右（西）的安定门内大街和德胜门内大街，自然就叫作“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路”。再往南跨过现在的平安大街往南，就更有意思了，大跃进是中国独一份，所以从宽街到美术馆叫“首创路”，而人民公社是由集体化发展起来的，所以从厂桥到西安门的西什库大街叫“集体化街”，至于总路线路向南到景山北就分成景山东西街了，只好分别命名为代代红路和育红路。文革时期，流行中国有五个“革命圣地”之说，在地名中必然要反映出来，它们的排列也很有趣，都在长安街南北的主要南北干线上：东单北大街叫瑞金路，东四北大街叫红日路，西单北大街叫延安路，西四北大街叫红旗路；宣武门内大街叫遵义路；花市大街到磁器口叫南昌路；府右街就在中南海西墙外，当时毛主席就在里面居住，所以府右街叫做“韶山路”到也贴切，日自韶山出嘛。只是不知道怎么忘了“井冈山”让人百思不解。

第二类路名是带有针对“封资修”批判性的。

    如王府井属于带有“封建帝王”性质的，所以偏要把它改为“人民路”。东西交民巷旧时是帝国主义租界地所在，遂改为“反帝路”，而“反修路”则非苏联大使馆南的东扬威路莫属了。至于龙潭湖，世界上那有龙？一定要改。于是乎龙潭北路改为“红湖北路”。大概考虑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不吉利，所以吧夕照寺大街，改了叫光明路。佟麟阁、赵登禹和张自忠三位都是国民党将领，虽然抗战有功，但这是现在的认识。在文革时，可是要“站稳立场”呦。所以这三条路都在改名之列：改成了“工农兵东大街”（相应地地安门西大街改成“工农兵西大街“）、“中华路”和“四新路”。

第三类是与路的标志性建筑和路的功能有关系的。

    如：东三环北路因有全国农业展览馆，故命名为大寨路。西城的月坛南街和月坛北街分别叫灯塔路和红塔路，是与当时的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发射塔在月坛公园内有关系。三里河路叫革命友谊路，是因为友好国家来宾去钓鱼台国宾馆，此路是必经之路。而文革是由北京大学等高校首先发起的，所以通向北大的白颐路那时叫文革路。

    此外，还有一类没有什么讲究，只是图个“革命的名字”而已。当时北京正在发展二_三环路间的建设，新路比较好命名，如：如西面的北洼路叫志远路，东面现在的京通快速叫长征路。南面的马家堡路叫秋收起义路；魏公村路叫为公路。

    可笑的是下面的：二里沟大街和百万庄大街分别叫做向东路、向群路和宇宙红路；东西皇城根改为霞光街、晨光街和立新路；珠市口东大街和天坛北街改为红光路与曙光路；骡马市和珠市口西大街改为红卫路与红卫东路；酒仙桥改为东红路；西大望路改为光辉路；东直路改为东风路；大柳树斜街改为东辉路；大羊坊路改为四季红路；百万庄西路叫增光路；北蜂窝路叫炬辉路。

    现在，您可以发现规律了吧？反正离不开红、东、光、辉等等字眼，极具时代特色。

礼士胡同 东起朝阳门南小街，西至东四南大街，南有支巷通演乐胡同、灯草胡同，北有支巷通前拐棒胡同。礼士胡同，明朝属思诚坊，称驴市胡同，亦称骡市，据传，此地曾是驴骡市场，故而得名。清宣统时驴市废，以其谐音改称礼士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瑞金路二十八条。

    据《燕都丛考》记载：“报恩寺在驴市胡同街北，不知何时创建，明朝天顺元年(1457)更寺名曰昭宁寺(又名常宁寺)，大学土李贤撰碑，碑已无存。”胡同内东口路北123号院为清大学士敬信旧居，民国时做过蒙藏院，今为礼士胡同小学。清朝乾隆时的宰相刘墉，故第在驴市胡同西头，其街南墙上曾有一横石，上刻“刘石庵先生故居”。石庵，刘墉的号。横石今不存。胡同内129号院的主人为清末汉阳知府宾俊，民国时，日本投机商李彦青趁日本大地震之机贩大米发了横财，买下这所院子。曹锟当政时，李彦青被枪毙。此后此宅又转手天津盐商李善人之子李领臣，李领臣请朱启钤的学生重新设计，使整个建筑风格典雅。解放后成为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后又为中国青年报社和电影局使用。1984年确定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