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寒云，原名克文，袁世凯子，一度为“二皇子”，风流潇洒，工诗善文，且富收藏，1926年初在天津开始集邮，同年10月起以所撰集邮见闻、心得连载于上海《晶报》，题曰《说邮》，翌年随鲁军入沪，日逐笙歌宴饮，结交集邮名家，购藏华邮珍品，并继续发表《说邮》，后因形势所迫，仓卒离申，散尽邮集。其集邮颇具传奇色彩，但今人已多不知详。华东师大黄祥辉教授素喜辑录旧报集邮资料，近因编撰《上海集邮史》所需，该书主编请其辑录《晶报》所载《说邮》，黄老师又作评注，本刊有幸先睹，特此刊布，以飨读者。以下，袁氏原文用宋体字，黄氏评注用楷体字，本刊附注则用幼圆体。

袁寒云1926年初开始集邮，当年10月至翌年11月撰写《说邮》，在上海《晶报》连载，凡54篇。这些文章表现出袁寒云在邮学上的研究精神和研究成果，就像一本本连续剧一样，展现出他的集邮经历。在邮学上，他的成果是丰富的，他修正了“民国四宝”，描述“限省新贴用”变体的出现过程、商埠邮局和商埠邮票的由来等，披露了有关福州对剖票、红印花小一元旧票、独具民国四珍、抱犊崮匪邮，与“门人”陈复祥、朱泽民交往等奇闻异事，值得一读。

由于袁寒云撰写《说邮》中有现已少见的文言文，难以阅读，评注者对其中难懂的地方作了注解；又因《说邮》的原刊编号有些零乱，评注者对其作了重新编号。

由于评注者使用的《晶报》缩微胶卷多处模糊不清，可能出现阅读差错；又因邮学水平有限，评注很可能深度不够，敬请识者指正。

一

（一）昔今觉作《邮话》（1924年1月1日至1925年2月24日在《晶报》上发表），癖邮者奉为圭臬（即圭表，比喻准则）。未几，以自撰《邮乘》（中华邮票会会刊）而辍笔，读者深致憾焉。斯时予（即我）尚无志于斯，而于《邮话》亦每再三流览而无倦。今予从今觉掌邮学，遂命胥录《邮话》于册，益珍为枕中秘矣。予之于邮，略窥涯略者，实《邮话》有以启之也，爰作《说邮》，以纪（即记）所历。

予初集邮，专搜券之图有列邦之徽者，盖用为考藏金货之助，匪专事于邮也，今则已舍之不顾，而于集货之余从事于国邮矣。按邮亦一代之制作也，予人之邮券必求其关于典制者，考而藏之。予最喜福州暂作一分一品，盖当时因飓风阻舟（今已查知，当时并无飓风），一分券不得达，乃特电请中央主管者，许以二分券，斜剖为二，别钤以英吉利文暂作一分之长方形印记，以为替焉，仅行一日，而一分券至，此制乃罢，印记亦立毁灭，故此品行者颇罕，存者尤希（当时希与稀通用）。作伪者，于是乘隙而起，赝鼎纷呈，其精者直可乱真，然终不能逃识者之目。真者，其方栏瘦劲平堑，四角锐整，字画则灵圆匀停，坚拔精润，圆印亦然，伪者适反是，荒麤（即粗）弱滞，摹拟之迹，弗或掩也。其上者，虽能具厥面目，其神则不可得矣。厥品于国邮中特然独立，趣意弥永，予见辄收之，以其居典制中，为最可贵者之一也。矧（音审，意“况且”）其印券辉映，尤美妙宜人，后重庆虽亦有裁分暂作之继，而其事不详，且无特殊之印记，纵厥值超越，而品列终出斯品之下也。

袁寒云《说邮》诉说自己集邮的经历，刊于上海《晶报》。全文54篇，第1篇可说是序，说明他读周今觉之《邮话》，受其影响，写作《说邮》。《说邮》第1篇已经谈到福州对剖票，说到福州缺1分邮票，电请中央主管者同意，将2分邮票斜剖为二作1分，并加盖长方形戳记，且只用一天。文中还谈到戳记真和伪的差异。

（二）人之集邮也为人，予之集邮也为己，何以言之，盖人之集邮，或待善价而求沽（指出售），或将争雄于坛□，或矜奇炫异，或夸富斗豪，若予以仅求自善者存之，赏心悦目，聊以自娱，不拘于其贵贱多寡也，斯盖言不同，而境亦殊矣。

予之言此，匪薄人而贵己也，盖为己者，独善其身也；为人者，兼善天下也。为己者逸，为人者劳，它日发扬国光，与列强竞胜，必兼善者之是赖焉。周子今觉，今国邮之王也，为人为己，兼而有之，著书十万言，藏券二亿金，其执东方之牛耳也，宜矣。初事集国邮者，多苦问津无由，求取莫从，复惧作伪者之为眩惑，于是兴多沮丧，予窃有进焉。海上有陈复祥、朱世杰二子，皆中华邮票会最初之会员，各有邮册，供人选易，所出让之品，为直既廉，而品尤精确，决不至使人有悔憾之虞。盖二子者，考藏汇年，鉴别精深，从无伪者能逃其目，倘有欲略集自娱者可与往还焉，其拟集全部之大成者，可求诸今觉。予力微识浅，而邮集得璨然可观者，悉三子有以助而成之也。苏州卢子赋梅亦邮商也，著有《中国邮票汇编》一书，所粥之券亦多佳者。斯数子之居址，《邮乘》中备载之矣。如有搜世界邮者，可问诸予友张维廉，张子与予同居沽上，予偶过西门子访之，子亦时过予居，子于世界邮学，挚求有素，匪寻常略读年鉴者，可同日语也。

本篇多次提到“集邮”一词，可见当年集邮已很盛行。本篇还写到当年国邮之王周今觉，著书十万言，藏邮二亿金，又提到上海著名邮商陈复祥、朱世杰，以及苏州邮商卢赋梅著有《中国邮票汇编》，可以说以上四人皆当年邮界精英。

（三）国邮之最罕贵者有四宝，有中立，前《邮话》已言之详矣。窃谓四宝中漏盖之红印花不当列入，盖印花未经加盖，则无关于邮也，其价直（应为价值）虽贵，不得目为邮中之宝，且列入四宝，尤足启外人轻视华邮之心，将谓支那贵券，区区四品，尚藉一印花券而足已成之，可以觇（音掺，窥视）其寡陋矣，如是宁不为国邮之玷（音垫，白玉上的斑点）耶，故予将以中华邮票会会员之地位，提出修正四宝之议案，请全会公决之，予意以万寿日本版加盖大字短距离二分改二分之新券替为四宝之一

（今已探明，万寿票未在日本印制，“日本版”今称初版），考诸名宿，以为如何。

沽上德意志伪商苏尔之Cholz者，客华廿余年，有集邮癖，盖藏以中立全套及俄罗斯客邮为最。中立诸券乃当时丐福州、汉口邮局中友人为易得者，完好精美，无与伦比，且曾携归彼邦，以数十金马克，乞某大公司加钤真赏小印于券背，字若蚁脚，以显微镜瞩之始辨，予友以友人张子维廉及解泽霖之介，斥千金易之，国邮至宝，重归故邦，予不仅以得宝自喜也，厥品真者绝尠，昔今觉详论之矣。

邮界又一个用显微镜细辨邮票，观察背面加钤的保真戳记。

（四）单券已难得，全套者尤不数靓（音亮，漂亮），今予一举而获此，洵（音荀，的确）古缘之原者也，真伪之判，其最显者，真者先加盖“临时中立”四横文，旋收回增盖“中华民国”四直文，加盖既有先后，其色遂微异。此作伪者至不易摹昉（即摹仿）者也；次则字迹，真者字画圆厚浑匀，迹透纸背，伪者或弱滞，或纤露，甚而有荒恶者，尤不足辨；又次则色泽，真者浓丽光匀，伪者黯澹昏沉，且伪之佳者多为旧券，若新券之伪者，尚未见有可乱真者也，盖新券背面胶水上必透有印迹，旧券则无之，此新者不易伪也。予所得与今觉所藏影印于《邮乘》第一册卷首者，悉相符合，了无差别，千真万确，至可信也。

外蒙古比岁以来，已定国名曰蒙古利亚，曾自发行邮券，今旧券已罄，新制未成之际，暂以印花税券加盖小印作为邮券，券用蒙古、俄罗斯两种文字，印用蒙古、英吉利两种文字，独无华文，其不奉正朔从可知也。券分一分、二分、五分、十分、廿分、五十分、一圆、五圆八品。一圆者仅印行五十纸，为最尠（即鲜），予已得其一枚，兹选印迹稍晰者十分一品影印于右，俾读者快睹焉。

《说邮》三、四两篇谈了两种邮票，一是红印花原票，袁寒云以中华邮票会会员身份，提出修正华邮四宝之议案，认为红印花原票未经加盖，不是邮票，他在1926年就提出异议，实属不易。但红印花原票不是税票，而是海关报关标记，现集邮界已形成共识。另一种是“中立”邮票中的“临时中立”、“中华民国”双加盖，文中已谈及袁寒云已购得，且用显微镜辨认是真品，并提出辨别真伪的方法：加盖文字字迹差异、色泽差异，且伪票绝大多数为旧票，又称收藏的该邮票与周今觉在《邮乘》描述相符。

（五）前清二分券裁分暂作一分行用，于福州、重庆外，长沙亦有如是者，惟福州一品当时有通告、有特印（指邮件上盖有英文暂作一分之长方形印记），为正式行用者，重庆、长沙二品，咸以寻常邮印钤销，且无行用明文，故不知其因由，然三者皆具奇趣，予绝喜搜之。福州虽多为伪品，真者亦尚易求，直至昂者，不越二十圆，其联原函者，予已得六枚，缀于片楮（音处，纸的代称）者一枚。重庆已罕于福州，人尚多有知之者，长沙则知者亦尠，斯二者予各得其二。国变后（指清朝之后民国）之邮券，未闻有剪半用者，而予竟有一奇品。昨得明信片一，上贴半分券一枚，一分券一枚又半枚，半分者贴一分剪半券之上，其销印适在余空之间，可知绝非后来剪去者。片于今岁五月五日自天津寄往北京，不知当时邮局何以承认而递寄之，比至北京，京局则钤以T字大印（字印乃欠资符号），是不认此半枚之一分也明矣，而又未加贴欠资券，如此佳品可云无两，然就邮制论之，实一儿戏之品，无一文价直，可断言者也。

本文又谈对剖票，谈了福州对剖票与重庆、长沙对剖票的不同，文中所谈明信片一分对剖票寄局承认，可能是没有看清之故。

——原载《晶报》

                —刊于《上海集邮》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