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各大邮资机公司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很感兴趣，试图打入中国市场。征得中华邮政当局同意，从1926年起，这些公司先后在上海邮局进行长达十年的邮资机展示和试用的实验。在对邮资机接触和认识过程中，中华邮政当局终于下决心从国外购置邮资机，建立邮资机服务系统。

（一）. 1936年，中华邮政向英国环球邮戳（Universal Postal Frankers,简称UPF）公司定购一批Mult-Value型手摇式邮资机。而来华展示那台Mult-Value型邮资机即被购置，安装在上海邮政总局，于当年6月15日投入使用，成为中国第一台正式用于邮政业务的邮资机。这是一种“多种数值”机，其表头的戳模有两个数字转轮，可以盖印从0到99以内的任意数值。启用的邮资机符志是参考当时使用的伦敦版孙中山像邮票的图样设计，其中心人像部位改设邮资数值。可能由于机械故障，这台机号为“U1”的邮资机仅使用了1个月左右，于当年7月19日停止使用。

    Mult－Value型邮资机在上海投入运行，标志着中国邮资机进入正式使用时期。然而，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致使中国邮资机的引进使用的步伐停顿了10年。前期定购的一批Mult－Value型邮资机迟迟未到货。

（二）.  1940年，中华邮政另从环球公司定购的1台Teltax型邮资机运抵上海，置于上海邮局。这是一种为收取电报资费而设计的邮资机。与Mult－Value型机相同，这台机号为“TI”的邮资机也是“多种数值”机，其戳模上的邮资数值为4位，各位数字均可改变。当时日伪政权对留在沦陷区的中华邮政地方部门的控制日益加强，上海邮政部门处境艰难，无暇顾及推广邮政新技术，这台机器经短期试用即被长期闲置。直至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才将这台邮资机正式装置在上海邮政总局包裹柜台使用。此机启用的邮资机符志与Mult－Value型机相似，但邮资戳为正方形，日戳位置相对较低。同年，抗战前停止使用的上海那台Mult－Value型邮资机也被修复改造，安装于包裹柜台，再次投入邮政服务。启用的符志的邮资戳改为正方形，邮资数值改为4位。然而使用一年。1947年，抗战前中华邮政从环球公司定购的一批Multi－Value型邮资机运抵中国。共36台，分别装置于全国约20个大中城市的主要邮局。根据邮资机符志上的地名统计，这些城市装置的邮资机数量分别为：广州4至5台，上海和南京各3台，昆明和贵阳各2台，北平（北京）、太原、西京（西安）、兰州、天水、济南、无锡、苏州、杭州、南昌、福州、厦门、汉口、长沙、衡阳、汕头、桂林、柳州、苍梧（梧州）、成都和重庆均为1台。其中北平、太原、西京、济南、苏州、杭州、南昌、衡阳、柳州等地未见有邮资机符志留存，可能这些城市的邮资机在中华时期未曾启用。这批邮资机的邮资数值整数是4位，均可改变，小数2位，固定不可变动。采用“小雁图”邮资机符志，小型的鸿雁图位于邮资戳的右上方。主要用于国际信函邮件，已知最早见用于1948年7月。那台axTelt型邮资机也同时改用“小雁图”符志。

（三）.   1948年，从美国必宝（Pitney Bowes，简称PB）公司购置的8台R型邮资机运抵中国。它也是一种“多种数值”邮资机，邮资数值3位，均可改变，分别装置于上海（4台）、南京（2台）、杭州（1台）和北京（1台），但这一时期仅见有上海和南京两地使用。采用“大雁居中图”邮资机符志，大型的鸿雁图位于邮资戳中部，雁头向下。已知在邮政上最早使用时间是1948年。同年，从瑞士哈斯勒（Hasler）公司定购的1台F88型邮资机运抵中国，分配给上海邮局，用于包裹邮件。这也是一种“多种数值”的机器，邮资数值7位，均可改变，采用“大雁居上图”邮资机符志，大雁图位于邮资戳上方，雁头向前。最早见用于1949年2月。

     这47台从国外引进的邮资机（37台环球公司的Multi－Value型机、1台环球公司的Teltax型机、8台必能宝公司的R型机和1台哈斯勒公司的F88型机）构成了中华邮政的整个邮资机业务系统。这区区数十台邮资机，对于幅员辽阔，邮政网点众多的中国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

   中华邮政的邮资均设有机号，反映在其盖印的邮资机符志上。在邮资戳的左下方刻有机号。开始是实行全国统一编号，由机型的第一个字母加上统一的序号组成，如U1、T1等。后来再加上地区编号，如U10NO.6等。最后只保留地区编号，如NO.6等，而大多数符志的编号改用汉字，其前加刻城市名称，如沪[二]、桂林[二]等。尽管政权更迭，邮资机的机号在整个使用期间保持不变，故而我们可以追踪特定邮资机在同时期的使用及其邮资机符志的变化情况。

    中华邮政时期，邮资机主要置于各地的中心邮局，部分借给客户使用。邮资机符志很少设置配有邮资机的邮局可预先在专用的签条上盖印“邮资券”，替代邮票，供用户购用。已知上海、广州、汕头、长沙、成都、重庆和贵阳等地发行过这种邮资券。邮资券有的照常印有日期，但多数或只印月份，或干脆废除日戳，只保留邮资戳，使用时须用邮戳盖销。另外，如同邮票一样，邮资券不一定必须当日使用，可留日后使用，且可在异地使用，这些都表明这种邮资券不属于邮资机符志，而是一种临时邮票。

    （四）.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解放区日渐扩大，华东地区也回到人民手中。华东邮政管理局成立后当即决定将从中华邮政接收的邮资机投入邮政服务。按规定沿用中华邮政的邮资机符志，将铭记改为“华东邮政”，邮资数值以人民币为单位。华东邮政“大雁居中图”邮资机符志。当时仅有上海、南京、无锡和杭州四地启用邮资机，南京、无锡和杭州使用环球的Multi－Value型机，上海则使用所有4种型号邮资机。已知最早使用日期是1949年6月6日，沿用至新中国成立之后（1950年7月8日）。

   另外，1949年底华南区广东邮政管理局（广州、汕头等地）也曾利用邮资机印制“国内邮资已付”临时邮票。邮票图案中将符志的日期数字取消，邮资戳中仍保留“中华邮政”铭记。

（五）.  建国后，从1950年开始，全国各地陆续启用从中华邮政接收的邮资机。邮资机符志初期以原有设计为基础，保留鸿雁图，将铭记改为“人民邮政”或“中国人民邮政”；或取消鸿雁图，将铭记改为“中国人民邮政”。1955年后，邮资机符志图案另作大变动。根根实物判断，可知此时期有十多个城市启用邮资机，其中天水、济南、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南昌、武汉、衡阳、广州、汕头、柳州、成都、重庆、贵阳、昆明、太原和西安使用环球的Multi－Value型机，北京和杭州使用必能宝的R型机，上海使用所有4种型号邮资机。

    1960年，向瑞土哈斯勒公司购置的2台F88型邮资机运抵中国，分配给上海邮局使用。这是新中国邮政1980年前仅有的一次向国外进口邮资机。其邮资机符志另行设计，取消了鸿雁。

(这几十台邮资机就构成了早期新中国邮政的邮资机服务系统。由于使用年限较长，一些机器陆续损坏报废。建国以来，人民邮政部门一直致力于研制生产自动化邮政设备，以替代进口邮资机。上世纪50年代初，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及70年代初，上海、北京、南京、无锡、西安等地先后使用一些称为“自动寄信机”或“自动邮资已付机”的邮政机械，这些机器盖印的戳印与邮资机符志相似，一般由邮资戳和日戳两部分构成。此类机器由于设计存在缺陷，经常发生故障，故一般使用个把月或一二年即停用。
  戳印是邮资机符志，还值得商榷。因为此类机器的戳模只刻有一种固定的邮资数值，每台机器只能盖印一种邮资数值，而邮资机则可根据邮件种类和重量盖印相应的邮资数值并具有计数、记账和结算功能。此类机器并不具有这种功能，故难以将其认为是现代意义上的邮资机，如硬要说它们是邮资机，则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准邮资机”，类似那些在20世纪初期现代邮资机发明前出世的那些原始的不完全具备邮资机功能的“准邮资机”。由此可见，此类机械盖印的戳印也就难以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邮资机符志了，可以将此类戳记定名为“邮资已付机符志”或“寄信机符志”)

     70年代末，中国邮资机服务系统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由于损坏报废，到上世纪70年代，还在正常运行的邮资机不会超过40台。若按人口平均，每两千万人才拥有1台邮资机。与此相比，邮资机大国美国同期每200人即拥有1台邮资机。
  

（六）.   80年代初开始，中国从瑞士哈斯勒公司和美国必能宝公司进口了几百台邮资机，全国各大中城市主要邮局均配置了邮资机，邮资机使用日见广泛，这标志中国邮资机的使用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