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东北事变，稍后各地先后沦陷，自始长达14年，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东北地区才光复。

东北沦陷初期，仍使用中华邮政邮票、邮资、邮戳，所以如非细品，实与未沦陷无异。

随着沦陷地区抗大，日本扶植之伪满州国政权于1932年3月1日成立。初期同样使用中华邮政邮票、邮戳，但开始拒绝执行中华邮政的资费调整规定。

以往对这段邮史的研究，多以关内外通邮、不承认满州国邮票等为主。而鲜有探讨在满州国成立和发行邮票前、后与关内通邮这段邮史的。

相信其原因是一来邮品少见，二来从表面难看出有何区别，故如非深好此邮史者，实难有所发现。

       2017年国家又有新动向，抗战从1931年9月18日算起，抗战8年成了14年，以后的抗战邮史研究，又需重新去定位了。

个人对此收集不多，但也有少少了解，以下举例两件邮封，希望抛砖引玉，也为抗战14年邮史研究先行一步。

图1近期上海华宇拍卖的一件1932年8月4日从滨江（哈尔滨）二支局寄山东青岛之挂快，贴北京二版帆船4分加盖“限吉黑贴用”四方连，邮资共16分。

本件于9月3日才到达青岛，真是欲速不达，快件居然走了一个月，而正常情况，只需4天即达。

本件到达青岛后，又于9月5日加贴农获30分、双圈孙像4分各一枚，邮资合共34分，至于本件为何如此？原主人未有解读，此件原为张恺升前辈《中国邮戳史》一书中的实物（图2），只提到邮票、邮戳。

那么这件邮封如何去解读呢？又怎样通过它来反映东北沦陷的初期的特殊邮史呢？

查邮资可知，1932年5月1日开始，中华邮政调整资费，平信由4分调为6分，挂快邮资12分不变，其后又于5月20日下调为平信5分。

即此件正常邮资应为平信5分+挂快12分=17分，但本件只纳了16分，尚 “欠资”1分。

正常情况下，挂号信在柜台面交，少纳邮资的机会不大。而本件又无欠资信息，而且只欠1分，也不可能到达后要补34分之多，真是令人百思不解。

好在平时积累的邮识，正好派上场，因为我知道东北沦陷后，满州国成立后即拒绝执行中华邮政之调资命令，所以本件有可能沿用旧邮资。

而在东北沦陷后，直到1932年5月1日才首次调资，此前邮资为平信4分+挂快12分，正是16分，故本件符合此旧邮资。

邮资可解，那是否有文献支持？当然也难不了我，在《中国近现代邮政资费史》一书中，查到了根据，满州国确实拒绝执行中华邮政的新邮资。

至此所贴16分邮资之谜破解了，那么封上青岛补贴的34分邮资又是何解？

原来，1932年7月23日国民政府因东北沦陷，决定停办东北邮政，撤退东北中华邮政人员，各地邮局停止收寄东北邮件、汇款。

7月25日交通部邮政总局电令：由东三省发来进口邮件，除由南满铁路区域寄发者外，无论由大连或其他邮路转来贴有伪满洲国邮票、日本邮票或中华民国邮票用伪国元年日戳涂销者，一律科罚欠资。

7月26日,伪满洲国邮票发行，中华邮政原使用邮票也于稍后停用。

故尽管此封上所贴是中华邮政邮票，邮戳取巧不用伪满洲国元年而用公元。但中华邮政一样不承认，照罚欠资处理。

此时，挂快邮资为17分，罚倍为34分，至此本封邮资完全合理地破解，此件在满州国邮票发行后继续使用中华邮政邮票，并与关内通邮，相信是非常罕见的特例。

图3则是一件曾刊登在《中国邮史》第75期封面的邮品，此也可证本人对东北沦陷初期邮史确有小小收集。

此件为平岗镇1932年6月23日经沈阳6月26日寄青岛的挂号邮件，邮资为16分。与上一件不同，执行的是1932年5月1—19日的6分短期邮资（平信6分+挂号10分=16分），为什么会样？原来与沦陷区范围逐渐扩大有关。

很多人以为“九一八”后东北全沦陷，实际这是天大的误会，东北各地沦陷是有一个过程，而且中华邮政撤退也是7月23日之后。相信此地在1932年5月1日中华邮政执行新邮资时尚未撤退，而当19天后，再下调邮资时，该地已让满州邮政接管，故拒绝执行新的邮资，但又不下调回1932年5月1之前的邮资。

由于此时中华邮政在东北尚未全撤退，关内邮局很难区别那些是满州国、那些是中华邮政邮局收寄邮件，故只得全部承认这些邮票与邮资，所以本件不作欠资处理。

这也导致了满州国内，不同地方执行不同邮资的特殊情况，此种客观又真实的邮史现像，正是东北沦陷初期的真实写照，确为可遇不可求又充满趣味的邮品。

此两件不同时期、不同资费、不同处理方式寄关内同一城市实寄封的发现，为日后研究该地区邮史提供了珍贵和重要的实证，以后发现同类邮品时，就可以轻易的破解了。

有意思的是，我国官方规定满州国、沦陷区邮品不得参展，这两件确确实实的满州国邮品，相信一定可以参展。因为邮票、邮戳等没有任何伪满州国信息。

反而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那些继续沿用，但却百分之百属中华邮政特许的贴伪政权邮票封片，却一定不能参展，这种可笑现象，相信还会持续一段日子。

特别鸣谢：上海华宇拍卖公司

狗尾续貂之       民国《大公报》上的邮政史料二则

社会上的报纸会常以新闻消息的形式刊登一些邮政信息，这些信息因为有时效性，读者阅读后也就放在一边，正式的邮史类出版物多不载。事过境迁很难再找到，当时的邮政信息会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容易被被发现。

笔者在石家庄的旧书市场购入了一张1932年的大公报，上面刊登了一则消息和一篇社评，都与邮政有关。

报纸是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1932.7.14)出版，在第三版有一则“东北邮政权”的消息：叛逆仍在图谋 沈阳十三日新联电“满州国交通部”决定实质的接收邮政，业定八月一日起发售新邮票及印花等。事先曾与沈阳邮政管理局长汉里德氏（意国人）接洽，曾请其于十二日以前到长春，汉氏未允。故“交通部”严限其于五日内前往。

918事变后，日本人扶持溥仪为“满州国皇帝”，俨然成为一个国家，在沦陷的东北境内只有中华邮政仍隶属于国民政府管辖，邮政机构和人员及业务均于关内相同，日伪政权对此十分忿恨。想要和平接收邮政也想了不少办法，如对邮政职工加薪、对管理人员升职等等。中华邮政人员对敌寇痛恨之极，拒不配合只听命于国民政府。《大公报》的这则消息透露出日伪欲在1932年8月1日强力接收中华邮政，发行满州国邮票。

1932年7月24日，河北邮政管理局邮务长科登签发第401号通令：“所有寄往东三省之封固及散封之邮件，现在均应退还原寄局。此后对于寄往东三省内各处之邮件，不问其为以前收寄者，抑系以后由信筒或信箱检出者，均应退还寄件人”。接着是不转国外寄东三省的邮件。7月29日，邮政总局第127号半公函通令各局：“如各局收到由外洋发来转出去东三省各处之信件，无论其为平常、挂号或系保险，立即退回原寄局”。这样，不论是自收的国内寄东三省的邮件，还是承转的外国寄东三省的邮件，全部退回原寄局和寄件人。

报纸第二版刊登的是社评“东北之海关与邮政”

自日本表示决心承认彼所手造之所谓“满洲国”，中日之间恢复亲交几成绝望。今后为东北问题只有事事与时时与斗。本此立论东北之海关邮政两争端，实应再接再厉不可放任，致同默认。

（海关问题与邮政无关，略过。）

邮政问题虽与海关有别，然其影响一般公众尤为迫切。日本人企图接收东北邮政蓄意已久，因中政府漫不加察，致有经管各区邮务长于四月一日与伪国妥协之举。当时东北邮工曾有通电，本报社论亦致呼吁，卒未能引起当局者注意。迩来伪国有于八月一日发行新邮票之说，东北邮权届时势将沦丧净尽。政府近似已觉察及之，因有采取封锁与撤退两办法之准备，实即两三月前吾人之主张，近则惜乎已迟。说者多谓伪国未经国际承认，邮票不能用于境外，以为足以制其死命。实则邮政关系公众利便，东三省外侨众多，伪国在其境内发行邮票，外人断不会反对之理。至于国际邮便，则大连、沈阳、长春皆有日本邮局尽可代办；且事实上长春日本邮局距今六年前已与欧洲各国交换邮包。此事明明侵犯中国主权，只以我方漠不关心听其越轨，今日乃适予莫大便利。此际我纵撤销东北各地邮局，彼在境内固不受些须苦痛，在国外则有日本邮局驾轻就熟从事转递，是伪国虽未加入国际邮联，实际不受妨碍，反足以添加日本邮政之繁荣焉。此又东北特殊情形，未可以常理论之。我若撤销东北邮局，面令西北利亚联运之邮件改由海路运欧则陆海交通，迟远相去太甚，如前者至快一星期可达，后者至迟可逾四十日，旅华外侨于此决难同意，故纵令我方宣布对待东北邮政办法终无实行性。吾人以为与其封锁无效，不如变通应付，一方撤销国内邮政听伪国之创建；一方尊重国际邮约义务，保留国际邮权，留一部人员在东北各处专司外国邮件之转递，以杜日邮之侵越范围，便利各国侨华人士通信。此事只须各国赞同，伪国于此不能干涉，日本于此不能代办，其于保存中国东北之最后主权为利甚大，比较无作用之撤销，无效力之封锁，才有价值。八月一日之期转瞬即至，当机立决。勿以为全局已输，何争一着而自暴自弃也。

1932年4月1日，东北邮政当局为使邮局正常营业，和敌伪接触谈判，东北邮工通电反对邮政当局对日伪政权妥协，提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持主权，得到全国邮政工人的支持和声援。

东北中华邮政奋起抗争，于1932年7月24日撤回关内，至此关内外断邮。这份《大公报》是断邮前十天出版刊载的社论，是邮史研究的珍贵史料。

关内外同胞血脉相连，亲情不可能中断的。断邮后敌我双方均感压力极大，不得不另觅途径，通过谈判，定在榆关交换关内外邮件。这段通邮史唐秋涛先生在《河北集邮》报有详细著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一阅。

                                                  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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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6-9 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