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上海电影节放映《外滩》一片，电影中出现了赫德的铜像。这座铜像最初竖立在外滩公园前，后来迁至海关大楼前，赫德面向海关，微微低头的造型，让我们又想起了赫德。

2009年2月，笔者曾在本刊2009年发表《晚年赫德》一文，今天笔者想对赫德办理中国邮政的功过作些分析。

关于赫德以及对赫德的评价，国内外都有争议。近年来，通过互联网可以查到与“赫德”或“Robert Hart”有关的条目分别为74.6万条和206万条。2003年9月，中国海关学会等在厦门召开的《赫德与旧中国海关研讨会》认为，赫德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利益的“忠诚卫士”和总代表；对清政府，他奉行扶植和改造的政策，力图把中国的发展置于列强的严格控制之下。而赫德建立的旧海关的财务制度、统计制度、人事制度以及服务商界建立的关商合作机制等管理制度和管理理念对建立现代海关制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广泛介入各种非海关活动，是中国近代海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赫德所介入的中国邮政的建立及其早期发展而言，对赫德的评价是目前邮政界和集邮界十分关注的。

作为中国海关最高长官的总税务司赫德，办理中国邮政是他最主要的非海关活动。海关办邮政，这在世界邮政史上是罕见的。

中国海关于1866年开始兼办邮政；1878年开始试办邮政。在当时，民信局在国内城市中已十分发达，并实现全国联网，且已取得商民的信任；列强客邮开始打入中国，侵占中国邮政主权；为官方传递文书的驿站在全国早已形成网络，办理邮政是十分困难的，1878年海关办理华洋书信馆的失败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于是，赫德采取了另外一种策略，即先在一批已建立新关的通商口岸城市建立邮政机构，为官民传递邮件。

1896年，面对工部局书信馆在全国范围的扩张，大有压垮海关邮政的形势下，赫德与总理衙门不失时机地奏请正式开办国家邮政，并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

对于全国范围内民信局等方面的竞争，赫德总税务司兼总邮政司采取什么策略呢？总的策略是对民信局进行利用与限制（参见080337），即在不撤销民信局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它们。他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依靠已建立海关的通商口岸城市税务司兼邮政司出示通告，要求各民信局赴海关挂号领照后继续营业，同时接收工部局书信馆，控制全国各地中外轮船公司，不准再为民信局运输邮件，违者重罚；规定民信局“代邮政局收取信函，仍交邮政局递寄，每函重不过二钱五分者收资二十文”，而民信局代邮政局“代发信函，每封得钱五文”，民信局收取的信函、包裹交邮政局运送，“邮局代民局附寄取资较廉，每磅仅收小洋银一角”（参见080337）；“尚未设局之处，所有信件仍交挂号民局运送，其信资即由民局自行酌定收取”（参见080438）。这样一来，海关只通过全国27个通商口岸邮局，利用民信局已形成的网络，将商民的邮件寄达全国各地。也就是说，全国所有已挂号领照的民信局也变成了在国家邮政控制下为中国邮政邮局寄递邮件的机构（当时还称作“联政局”），这是一个非常巧妙而又富有创造性的做法，也是当时国家邮政能顺利建立和发展的重要举措。从1904年起，每年度《中国邮政事务总论》④（以下简称《总论》）都要对民信局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并列入国家邮政发展总表。在1921年《总论》所载《置邮溯源》中曾称，早在1900年，赫德对于民信局就曾说过：“各民局目前既可暂时延日，且与邮政并立而存，不受邮局之牵制，而终久又可为国家邮政吸收无遗，且毋庸加以限制或禁止也”。又据1904年的《总论》称，总税务司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发有札谕，其语义系谓“中国商家久有寄信之法，业经积年累世，遍布各省，恃以为生，而新设之邮局尚不甚多，一时未能扩开，各处所带寄信函、包裹等件自必仍需民局办理。是以治理之方，莫如就其既久且彰之业，整顿而鼓舞之，使其入我范围……业经挂号仍系任便自办其事，与邮政相辅而行，惟至其终，无须强迫压制。其将来情势自必统入通国邮政之内云云……”。也就是说，已经把民信局状况视为中国邮政的一部分加以统计和分析，各年度《总论》中均详细记载替民局寄递民局包封、信件数量，如1905年达889.6万件之多；从1907年起《总论》专设“民局”一节，记载十分详尽。又据1906年《总论》记载，“对待民局之事，是年略为变通。向章往来通商口岸之民局包封（指民局将信函、包裹等邮件打包，交邮局代寄——笔者注），概免纳费，其非通商口岸之地，无论用轮船或火车，仍须照章纳费”。可见，当时国家邮政对民信局是相当照顾的。当时“邮政每年代民局往来通商口岸寄送八九百万信件毫不纳费”，这是一笔很大的费用。过去有人认为赫德在办理国家邮政时对民信局进行“打压”，笔者以为还是提“限制”较好，因为当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近代邮政，代替民信局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赫德及其以后邮政官员后来逐渐加大限制的力度，但又让全国差不多数十万从业人员能维持生存，迫使他们改营其他行业，这种政策是稳妥可行的。

从1866年赫德向清廷提出按西方办法办理国家邮政，到1896年正式开办国家邮政整整30年。赫德在当时曾说过“邮政开办已经嫌晚了”，并感慨地说：“三十年的旧话，二十年的经验，最后终于成功了！”意想不到的是，既然说“嫌晚”，在国家邮政正式开办初期，赫德竟然奉行“慢”的政策，以慢取胜的策略。因为他懂得，众多的民信局和驿站依然存在，而且不可能用行政手段使其消灭，否则会引起强烈的反抗，会欲速则不达⑤。大清邮政开办的第一天上海发生大规模民信局闹事和一周后发生民信局对信差殴打事件（参见080538），也说明了这一点。实践证明赫德的策略是对的。在赫德办理国家邮政的1896～1903年的最初7年是“无的款拨给办公”的，他依靠各地海关邮局和海关经济力量，以最初全国27个通商口岸城市邮局为中心，稳步向四周扩展，到1905年、1908年和1911年，全国邮政局、所、代办处从1897年的27个，分别发展至1626个、3493个和6201个，仅用18年的时间（美国用了近60年，印度用了30年）就实现盈利（参见100537），并使邮政成为旧中国所有国家公用事业中为大众和各国公认为最值得信赖的行业。过去，我国曾有人批评赫德采取“慢”的政策，或有意放慢邮政发展速度（参见081236），特别是激烈批评赫德给大清邮政总办葛显礼书信中说的“我们应该效法的是龟行，而不是兔走”。其实赫德这样说是有原因的，因为葛显礼平日言论、行为往往过激，主张将民信局一律关闭。在这里，赫德只不过是一种能使葛显礼清醒，打比方、夸大的说法。另外，在评价赫德对中国邮政加入万国邮政问题时，曾批评他有意不加入，或不积极申请加入。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的。早在1874年，以赫德为首的中国邮政使团就正式请求参加在巴黎举行的万国邮会。又据1904年《总论》回顾中国邮政发展历史的长篇文章中就谈到：“溯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宣布谕旨之后，中国政府即行文照会瑞士联邮总局（指万国邮政联盟总局——笔者注），声明大清设有邮政，并称诸事就绪后即当列入联邮。届时中国邮局……一切遵守联邮章程。此意在光绪二十三年华盛顿举行万国联邮大会时，又经中国所派会员墨贤理、戴乐尔、赫承先（赫德之子——笔者注）等，在该会上一一称述……”；1906年，中国又受意大利邀请，由赫德派中国驻意大使黄公使和赫承先出席“罗马万国博驿会”，“……赫税司即往各处谒商一切。” 1906年5月9日，中国代表在会上用法文演说，“内称中国自光绪二十二年既赴华盛顿驿会以来，所办邮务渐次扩充……”。博得“阖堂鼓掌称赞”。实际上，赫德在当时清醒地认识到，万国邮政联盟也无法帮助中国解决众多民信局和客邮局等多元邮政状况，中国也无法完全履行会员国所要承担的义务，因此只得采取不急于加入万国邮政联盟的做法，但赫德在办理中国邮政时是基本按照万国邮政联盟的惯例和章程行事的。特别是，赫德采取与法国、日本、美国、德国等会员国订立邮件互寄协定的办法，且订立章程后，“中国邮政不但与他国友谊愈敦，并可享万国邮会之优益也” 。也就是说，中国“事实上已如会员国一样”或“与已入邮会无异” 。中国邮政也获得了快速发展，据1909年《总论》将1908年中国与各国经办邮务的情况进行比较，中国每年经办邮件的数量已达3亿1000多万，已排名世界第14位。

综上所述，赫德在办理中国邮政的40余年中，能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灵活地采用适合中国的策略和举措，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其为中国邮政“筹画各事未尝有损中国之尊严，或伤中国人民之感想（情）”，在当时，他制订的许多有创造性的邮政管理制度和方法，对中国邮政的发展也起了积极作用，也是其他人无法做到的，不愧为是“中国近代邮政的创始人”。但是，他作为各国列强的总代表，与办理海关事务一样，也是力图控制中国邮政，特别是严格控制中国邮政的人事权，从而使中国邮政按照他们意愿发展。

至此，笔者又想起了曾竖立于海关大楼正门广场上的赫德铜像。据记载，赫德逝世的消息于1911年9月21日从伦敦传到上海后，江海关税务司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代表联名动议，很快就组成了一个赫德铜像委员会，由海关、邮政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代表参加。次年，该委员会审议接受了伦敦设计师亨利·贝格拉姆（H.Pegram）的设计方案，其蓝本是1908年赫德离华前最后一次为他举行的告别宴会上的神态。赫德铜像高9英尺，底座有四级石阶，然后是高高的花岗石方形像基。像基四面中部嵌着4块铜牌。西面（即面向海关的一面）正面的铜牌上面铸造的英文铭文是哈佛大学校长爱理鹗（C.W.Eliot）撰写的，其下面是中文的大致译文；北面是一幅墨丘利（罗马神话中的商业、交通神；希腊神话中的赫耳墨斯Hermes，为众神的使者，他行走如飞，多才多艺）行走于地球之上的图画，象征着赫德在中国“创办全国邮政”；南面是一个手执圆灯的妇女，裸足站在海岸之上为过往行船导航，象征着“建设沿海灯塔”；像基背面，即东面的铜牌上铸造着一张赫德历年所受荣典表。可惜，这座铜像于1942年被占领上海的日本侵略军拆毁，用于制造杀人的子弹。幸运的是刻有“赫德铜像”几字的花岗岩像基在1986年于河滨公园中发现，现藏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赫德，作为屈指可数、19世纪最重要的“中国通”，早在1901年就曾预言，“五十年后中国将是一个独立的强国，中国将从外国人那里收回外国人从中国取去的每一样东西”⑤；以及1900年11月在英文《双周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的预言：“二○○○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一九○○年的中国”；“中国决不可能永远处于屈辱的地位，它必定是崛起有日……”。他的预言在今天都实现了。（黄祥辉 曹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