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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
    邓小平在讲话中将我们党一贯所强调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原则,科学地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指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题”。邓小平提醒全党注意那种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在一小部分人中蔓延,他指出“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的。”邓小平还论述了四项基本原则是完整的指导原则,论述了它的核心。他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并强调指出,每个共产党员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的动摇。
1987年10月,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重要内容写进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1992年10月18日,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正式载入党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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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敢八八事件是2009年8月在缅甸果敢发生的一场战争,交战一方为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另一方为缅甸联邦政府。自8月8日开始的军事对峙而引发难民潮,因此被称为八八事件。
2009年8月7日,缅甸军政府所属的部队以缉毒为由,要求搜索果敢特区部队所属的枪械修理厂,遭到拒绝,两军形成对峙。[17]
8月8日起,果敢民心恐慌,传言果敢将与军政府开战。数以万计的平民向东避入中国。各方协调下,局面有所缓和[18] 8月11日起,果敢特区政府发布消息,缅甸政府军开始撤离果敢,情势趋于平缓。特区政府出面安抚民心,呼吁百姓返回果敢。[19]
8月24日,情势转变,果敢特区政府发生政变,彭家声下野,特区政府网站、论坛关闭。
8月27日,有目击者看到因骚乱逃往南伞口岸的五名缅军被中国军队抓捕。起因是果敢军队突袭缅军,有20多名缅政府军人缴械。
根据当地(果敢)的消息,果敢已被为数3万的缅甸政府军队控制。而退守山区的果敢同盟军队则伺机反击。[20] 有消息称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已经联合佤邦军队意图赶走缅甸政府军队。[21]
8月28日,据云南省红十字会副会长何永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证实,一枚炮弹28日从缅甸落入中国境内,造成1人死亡,数人受伤。[22]
29日,果敢领袖彭家声透过环球时报表示,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正与缅甸军政府作战。在27、28日两天的作战中,果敢同盟军共击毙30多名政府军士兵,俘虏50多人。他还表示,政府军的行动已经给果敢造成了上百亿人民币的损失。[23]同日中午,许多果敢军人退入中国,中国依国际惯例将他们给予缴械并就地给予难民身份进行安置。[24]缅甸军事分析者Aung Kyaw Zaw对伊洛瓦底江杂志社表示,估计放弃抵抗退入中国的果敢军人至少有700人。[24]
30日,局势趋于平缓,中国政府与缅甸政府经过磋商后,各自发布了新闻,缅方向中方就中国公民的损失致歉,并公布伤亡数字,强调战事不会影响中国在缅甸的输油工程。[25]缅甸军政府宣布战事结束,已成立新的果敢政府。[26]彭家声则透过电话否认果敢已经投降。[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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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万平方公里的江心坡、南坎如何划入缅甸始末

  三十年代的中国人只要是关心国事的,都知道中国有两大片土地被帝国主义列强所侵占:一是被日本帝国主 ...
alainfang 发表于 2009-9-15 09:18

直到现在,那里还是相当的复杂,不是一,两句能说的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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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alainfang 于 2009-9-15 09:20 编辑

http://yinyingtianyun.blog.163.c ... 720020097317502532/
8万平方公里的江心坡、南坎如何划入缅甸始末

  三十年代的中国人只要是关心国事的,都知道中国有两大片土地被帝国主义列强所侵占:一是被日本帝国主义所侵占的东北三省,二是被英帝国主义所侵占的西南边陲的江心坡地区及片马边城。这两大片土地是当时灼烧中国人心灵念念不忘的国耻家恨。抗战胜利后,东三省收复,但西南这片约相当于整个安徽省面积的土地江心坡,则在一九六○年与缅甸划界时,白白让与了外人。与此同时出让的还有现今云南丽江县境外的边境重镇--南坎。对五十年代后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南坎和江心坡早已是被遗忘的地名。

  江心坡与南坎的历史与香港十分相同,但后者收回,前者却放弃,两相比较,使人感到主权神圣国土不可弃之类原则纯是空话,争与不争,全出于现实政治利益的考量。

  江心坡地区是位于云南高黎贡山之东恩梅开江及迈立开江之间一个狭长地带,长约两千里,阔约五百里,其北起于西藏察隅县,南到缅甸尖高山。

  片马是位于恩梅开江下游,内地与江心坡相通的一个边境重镇。这片土地是清朝云南腾越州所属的大塘、止那等土司控制的地方。其地少数民族多与汉民族有深厚渊源,如其一支濮曼族人自承是蜀汉时诸葛亮平南时所遗汉人士兵的后裔,至今仍祀奉诸葛武侯。一八五二年至一八八五年之间,

  英国发动三次侵缅战争,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帝国主义遂通过缅甸此跳板染指中国西南边疆,于一九一三年武力占据片马,断绝江心坡与中国内地之通道,并于一九二七年吞并江心坡。但民国政府始终未曾承认过,一九二九年中国政府云南交涉署曾向英国驻滇总领事提出过抗议照会,称“查江心坡一带仍属我国领土,查此滇缅界务尚未勘定,片马交涉尚未解决之际,缅甸政府复派兵经营江心坡一带,并掳去山官十一人,殊失中英亲善之旨。准函前由,相应照会总领事查照,转电缅甸政府,迅将派往江心坡以北各地之私桩一律撤去,静候将来中英两国派出之大员会勘,至纫睦谊。”今日台湾发行的地图上,江心坡和以西的孟养土司控制地仍在中国版图中。

  所割土地比台湾还大一倍

  一九四八年缅甸脱离英国独立,仍霸占江心坡地区不放,而我们则为了与缅甸交好向缅方表示愿意放弃大片国土。一九五七年周恩来与缅甸总理吴努会谈时表示承认当年由英国所划定但原不被中国承认的中缅国界线,即英人所划的中印麦克马洪线的缅甸段。三年后我国与缅甸签署边界条约,仅收回片马,江心坡则一笔勾销,同时并将江心坡以西与印度阿萨姆省接壤的中国藩属的孟养土司控制的大片土地一并慷慨送给了缅甸。这两片土地相加比台湾还大一倍。纵贯养西部,与迈立开江平行走向的一座莽荒大山脉即是著名的野人山。抗战期间中国远征军在杜聿明将军统领下与日交战失利,曾横越野人山撤退到印度休整,这一段悲壮惨烈行程不输于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九六○年的中缅边界条约第二条称“鉴于中缅两国的平等友好关系,双方决定废除缅甸对属于中国的盂卯三角地(南坎指定区)所保持的“永租权关系”,考虑到缅甸的实际需要,中国方面把这个地区(面积约二二○平方公里,八十五平方英里)移交给缅甸,成为缅甸联邦领土的一部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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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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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大陆方面只占领8岛,台湾2岛。越南29个。马来西亚10个
花在北京放烟花的钱还不如打下1-2个岛为国庆献礼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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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蒙古独立的态度

蒙古国旗(1992年起)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前即支持外蒙古独立。早在1939年12月,毛泽东所著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的第一章即明确提出,“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33]。后中共也支持国民政府和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9年1月,毛泽东曾非正式地试图通过米高扬向苏联提出要求,希望外蒙古回归中国,但遭到拒绝[34]。由于苏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主要的援助者,而外蒙古也已经在事实上脱离中国的统治近三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剛成立后不久,1949年10月16日即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交。当时共产党的政策是支持外蒙古独立。[35]1949年3月5日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表示: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條約。但中蘇后來發表公告稱:“1945年8月14日中苏签订的条约约定均已失去效力,但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已因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36]1950年中国政府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為爭取蘇聯外交支持,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承認蒙古獨立,保证了苏联归还旅顺军港、大连行政权和中国长春铁路的管理权等苏联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获得的在中国东北的一切利益。1950年7月3日,毛泽东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呈递的国书,中蒙两国正式成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在1950年代,中国向蒙古输送了工人帮助其建设。

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归还了旅大军港和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但拒绝讨论外蒙古问题。蒙古人民共和国于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换地图,划定边界。1960年代中苏决裂初期,蒙古人民共和國试图保持中立。后来倒向苏联一邊,把大约7000名中国的援建人员驱逐回国。
鄧小平在1989年5月16日戈巴契夫說:“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37]
1980年代中期,中蒙关系缓和。1990年,一个蒙古代表团28年来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1994年两国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表示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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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82年(1993年)4月12日,陳婉真沈富雄彭百顯顏錦福尤宏葉菊蘭李慶雄黃爾璇林濁水邱垂貞劉文慶翁金珠邱連輝呂秀蓮盧修一張俊雄廖大林侯海熊共18名民主進步黨第二屆立法委員提案的立法院釋憲聲請書,爭論國家領土範圍之界定得否由釋憲機關解釋時,主張外蒙古以及中國大陸不是中華民國疆域,但將「蒙古人民共和國」、「蒙古共和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等中華民國當時不承認國家的正式國名直接寫出,沒有引號或「僞」字。[31]同年11月26日,司法院大法官在釋字第328號解釋回答:『中華民國領土,憲法第四條不採列舉方式,而為「依其固有之疆域」之概括規定,並設領土變更之程序,以為限制,有其政治上及歷史上之理由。其所稱固有疆域範圍之界定,為重大之政治問題,不應由行使司法權之釋憲機關予以解釋。』
中華民國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曾經定義“大陸地區”為中共控制之地區及外蒙古等。2002年1月30日,中華民國行政院正式公告修正「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三條及第五十六條條文」,將蒙古排除在中國大陸地區之外,已經排除外蒙古的適用性,所以現在定義的“大陸地區”為中共控制之地區。然而,此修正引起立法委員關沃暖高度關切,於同年2月26日立法院總質詢,提出行政院修正通過該施行細則第三條規定涉及「違憲」,中華民國是否承認外蒙古獨立,如此作為,將成為「賣國賊」之強烈質疑。[32]目前中華民國與蒙古國在雙方的首都台北烏蘭巴托)互設代表處。
2004年行政院通過了廢除「蒙古盟部旗組織法」及「管理喇嘛寺廟條例」決議。行政院表示,「蒙古各盟部旗已非我國統治權所及地區,因此該法已無繼續施行的必要。」當時的行政院長游錫堃表示,「蒙古國是一主權國家,且是聯合國的會員國,與一百多個國家有正式外交關係,我國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應尊重國際社會的共識。」「行政院為因應實際需要,解除我國與蒙古間的交流障礙,已修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三條,將外蒙古排除於兩岸條例施行區域,決定與蒙古交流事務均依照外國人之規定辦理,務實推動雙方各項交流,建立互惠互利的實質關係。」
關於此舉是否違反憲法,游錫堃的解釋是,「我國在制定憲法前,國民政府已經正式承認蒙古國的存在,甚至當蒙古國申請加入聯合國時,國民政府也投票贊成,因此從歷史來看,我們沒有違背現實的必要,而且民國三十六年內政部所編印的「中華民國行政區域簡表」中,也沒有將蒙古列為中華民國的領土範圍,因此承認蒙古國符合現況亦不涉及違憲。」
2006年一月,行政院該決議送立法院表決三讀通過,由總統簽署總統令正式廢止「蒙古盟部旗組織法」及「管理喇嘛寺廟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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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承认
中華民國行憲前聲索外蒙古的法規以及草案有:
  • 民國元年(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三條:「中華民國領土為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
  • 民國20年(1931年),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一條:「中華民國領土為各省及蒙古西藏。」
    • 同年制定公布蒙古盟部旗組織法時,第四條第二項提到車臣、土謝圖、三音諾顏扎薩克圖、塞音濟雅哈圖、唐努烏梁海、青塞特奇勒圖、烏拉恩素珠克圖、巴圖塞特奇勒圖各部,而第八條以及第九條提到蒙古地方
  • 民國25年(1936年),五五憲草第四條:「中華民國領土為……、新疆、蒙古、西藏等固有之疆域。」
民國35年(1946年),中华民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國独立時,尚未行憲,而訓政時期也尚未結束。
民國36年(1947年),内政部發佈《中華民國行政區域簡表》凡例八:「蒙古地方雖經我政府於民國35年1月5日承認其獨立,但詳確疆界,尚待勘定。」
民國36年(1947年)12月25日施行中華民國憲法以及公布訓政結束程序法時,憲法第四條:「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但在沒有列舉何為領土時,憲法有四條提到蒙古,其中除第一百一十九條外,其他三條已經被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取消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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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蒙古加入联合国1946年8月6日,国民政府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徐淑希发表支持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的声明:“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数月之前,尚为中国之一部分,称为外蒙古。其独立乃由中国所赋予,职是之故,中国将为欢迎其加入联合国之一国家,吾人固竭诚期望其加入此国际机构。……中国于适当之时间到来时,侪以全力支持外蒙古要求入会申请。”
1955年,中华民国在安理会上否決蒙古加入聯合國,認為蒙古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因此其能否加入聯合國尚有待讨论。

1961年联合国在总部开会接受了蒙古入会


1961年,苏联集团和非洲集团达成一揽子协议:苏联集团支持非洲的毛里塔尼亚联合国,而非洲集团支持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當時中华民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擁有否决权,可以阻止蒙古入联合国。但美国肯尼迪政府担心如此会导致毛里塔尼亚入联合国受阻,激怒非洲国家,导致他们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入联合国,于是施压给中华民国政府不得否决蒙古入联合国。几经外交上的交涉,最终中华民国政府同意不否决蒙古入联合国,而美国也不可以投同意票。作为回报,肯尼迪公开声明美国坚决支持中华民国政府;並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入联合国一案成为“重要问题”,即要三分之二多数同意才能通过;且肯尼迪承诺如果任何时候美国的否决能有效地防止中共进入联合国,美国将使用否决权[28]
10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以9票赞成,0票反对,1票(美国)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蒙古入会案。中华民国未参加投票表决。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630号决议案,接纳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中华民国未参加表决。就此,蔣中正在1961年11月主持國民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及中央評議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時稱:「就整個世界戰役來說,在防阻匪偽入會的間接目的上,我們可以算是換取了一次迂回戰的勝利;但在防阻偽蒙入會的直接目的上,無可諱言,乃是我們一次嚴重的失敗和恥辱!」[29]
12月1日澳大利亚日本、美国等提出议案:任何涉及中国代表权变更问题的议案都是“重要问题案”。12月15日此案以61票赞成,37票反对,7票弃权,被通过为联大第1668号决议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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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国共内战中华民国政府败走台湾。1950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废除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1953年中华民国政府援引苏联并未做到“不援助中共”等条件,而废除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关于外蒙古的换文,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下令把外蒙古重新纳入中华民国的版图之内。蒋中正在国民党的中央会议上,沉重地检讨说:「承認外蒙獨立的決策,雖然是中央正式通過一致贊成的,但我本人願負其全責。這是我個人的決策,是我的責任,亦是我的罪愆」。蔣還稱,放弃外蒙古「實在是一個幼稚的幻想,絕非謀國之道」;蔣中正還表示自己「對總理、對革命、對國家和人民應該引咎自責」。1952年,中華民國向聯合國控告蘇聯。聯合國大會以25票贊成,9票反對,24票棄權通過聯合國大會505號決議譴責蘇聯。是為「控蘇案」。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后,中國政府一向恪守該條約產生之一切義務,[23]但蘇聯卻屢次背信,不但在東北強奸中國婦女,還劫掠工業設施,價值達80億美元,超過德境三倍;[24]并支持中國共產黨。[25]1949年10月蘇聯公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并與之建交。蘇聯屢次違約,但國府卻「為顧慮美國關系,遲未采取行動」[26],直至1953年2月20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對國會正式否認雅爾達秘密協定的存在,國府才于2月23日宣布《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2月25日,外交部正式廢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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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魯門給蔣中正打電報說:“我請閣下執行雅爾達協定,但我未曾請閣下做超過該協定之讓步。”指蔣中正拋棄了中國對外蒙的宗主權。王世杰回國稱該條約可保中蘇三十年的和平,于是8月24日立法院在孫科主持下,以95人贊成,4人反對(以起立方式表決)通過《中蘇友好同盟條約》。[18]10月20日外蒙舉行公民投票,中國政府派雷法章前去參觀。雷法章奉蔣中正之命,「不與外蒙當局進行任何交涉」;關于投票,雷法章「只宜細心觀察,但不得干涉或發表任何聲明」。外蒙人民「在政府人員監督之下,以公開之簽字方式表示贊成與否」,[19]投票結果顯示,97.8%的公民赞成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但聯合國所派之觀察員不承認此次投票。

蒙古人民共和国国旗(1949年-1992年)


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國独立。国民政府公告说:“外蒙古人民于1945年10月20日举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近据外蒙古主持投票事务人员之报告,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除由行政院转饬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公告。”随后国民政府表示支持蒙古入联合国2月13日,国民政府与蒙古建立外交关系。從此,中國失去了對外蒙的宗主權。

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徽(1960年-1991年)


曾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的蔣廷黻認為: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與五十年前大清帝俄同盟條約太相同了。條約及換文,就全體看起來,是極有利于蘇俄的,簡直可說是片面的、不平等的。蘇俄如嚴格遵守這條約及換文,于蘇俄只有利而無害。任何公平的研究員,不能避免這個結論。」[20]
雷法章事后对外蒙“公民投票”的评介是:“其办理投票事务人员,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系监视,且甚为严密”、“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古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名方式表示赞成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21]中華民國政府曾於1947年8月27日聯合國安理會開會時表示質疑此投票之公正性。中華民國代表蔣廷黻發言稱:「吾人認為此事是吾人所不能接受之過份簡單的歷史,當適當時機來臨後,我國政府有從事進一步觀察之權利。」
關于蔣中正的國民政府放棄了對外蒙的宗主權,顧維鈞這樣寫道:「我仍然無法理解為什麼我們在莫斯科的代表團認為非得向蘇聯做出超過需要之外的讓步不可。即使從英國的觀點來看,中國在外蒙問題上是能夠不讓步的,美國的國務卿貝爾納斯也持有同樣的看法。這是貝爾納斯在1945年9月從莫斯科來參加五國外長會議時在倫敦對我說的。然後他問我為什麼我們做出了不必要的讓步,他指的是蒙古。我雖不理解為什麼這樣做,但覺得這個評論進一步證實了艾登(英國的外相)對我說的話是有理由的。我對中國在莫斯科所采取的立場自然是極感失望的,我設想一定有不得不這樣做的理由。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公開當年我們的重慶政府為什麼決定不惜任何代價與蘇聯締結這個條約的全部理由。」[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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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同盟國為爭取蘇聯對日本宣戰,美、英兩國在未通知中國以及其他盟國之下,於1945年2月11日與蘇聯签定涉及外蒙古以及中國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又稱“雅爾達密約”)。其中規定:“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應予保持。”1945年史達林曾对蒋经国说过:“老實告訴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軍事的戰略觀點而要這塊地方的。”[6]“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7]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國就完了。”[8][9][10]这也是他坚决要求外蒙古独立的主要原因。但美國總統羅斯福曾面請中國駐美大使魏道明,謂在維持外蒙現狀之下,中國仍有宗主權。[11]當時中國政府亦認為中國具有對外蒙古之宗主權。[12]

雅尔塔会议中的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


8月8日德国投降正好三个月,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之后,苏联在和中国谈判成功之前,对日本宣战。一百五十万苏军在蒙古集结后进攻中国东北、朝鲜等地的日本关东军。其间外蒙古提供后勤并派军队参加了苏军对日军在内蒙古的作战。中蘇在就外蒙古問題舉行談判時,史達林堅稱外蒙今日已是“人民共和國”,故其現狀,即是獨立。[13]談判開始時,中方堅拒承認外蒙獨立,史達林則稱,外蒙問題如無法獲致解決,則條約不能訂立。[14]談判中,蔣經國對史達林說:「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樣情形之下,國民一定會起來反對政府。」史達林回答:「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15]為繼續取得同盟國對中國戰區的支持,以及避免苏联援助中共和在东北驻军不撤走,1945年8月14日,经过与苏联两个多月的谈判,中華民國政府最終做出妥協。宋子文、王世杰等在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的授权下與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条件下,允許將依公正之公民投票的結果決定是否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宋子文拒絕簽字,并辭掉外交部長一職,最后該條約由王世杰簽字。[16][17]同日,中蘇兩國外交部互致照會,其中中國外交部長王世杰對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莫洛托夫部長照會節選如下:
茲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獨立之願望,中國政府聲明於日本戰敗後,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證實此項願望,中國政府當承認外蒙古之獨立,即以其現在之邊界為邊界。上開之聲明,於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簽訂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批准後,發生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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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與外蒙古

[编辑] 抗战期间中华民国政府一直处于内外交困的处境中,从北伐中原大戰、国共内战,到1931年九一八事件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无力处理外蒙古问题。其间1928年蒋介石主持的国军在外蒙东部边界与苏军发生了小规模战斗,之后再没有进入蒙古。直到1992年苏联解体后,苏联军队才彻底从蒙古国撤走。与此同时,在乔巴山等人的领导下,蒙古人民共和国实行了苏联式的政治制度。

蒙古人民共和国国旗(1924年-1940年)


1939年,苏、蒙联军与日本满洲国的军队因蒙满边境问题爆发諾門罕戰役,之后因欧洲战事而停战。1941年3月,日本外務大臣松冈洋右訪蘇,蘇聯外交部次長在3月27日對中國駐蘇大使說:“史達林接見松冈,是純禮貌問題。”4月11日,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對國民政府說:“蘇聯不為自己而犧牲友邦的利益,蘇聯政府對松冈是照例接待。”但是,就在兩天后的4月13日,苏联就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并发表联合声明说:为了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对此中华民国政府外长王世杰声明“《苏日中立条约》,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在此期间,内蒙古德王试图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使内蒙古也独立,还建立了实际上受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政权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但随着日本的投降和苏、蒙联军的参战,该政府也垮台,内蒙古很快被中国共产党控制,1947年成了中共治下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区。
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邵力子曾说:我在1943年春间,曾提出有关中苏邦交的建议……关于中苏之间的许多应解决的问题,我所建议的几乎多与中苏友好协定所包含的相类似。因为那时我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加以合理的解决,尤其是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和中山先生建国大纲所定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自治自决的精神,完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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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

苏赫-巴托尔


1919年牧民出身的苏赫-巴托尔乔巴山寻求共产国际的帮助建立独立的蒙古国。1920年列宁的帮助下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了蒙古的共产党,即蒙古人民党

蒙古国旗(1921年-1924年)


1920年7月,爆发直皖战争,徐樹錚率军返回内地,战败,旋遭通緝,逃入日本使館。庫侖僅留守部份兵力。1921年2月11日苏联国内战争期间,白俄恩琴的军队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攻入库伦。中国驻军撤离库伦,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在高在田的率领下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3月18日,蒙古人民党军队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攻占买卖城,击败了当地守军。由于中国国内处于第一次直奉戰爭前夕,各派军阀无暇分身,只得坐视外蒙古地区的军事冲突。苏联红军于于5月25日派兵侵入蒙古,7月6日开入库伦,恩琴被俘。1921年7月11日,外蒙古建立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11月25日外蒙古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并与苏联在1922年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北洋军阀各派系,如段祺瑞张作霖曹锟吴佩孚等因忙于彼此之间的战争,无可奈何。作为一种外交形式,北京徐世昌政府发布了一份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不久,蒙古君主哲布尊丹巴活佛突然逝世。在蘇聯第三國際以及蒙古人民黨的支持與行動下,外蒙古政府1924年11月26日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定都库伦,改城名为乌兰巴托,以1911年作独立纪元,允许蘇聯驻军。但中國及等当时主要國家政府皆未承認。1924年苏联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承认外蒙是中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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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和大蒙古国
1913年的沙俄版图紧靠蒙古


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后,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渐瓦解,在沙皇俄国库伦(现乌兰巴托)领事的策动下,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杭達多爾濟車林齊密特出使俄國,後在库伦宣布獨立,建立“大蒙古国”政府。11月30日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解除了清军的武装,并将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12月28日,哲布尊丹巴在库伦登基,自称日光皇帝,年号共戴。此独立未被当时的清朝政府和后继的中华民国政府承认。
1912年10月3日俄国前任驻华公使柯索维茨在库伦与“哲布尊丹巴政府”签订《俄库条约》。1913年沙俄当局迫使袁世凯执政的北洋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声明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中国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官员、军队,不得移民。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在恰克图签定《恰克图协定》,将此声明具体化。据此,同年6月9日,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的大蒙古国”。袁世凯册封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并赦免独立运动人士。外蒙古实行自治,但实际上为沙俄所控制。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之后其政府在1917年1919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事实上继续支持外蒙古独立。苏维埃俄国在1919年7月25日发表对蒙古声明,称外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要求与之建立外交关系。1919年8月,蒙古三盟(車盟圖盟漢臣)王公聯名密呈庫倫鎮撫使陳毅,自願取消自治,恢复旧制。

徐世昌


1919年11月7日,由于俄国白军红军均陷入苏联国内战争而无暇顾及外蒙古,中華民國總統徐世昌和政府首腦段祺瑞遂决定出兵外蒙,派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庫倫,挾持“內閣理”巴德瑪·多爾濟,軟禁哲布尊丹巴活佛,並召陳毅回京,全面否定《中俄声明》。同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書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呈請廢除俄蒙一切條約,蒙古全境歸還中國。南方孫中山护法军政府亦致電慶賀。11月22日以《中國大總統公告》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恢复旧制。同时取消《中俄声明》和《恰克图协定》,北京政府在庫倫設立「中華民國西北籌邊使公署」,由徐樹錚部在外蒙古駐防。孫文因此贊揚徐樹錚:「徐收回蒙古,功實過于傅介子陳湯,公論自不可沒!」[3]但此舉使中國失去了外蒙古上層王公的人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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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古獨立
外蒙古独立是指外蒙古20世纪初期从中国独立出去的历史事件。外蒙古包括现在的蒙古国以及唐努乌梁海地区。蒙古国目前是一个被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主权独立的国家。而唐努乌梁海地区则先后被俄国苏联控制,之后一部分被并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即现俄罗斯联邦),另外一部分则被并入蒙古人民共和国
[编辑] 清末之前蒙古高原上从古至今有多个游牧民族繁衍生息,如匈奴柔然回纥突厥等。中国宋朝时期,突厥势力淡出该地区,蒙古人迁入。蒙古各部臣属于金朝,在13世纪初,蒙古人的首领成吉思汗统一了这一地区的所有蒙古部族,建立了蒙古帝国。其后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包括现在中国的大部、蒙古高原、外东北等。明朝时蒙古残余势力退回塞外,维持北元政权,与明朝对抗。后来满族统治者与漠南蒙古(即内蒙古)诸部结盟,进入中原,建立清朝。其他漠北、漠西蒙古部族也逐渐成为清朝的臣属。
蒙古各部与清政府的关系颇有不同。他们或与满族统治者联姻,或被武力征服。和清政权距离较近的內蒙古各部与中央的关系密切,而和中央政府距离较远的外蒙古[1],即喀尔喀蒙古或称漠北蒙古,则与中央政府关系一直相对比较疏远。中央政府在库伦(今乌兰巴托)设置大臣,以防外蒙割据。對在努爾哈赤皇太極時代已歸附的稱內蒙古,之後再內附的稱外蒙古,對忠勤有功的可繼續世襲,對忠勤有懷疑的,如察哈爾,就派滿人出任的察哈爾都統治理,土默特由綏遠城將軍統治,達斡爾族用類似方式處置。
16世纪开始,沙俄经营西伯利亚,与外蒙古地区开始往来。1727年中俄签定的《布连斯奇界约》和《恰克图界约》(合称《布连斯奇条约》),肯定蒙古属于中国。沙俄则取得了在恰克图和外蒙古地区通商贸易的特权。1854年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说“中国一旦发生政变,也不应容许中国新政府把权力扩张到蒙古,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应受到俄国保护”[2]。在沙俄和清朝政府签订的多数不平等条约中,都有关于俄国在蒙古利益的条款。在这段期间,俄国极力推进和蒙古各部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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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举行越南战争(中越战争)胜利30周年阅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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