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越铁路火车头=明信片 火车头, 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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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滇越铁路后期使用的火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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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2 16:12

杨海涛

好资料，慢慢学习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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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灿文1904年生于蒙自冷泉嘎龙村的万灿文，在读小学时，每见父亲来信（其父从军驻广东）时，便对信封上的邮票产生兴趣，爱不释手，揭而藏之。蒙自福音堂一位集邮爱好者发现万与自己有同样的爱好，便邀其参观所集邮票，万大开眼界。

       1921年，万考入山东曹州（今荷泽）省立第六中学高级部理科读书，1924年毕业。次年，投奔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四叔，闲时，便在集邮上下功夫，凡可得到的邮票均遍收无遗。时北京街市上有邮票交换会的刊物零售，万每期必购，始知集邮是一门学问。

        1927年，万考入北京大学，攻读法学，又与友人肖从芳等加入施秉章主办的北京交换邮票会，次年夏，回蒙自度假，途径越南河内，因交通受阻，在河内小住了一段时间。小住期间，对他事不感兴趣，唯细心察看越南邮票及邮戳的形式，对集邮已到了入迷的程度。回到故乡，从乡人李伴梅处看到新光邮票会会刊，觉得刊物办得有特色，对新光邮票会颇为向往，后经李伴梅介绍加入新光邮票会，并与新光邮票会负责人张包子俊建立了通信关系，交换邮票。1929年，担任新光邮票会北平通讯处负责人，开始撰写集邮文章，在《新光》杂志发表。1932年，万毕业于北京大学，受张包子俊邀请，赴杭州新光邮票会担任会务与编务。当时，其所收藏的邮票已相当可观，有清代的、民国的，还有外国的，也有江西苏区发行的。其来源或向邮局购买，或在集邮爱好者之间交换。在此期间，万在北平和一些大城市的邮局中结识了一批朋友，为他的集邮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1933年，万灿文返回云南，1934年回到故乡，在省立蒙自中学任教。5月1日，甲戌邮票会在郑州成立，万成为该会第一批会员，不久，万移居昆明，担任甲戌邮票会云南通讯处主任，成为甲戌邮票会的永久会员。10月1日，万在《甲戌邮刊》上以“隐峰”为笔名发表《棕色六分帆船票发行之推测》、《滇省发行邮制信笺（邮简）》两篇文章。11月，新光邮票会在云南建立分会，万为云南分会负责人之一。1934年至1936年，万以“灿文”、“目则生”的笔名，在《甲戌邮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邮话》一文曾长期连载。《邮话》中记录了不少云南邮电史料。在《新光》杂志发表《趣味的收集》一文，介绍了1930年的欧亚航空纪念封和西北航空纪念封（1990年收录于人民邮电出版社《新光邮刊荟萃》一书中）。3月下旬，万离滇，转道越南赴杭州，一路上遍访集邮界朋友，受益不浅。他在日记中写道：抵达香港时，“得晤麦沃甸、谭耀辉、陈江峰诸同好，通讯多年，从未谋面，今竟得晤，十分快慰，一见如故，并承指导一切，在安东轮上，参观邮集……”4月，“抵申（上海）之日，……知是日中华邮票会举行常会于银行大楼，按时而往，得与周今觉会长、陈复祥……相晤，会逢其时，参与盛举，幸何如之！快活如之！……”。月底到达杭州，与新光邮票会诸友相聚，不数日，万接到昆明朋友电报，返滇。9月1日，万应其叔父的邀请，从昆明到泸西省立中学任教导主任。此时的万灿文，已是国内颇负盛名的集邮家，国内外皆有朋友，他在北平读书时认识的外国朋友知其痴于集邮，常常寄些纪念邮票给他。1936年10月1日，大英帝国商务会议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举行，新西兰发行一套（5枚）纪念邮票。当天，万的新西兰女友格灵宁小姐与千百集邮爱好者挤了半天，买了一套纪念邮票，寄给他一枚首日封。11月8日，甲戌邮票会第二届委员会选举揭晓，万当选为委员，并出任该会驻昆明通讯处主任。1937年1月11日，万由泸西返回昆明，出任新光邮票会国外部主任及宣传部负责人，负责与国外会员联络。当时，万与之联系最勤的是旅居欧洲的集邮家姜治方，两人常互寄邮品。

        1939年，万与李伴梅联名撰写《世界邮票丛谈》，在《新光》杂志发表，向国人介绍世界邮票。

         1941年赴江川县立高级中学任校长。

         1942年，金竹邮票会在贵阳成立，次年，聘万为顾问。万积极支持金竹邮票会的工作，先后在《金竹》邮刊上发表了10余篇文章。

         1946年，纽西兰（新西兰）鹈鹕邮票交换会复会，委托万为中国代理人，当时，有很多中国集邮者经他介绍加入该会。12月，上海出版的《近代邮刊》发表了万的《集邮漫话》。

         万灿文是我国早期著名的集邮家、集邮理论家，平生无别的爱好，唯爱集邮了，他曾在给戴郁华的信中说：“你我……共同研究集邮之学问，足慰平生矣！此生无多求，唯愿与邮为侣”。他一生中曾先后在各种集邮刊物上发表集邮文章百余篇，惜未整理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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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第一个海关与第一个邮政局

  蒙自位于云南省的东南部，南濒红河并与越南接壤，交通畅达全省。其地理位置一直为历代掌政者所重视。东汉时被兵家视为军事要地，唐代成为由越南深入云南腹地的必经之地，明代以来又一直成为屯兵重镇。明朝中后期，世界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发生，西方进入工业时代，对锡的需求量大增；而当时云南的茶叶、畜产品及其他特产也需扩大市场，因此寻求出口的通道迫在眉睫。当时，云南出海有四条通道：一、昆明经贵州、湖南至汉口，需40日程；二、昆明经广西百色到北海，需55日程；三、昆明经腾越（今腾冲）至缅甸仰光需44日程；四、昆明经蒙自、蛮耗至越南海防需31日程。而从蒙自至越南海防仅22日程，再由海防乘轮船4天即可达香港，全程也仅35天。因此，蒙自成了云南出海最便捷的外贸通道，法国殖民者对此早已明白，并垂涎已久。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以丧权辱国的条件，将蒙自辟为中法两国“约开”的商埠。于是，蒙自成了云南近代史上最大的外贸口岸。晚清的蒙自是云南商业、金融、海关、邮电的中心，是滇南的交通枢纽。  

        一、蒙自海关。 蒙自海关，专为蒙自外贸口岸而设。它是云南的第一个海关，也是今日昆明海关的前身。 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结束。清政府在1885年6月同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其有一款内容规定：“在中越边界保胜以上或谅山以北指定两处为通商口岸，允许法国人在此居住并设领事。”1887年6月，清政府又被迫与法国签订了《中法续议商务专条》，其中规定：“中国允许开放广西龙州、云南蒙自和蛮耗为中越边界上的通商口岸。”从此，蒙自、蛮耗成为了云南最早开设的商埠。  

        蒙自、蛮耗成为商埠之后，清政府任命的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立即着手开办海关。清光绪十三（1887）年4月3日赫德任命美国人哈巴安为蒙自海关首任税务司，并与其下属于1889年7月15日抵达蒙自。光绪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1889年8月24日），经云南巡抚兼云贵总督谭钧培、蒙自道台兼海关监督汤铭会同法国领事、蒙自海关税务司商议，在蒙自县城东门外设立正关，蛮耗设分关，县城西门外及河口、新街3处设分卡，并将蒙自东南的马白（今文山州马关县）划归蒙自管辖。正关有办公室、稽查处2个办事机构，海关税务司均由欧美籍外国人担任，掌握正关及分关进出品货物的关税征免、收支、拨解税款大权。1897年7月1日将河口分卡升为河口分关，降蛮耗、马白2分关为分卡，又在马白查卡之下设立天生桥、牛羊街二分卡。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我国北方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同年6月9日，云南掀起反帝浪潮，蒙自海关受波及，于1900年7月至1901年底期间迁往河口办公。1909年4月15日，滇越铁路通车至蒙自碧色寨，蒙自海关于4月5日在碧色寨设立分关。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二日（1910年4月1日）滇越铁路河口至昆明全线通车，4月2日蒙自海关在昆明设立云南府分关。碧色寨、云南府两个分关均归蒙自海关管辖。  

        民国2年（1913年），蒙自海关监督署成立，各分关、查卡均由监督署委派分关长负责监督，业务则由税务司派帮办、税务员经办。1932年1月1日，昆明（云南府）分关改为正关，蒙自正关改为分关。但由于条约限制，不便更名，对外蒙自分关仍称蒙自海关，昆明正关（总关）却称“蒙自关驻省办事处”。  

        1940年，日本军队占领越南，滇越铁路中断，对外贸易也随之中断，蒙自海关停收关税，改征战时消费税。1942年2月4日，蒙自海关驻省办事处改称昆明关（由蒙自海关与腾越海关合并成立昆明海关），蒙自分关及河口、碧色寨、蛮耗等地的分支机构都归其管辖。1945年2月4日，蒙自分关改为支关，撤销河口、碧色寨、蛮耗等地分支机构。1950年4月25日，蒙自解放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代表接管蒙自支关。同年12月6日改称昆明关驻蒙自办事处。1954年6月4日撤销蒙自支关办事处，从而结束了蒙自海关的历史。  

        二、大清蒙自邮政总局。  

        1896年初，清政府在全国24处设有海关的地方都设立了海关邮局，蒙自为其中之一。这一年在蒙自设立的海关寄信局，便是云南省的第一个邮政局（1896年3月20日，光绪皇帝批准创办国家邮政）。同年在云南府（昆明）成立邮政分局，在个旧设立邮寄（政）代办所。第二年（1897年）2月20日，蒙自寄信局改为大清蒙自邮政总局，在蛮耗设立转运处，正式开始对外办理业务。这时，各海关所辖地区称为邮界。邮界内设的邮政机构称为邮政分局。蒙自邮政总局局长由海关税务司美国人司必立兼任，下设邮务员、信差、邮差、听差、局役、力夫。邮政总局设于蒙自县城东门外蒙自海关内。  

        大清蒙自邮政总局建立后，在全省三分之二的地区建立了分局、代办所、信柜等邮政机构。蒙自邮界包括云南府（昆明）、临安府（建水）、石屏州、蛮耗、个旧厂、通海、楚雄府、广南府、剥隘、普厅（富宁）、曲靖府、马龙州、平彝（富源）、宣威、杨林、开化府（文山）、河口、东川府以及贵州省的郎岱、普安等地。  

        1896年至1910年，蒙自邮政总局有国际邮路2条、省际邮路3条。国际邮路一条经蛮耗、河口至越南老街；一条经楚雄、下关、大理、腾越（腾冲）至缅甸。省际邮路一路经开化（今文山）、剥隘至广西百色；一路经曲靖、平彝（今富源）、普安、郎岱、安顺至贵阳；一路经通海、云南府（昆明）、杨林、马龙、宣威、昭通至四川。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5条邮路关闭，进出品邮件均由碧色寨接发。当时，从蒙自经河口到达越南的邮路，开办国际、国内平信和挂号信函、明信片、新闻纸、刊物、贸易合同、包裹等业务。  

        1909年，蒙自邮政总局在碧色寨设立邮政分局。同年，蒙自邮政总局管辖的分局达17个，邮政代办所65个。1910年滇越铁路全线通车，撤蛮耗转运处，改称邮政代办所；云南府（昆明）设立云南邮政总局，蒙自降为邮政总分局，隶属云南邮政总局，下辖黑龙潭丙种信柜，增设芷村邮政分局，下辖德厚、鸣鹫代办所，猛拉、阿姆黑丙种信柜，茂克丁种信柜。  

        1911年邮政与海关脱离，独立经营，隶属大清邮传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蒙自“大清邮政”改为“中华邮政”。1914年，蒙自邮政总分局降为一等局，下辖蛮耗代办所、新安所信柜；碧色寨分局降为二等局，芷村分局降为三等甲级局。1928年，蒙自邮局再次降为二等局，下辖蛮耗、金平、新现、屏边、鸣鹫、新安所、雨过铺、草坝、古山、大屯、鸡街、沙甸代办所。1937年2月，增设冷泉信柜。1941年5月，增设草坝三等乙级邮政局，隶属云南邮政总局。1943年增设松树脚、面甸冲、纳更代办所。1945年撤销芷村三等甲级局，改设代办所，隶属蒙自二等局；撤销草坝三等乙级局，改为代办所，隶属蒙自二等局。1946年增设迷拉地、玉麟代办所。  

        1950年1月16日蒙自解放。1951年1月1日，蒙自邮政局与蒙自电信局合并成立蒙自邮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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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安（C. E. Tanant ），法国人，系清末民初中国海关聘用的高级职员，亦是当时颇有实力的外籍资深集邮家，其具体生卒时间不详，大约出生于1865年前后。根据惟一与谭安有过多次交往的中国集邮家姜治方的生前记载，此人自10岁起即开始集邮，他收集全球邮票及实寄封、片乃至印花税票、珍稀古币等。不过，琳琅满目的各种早期华邮，无疑是他收集成果中最值得骄傲的部分。

        青年时期的谭安，由法国前驻英国大使瓦亭顿介绍，经过“大清海关”驻伦敦办事处考试合格，于中法战争结束两年之后的1887年7月来华，获得“大清海关”英籍总税务司赫德的首肯，踌躇满志地进入主要由英国人控制的“大清海关”任职。最初，获任驻广州的粤海关“四等帮办后班”，并有了一个固定的汉文名“谭安”。他努力学习中文，颇有长进，并在海关系统内逐步升职。1893年前后，谭安有幸得到赫德的赏识，被调到北京的总税务司公署（以下简称“总署”）任职多年，直接在赫德的手下工作。

        1896年3月，由海关兼管的“大清邮政官局”奉旨开办后，谭安于同年5月首次被授予“署理副税务司”之职，在总署内“襄办汉文”，由此步入高级职员的行列。在此期间，他不仅参与了 “大清邮政官局”在北京的正式开办事宜，还曾两度在附属于海关的“京都同文馆”（即官办的北京“外国语高等学堂”）兼任“法语教习”约1年。1897年7月，谭安被提升为 “二等帮办中班”职衔。大约半年后，被派到芜湖关任职。1899年2月，他被调回北京总署，被赫德授予“署理邮政副总办” 之职（Acting Assistant Postal Secretary，I.G.，亦称“署理襄办邮政”），协助 “大清邮政总办”阿理嗣（比利时人）工作，成为 “大清邮政”最高层的主管官员之一。

        在担任“署理邮政副总办”数年之后，谭安以“头等帮办中班”的职衔，于1903年1月离开北京总署，被派到上海的江海关工作1年，不久即升为“超等帮办中班”。从此他开始了在中国各地海关辗转任职的生涯。1904年4月，他来到湖北沙市关担任“署理税务司兼邮政司”，首次独自掌管一地的海关兼邮政大权。次年，他又调任广东三水关“署理税务司兼邮政司”。1907年7月，谭安升为“超等帮办前班”职衔，被调任重庆关“署理税务司”，但因故未实际到任。次年，他又被提升为“副税务司”职衔，正式到重庆关就任“署理税务司兼邮政司”。1910年4月，又调广西南宁关“署理税务司”。一年后的1911年4月，谭安被“代理总税务司”安格联正式授予“税务司”职衔，主管设在西南边陲重镇的蒙自关将近3年。由于此时“大清邮政”已从海关逐渐移交给清政府的邮传部，所以谭安不再兼任蒙自的邮政司之职。

        地处滇南的蒙自一带，锡、锰、铅、煤炭等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且有法国人投资兴建的滇越铁路从此地经过，直通毗邻的越南首府河内及其外港海防，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在蒙自关任税务司的谭安，与在此地经商的众多法籍人士交往时，其自身的法国人身份，无疑为他在工作上带来了不少帮助。

        谭安来到蒙自关上任刚过半年，1911年10月10日 “武昌起义”即在内地爆发。云南的革命党人也群起响应，脱离清政府的统治而宣布“独立”。谭安出于其海关自身利益的考虑，曾急切地多次与在北京继任总税务司的安格联函电往返，详细报告令他感到动荡不安的云南局势。他参与庇护派驻本地的清政府官员，还随同驻蒙自的法国领事一起去省城昆明，拜会了成立伊始的云南军政府的都督蔡锷等人。在维护列强（尤其是其母国法国）在中国的特殊权益方面，此时的谭安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蒙自关离任后，谭安于1916年初来到湖南岳阳，出任岳州关税务司。次年（1917年），他又被派到浙江温州，担任瓯海关税务司长达4年之久。也正是在此期间，时过中年的谭安告别了长期的单身生活，迎娶当地的浙江女子为妻，在温州组成了一个“中西合璧”式的家庭，后来他们有了一个中、法混血的女儿。大约1921年前后，谭安又被调到18年前曾经任职过的上海江海关，但可能出于个人或家庭的原因，他离任休假了1年多。1923年春，谭安最后一次得到总署的调令，来到设于福建三都澳（现属宁德市）的福海关任税务司。不过，当年10月他即离职退休，在获得一笔丰厚的养老金后，携妻女二人及内容丰富的个人藏品衣锦还乡，从而结束了在华36年的海关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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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越铁路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