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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五国租界“客邮”始末(引自网上文章)

 以下是一篇好文章好资料,来源网路,供大家学习用。
 在清末民初的外国在华租界中,位于长江中游的汉口的五国租界,仅次于天津的八国租界而位居第二,可见列强各国对被习惯称作中国内地“九省通衢”的汉口所处地位的极大重视。而在外国在华“客邮”中,汉口五国租界内外先后开设的“客邮”局所数量,也仅次于沿海一带最早开埠通商的上海和天津两地,从而成为中国内地“客邮”局所最为集中的一处通商口岸,在近代中国的“客邮”发展史中,曾经占有重要的位置。
一、各国在汉“客邮”的缘起
    依据1858年6月26日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汉口于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对外开埠通商并设立英租界,英国首先在汉口设领事馆。当时中国尚未建立近代邮政,官方的公文书信均由设立已久的驿站传递,而民间寄递书信物品,则大多依赖于各家民营信局。 中邮网 http://www.e1988.com
    1866年(清同治五年),刚刚设立不久的大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应掌管海关大权的英籍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SirRobert Hart)的一再要求,终于批准将原来由驿站代寄的各国驻华使领馆公私邮件,转交由外籍“洋员”们所把持的海关办理传递,包括汉口江汉关在内的沿海沿江各主要商埠的海关,随即为此都专门设立了邮务处(Postal Department)兼办邮政。但由于海关所设的邮务处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开办的海关“拨驷达局”(Post Office,即海关邮局的音译,亦称“海关书信馆”),均为大清国家邮政正式开办前,由海关试办的邮政机构,当时未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因而无法与各国邮政部门直接交换邮件。各国驻华使领馆及其来华商民与本国或其他各国的往来书信,仍须自行委托各国来华商船或军舰运送。于是,为了与本国及其他各国通讯事务的方便,列强各国在中国各通商口岸擅自设立的官办邮局,就此应运而生,并被中国方面称为“客邮”邮局。
    其时作为华中腹地最大通商口岸的汉口,华洋共处,商贾云集,交通发达,盛极一时。在英、法、德、俄、日五国先后于汉口设立的租界内外,曾分别有上述各国官方开办的多处“客邮”邮局、代办所等机构,发售各种专用邮票及邮资信封、邮资明信片、邮简等邮政用品,并收寄、投送华洋各界的各种邮件,直到1922年底才全部关闭停业。
二、汉口英国“客邮”
英国驻汉口领事馆于1872年(一说为1875年)首先设立了1处邮政代办所,后改为正式邮局,地址位于汉口英租界河街的英国领事馆内(今天津路2号市政协院内)。该局由英国在香港的邮政总局领导,使用英国为香港专门印制的殖民地邮票,主图均为当时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或继位的爱德华七世国王头像,面值以中、英两种文字表示的港币“先”(Cent)或“元”(Dollar)为货币单位。1917年后,该局又开始使用在香港邮票上加印英文“CHINA”(中国)字样的香港邮局在华专用邮票,主图为英国乔治五世国王头像。该局曾先后使用过刻有英文“HANKOW•BRITISH POST OFFICE”(汉口•英国邮局)等串样的数种邮政日戳盖销邮件,直至1922年底关闭停业。
这家在汉口的英国邮局建立后,当时不仅英国驻汉的领事官员,在汉的各国商民也都曾利用该局寄送发往中国各通商口岸(如上海、香港、天津、广州、宁波等地)和欧美各国的邮件,直到大清国家邮政于1897年春正式建立后才逐渐改交中国邮局办理。而汉口江汉关聘用的英籍官员等人,在此之后仍然对当时已经初具规模的中国国家邮政系统不屑一顾,继续使用这家英国邮局交寄海外邮件,以期能够更快地送达目的地。
汉口英国邮局除收寄平信、挂号信、普通包裹、保价包裹、保价信等业务外,还办理邮政汇兑业务,所有函件均由来往航行于沪汉间的英籍商船运到上海,再由设在上海和香港的英国邮局中转中国国内、国外其他各地。该局起初只收寄在汉各国侨民的邮件,后来才兼为中国人办理业务。其邮寄资费分为两种:寄往英国国内和英属各殖民地以及英国在华设有邮局各处,按英国国内邮资收取;寄往已加入万国邮政联盟各国,则按万国邮联规定的资费收取。因此从汉口租界寄往英属各地的邮件,由于可按英国国内邮资交寄,寄信人大多愿意选择这家英国邮局办理。根据汉口江汉关英籍税务司编写的《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2•江汉关》中的调查统计资料,该局每月收入平均可达1500美元。
三、汉口法国“客邮”
法国于1896年在汉口设立租界后,其驻汉领事馆于1898年11月(一说为1899年,待考)开办了一等邮局一处,设于法租界玛领事街(今车站路中段)附近。该局由设在法国巴黎的邮政总局直接领导,超初使用加印了法文“Chine”(中国)字样的法国各种普通邮票,1902年以后即开始使用以法文大写“POSTE FRANCAISE CHINE”(法兰西邮政•中国)为铭记的在华专用邮票,与法国在各海外殖民地发行使用的邮票图案相同,面值以法国法郎为货币单位。不久后法国邮局又在这种专用邮票上以中、英两种文字加盖了在中国流通的银元(洋银)面值后出售,并使用刻有法文“‘HAN-KEOU CHINA POSTE FRANCAISE”(中国汉口•法兰西邮局)等字样的小型邮政日戳盖销。
汉口法国邮局所收的邮件,如寄往法国国内或法属殖民地以及法国在华设有邮局各地(如上海、天津、广州、厦门、宁波、蒙自等处),按法国国内资费收取,如寄往已加入万国邮政联盟各国,则按万国邮联规定的国际邮资标准收取。该局所收寄的邮件大多经由设在上海的法国邮局中转,再由法籍商船运往法国或世界其他各地。此外,法属安南(亦即所谓“法属印度支那”)邮局设在我国内地重庆的分局,发往长江中下游各商埠的邮件,也由汉口的这家法国邮局办理中转业务。
1901年该局开办不久即收寄信件达2万件,投递信件5000余件,同年10月开始办理邮政汇兑与包裹等业务,该局主要顾客为法国、比利时、卢森堡等西欧国家应聘在汉的工程技术人员及部分商务侨民、外籍旅游者等,后来亦有中国人利用该局寄送至上海、广东、云南等地的信函、包裹等各种邮件。
四、汉口德国“客邮
   1895年德国在汉口设立租界以后,直到1900年4月1日才在其驻汉口领事馆附近开办了一处邮政分局,其中文名称最初曾为“汉口大德书信馆”,地址在汉口城垣东北方的通济门外(现胜利街与一元路交叉路口)一带。该局使用在德国各版普通邮票和邮资明信片上另行加印德文“China”(中国)字样的在华专用邮票或邮资明信片,主图为德意志帝国鹰徽或德皇威廉二世头像,面值起初以原票上的德国马克为货币单位,后来又加盖了中国洋银面值。在该局开办之初,曾临时使用刻有德文大写“HANKAU”(汉口)字样及刻有中文“汉口大德书信馆”字样的两种长方框戳记盖销邮票,不久后即启用刻有德文大写“HANKAU DEUTSCHE POST”(汉口•德国邮政)字样的正式邮政日戳收寄邮件并盖销邮票。
  汉口德国邮局不仅办理寄往德国和欧洲各国的平信、明信片、挂号信、包裹等邮件,而且还办理通过其他各地的德国邮局寄往西亚土耳其、大洋洲澳大利亚等国的各种邮件的业务。该局邮资也分为两种:寄往德国国内及德国在华设有邮局各地(如上海、烟台、济南、天津)和被德国强行“租借”的胶州湾(青岛)等处,均按德国国内资费收取;寄往已加入万国邮联各国,则按万国邮联规定的国际资费收取。各种邮件大多交由德国来华商船或军舰返航时带回国内,后来也通过西伯利亚铁路经俄国陆路中转。开办当年该局即收信8万件,邮包350个;寄信6.6万件,邮包500个。
  1917年3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中国作为参战的协约国成员之一,正式向德国、奥匈帝国等国宣战绝交,随即经北洋政府交通部决定,于同年4月25日将德国设立的所有在华邮局、代办所、信箱等一律撤销,汉口德国邮局亦于此时被迫首先关门停业。
五、汉口俄国“客邮”
    沙皇俄国于1896年在汉口设立租界后,于1899年(一说为1900年,待考)在俄租界内列尔宾街的“巴公房子”公寓(Panoff Flats,亦名“巴公大楼”,位于现兰陵路中段)1楼开设邮局1处,主要办理寄往俄国邮件的业务,亦收寄寄往部分欧美国家的邮件,同时也兼办邮政储蓄等业务。该局原先使用加印有俄文“KNTAN”(中国)字样的俄国普通邮票,主图为沙皇的双头鹰徽,面值以原票上的卢布为货币单位。该局收寄邮件时,如寄往俄国国内或俄国在华设有邮局各地如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以及外蒙古库伦等处,邮资按国内资费收取;如寄往已加入万国邮联各国,则按万国邮联规定的国际资费收取。
    汉口俄租界的沙俄邮局最初使用刻有俄文“XAHbK Oy”(汉口)地名的邮政日戳加盖在邮件上,后来又改用刻有法文“HANKOW POSTE RUSSE”(汉口•俄国邮局)等字样的邮政日戳。各种邮件起初大多由该国来华装运茶叶的货船带送,我国东北境内的中东铁路建成通车后,又改为通过中东铁路和俄国西伯利亚铁路陆运带回国内转发。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帝国主义各国的干涉和保护下,继续控制中国境内各地俄租界的白俄分子不愿放弃他们的在华利益,又直接在多种俄国普通邮票上以英文加印中国银元币值,在各地俄租界的原沙俄邮局内发售贴用,并继续与被白俄分子占领的俄国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通邮。1919年7月,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原沙俄政府通过不平等条约而享有的在华一切特权,中国政府亦于次年9月通知各地原沙俄邮局关门停业,但此举遭到了汉口、北京、张家口、烟台、上海等地的原沙俄邮局局长们的“抗议”。
    经过有关地方当局的据理驳斥,各地的原沙俄邮局虽然于1921年2月后不再公开营业,但汉口的原沙俄邮局却仍然与白俄分子聚集的俄国远东地区滨海一带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等城市保持通邮关系,直到1922年秋远东地区的白俄分子被苏俄红军彻底击溃后,汉口的原沙俄邮局此时才无可奈何地被迫撤销,原邮局所用房屋为中国邮局接管使用。
六、汉口日本“客邮”
    日本早在1871年正式开办国家邮政后不久,即于1876年下半年委托美国驻汉口代理领事兼美商旗昌洋行代理人爱德华•克能翰(即Edward Cunningham,又译克宁汉或金能亨)为日本邮政驻汉口代理人,代办设于上海的日本邮局在汉口的邮政业务,后于1883年停办。1898年7月日本在汉口设立租界后不久,日本有关当局即因日、法间签订有邮件交换协定,于次年(1899年)9月11日首先在汉口法租界领事馆附近开办了1所日本邮局收寄邮件,当年底业务收入已达4700余元,平均每日收汇约为1000元。
    1906年,设在日租界中街日本人俱乐部对面的“大日本帝国邮便局”(一等邮局,现位于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335号,今滨江饭店对面)正式落成开业,其楼高两层,连同旁边的局长官邸及员工宿舍楼一起,占地面积广大,颇为气派。后来,该局还在日租界以外的俄租界马林街47号和法租界德托美领事街24号各设邮政分局1所,另在德租界胶州街、英租界太平路、华界的河街及歆生路各设信箱1处。 
    在此之前,在汉口的日本邮局还超越租界范围,分别于1903年4月1日和12月1日,在汉口以东约80公里以外的湖北大冶县石灰窑镇(今黄石市)和与汉口一江之隔的湖北省会武昌城内,各自开设了1处邮政所。其中大冶日本邮政所设于聘有多名日本技师的汉冶萍铁厂日籍经理西泽公雄的公馆内,其负责人西泽公雄(Mr.K.Nishizawa)于1907年前后正式挂出“大冶日本邮便局”的招牌,对华人公众开放营业,收寄至中外各地的邮件及汇款。而不对外挂牌的武昌日本邮政所,设于城内东大街(今大东门附近)的日本人俱乐部一楼内,其负责人名为今村直夫(Mr.Imamura),每天上午9时至下午5时营业,办理200多名在武昌日侨的邮件收寄和投递业务。
    汉口的日本邮局与其他各地的日本在华邮局一样,起初均使用日本国内普通邮票,主图为日本天皇家庭的菊花纹章(即日本国徽)。1900年开始使用专门加印有日文汉字“支那”(即“中国”)字样的各版普通邮票,以及诸如“庆祝(大正)皇太子太婚等部份纪念邮票,以刻有英文“HANKOW•I.J.P.O.”(汉口•大日本帝国邮便局)等字样的邮政日戳盖销邮件,并且还使用过日本国内内邮局的图案相同、但地名或局名不同的数枚纪念邮戳,以难以估计日本 加入万国邮政联盟25周年、大正天皇登基大典、皇太子裕仁册封、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平条约签订、明治神宫落成,日本国家邮政创办50周年等重大事件。在大冶和武昌的日本邮政所使用的邮政日戳上,分别刻有英文“TA-YA•I.J.P.A.”(大冶•大日本帝国邮便所)或“WOOCHANG•I.J.P.A.”(武昌•大日本帝国邮便所)的字样。
  汉口日本邮局(及其下属邮政所)在收寄邮件时,寄往日本国内和被日本侵占的朝鲜、我国台湾、大连以及日本在华设有邮局各地(如北京、上海、天津、苏州以及东三省等处),圴按日本国内邮资收取;如寄住已加入万国邮联各国,则按万国邮联规定的国际邮资收取。所有来往于汉口与长江沿线各口岸及日本国内的邮件,均由日本在华开设的日清汽船运输株式会社的商船运送,经过上海的日本邮局中转处理后,再寄住中国国内或日本及世界其他各地。该局从长江下游水路运往北京、上海等地的邮件均隔日一次,从长江上游水路运往宜昌、沙市、岳州、(岳阳)、长江等地的邮件每周三次发班。在汉口的各国“客邮“邮局中,后期显然以日本邮局的业务最为繁忙。
七、各国在汉“客邮”的全部撤销
  1911年12月12日,汉口日本邮局设在武昌城内的邮政所,因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本国侨民撤离当地而自行关闭停业,设在汉口租界内的其他各国邮局及湖北大冶的日本邮政所,则在此前后仍旧保持照常营业。
中华民国成立十年以后,在1921年至1922年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的远东及太平洋九国会议上,经过中国代表的多次提议,以我国国家邮政早经开办,成绩卓著,并已加入万国邮政联盟多年,且一切均照〈〈万国邮政公约〉〉办理为依据,最后通过了由中国代表团提出 的〈〈撤销在华“客邮”决议案〉〉。根据该项决议,除了已经撤销的德国及俄国在华“客邮”外,其余英、法、日、美等国在中国内地设立的所有邮局、代办所、信箱等(东三省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客邮”和西藏的英属印度“客邮”等部分邮局除外),一律于1922年底撤销。因此汉口的英、法、日三国“客邮”的多处局所,亦于此时关闭停业。
汉口日本租界当局在商谈关闭本国所设邮局之时,作为补偿条件,曾要求中方在位置较偏北、离汉口中心城区稍远的日本租界内专设一处邮政支局,其工作人员必须会日文、日语,以方便其本国侨民以及众多的临时来汉人员。湖北邮务管理局当时接受了这个要求,随即在日本租界内设立了汉口第七邮政支局,并专门委派一名懂日语的高级邮务员担任局长。但日本租界的总领事馆等机构,出于其政治及军事上的“保密”需要,此后仍然将其方邮件全部交给来汉的日本轮船运寄。
八、对各国在汉“客邮”的简短评价
综上所述,近代在中国各地林立的外国“客邮”邮局,作为老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我国采取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曾在历史上从事过诸如侵犯我国邮政主权、收集我国情报、参与走私进口货物等非法行为,无疑起到了帮助西方列强在政治、军事、文化等许多方面侵略我国的不良作用。如1903年4月17日汉口江汉关税务司曾致信上海江海关税务司,指出日本轮船由上海、南京运交汉口日本邮局的邮包中,经查验发再有大量未完税的走私物品寄出,并坚持今后汉口日本邮局的邮包运到本地由局长开袋接收时,必须有海关的主任验货叫在场核查,以杜绝此种走私行为。
但从一分为二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国家邮政机构刚刚起步发展、尚未加入万国邮政联盟的初创阶段,外国“客邮”邮局从客观上,也对我国当时的邮政事业起到了一定的补充或辅助作用。在此不可否认的是,实际上主要由外籍“洋员”所控制的中国邮政当局,曾与这些“客邮”邮局在业务上存在着相与合作的关系,并根据当时的中国政府与在华设有“客邮”的各国政府签订的一些双边邮政协定,通过这些“客邮”邮局互换、转寄了大量从中国内地寄往国外、尤其是欧美各地的各种邮件。
    另外,在辛亥革命前后等中国近代历史上某些非常时期,当时的中国民众,也曾利用外国“客邮”凭借不平等条约在我国享有特权,可不受我国官方检查或拦阻、并自行组织外籍船只运送的有利条件,从这些“客邮”邮局收取或寄发各种邮件,以便于同外界保持通信联系。如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武汉三镇的中国邮局与国内各地的邮件交换联系,由于清军封锁并攻打武汉而全部被迫中断,无奈之下,汉口民众就曾通过各国在汉“客邮”邮局,辗转寄出了一些中文信件,弥补了中国邮政机构此时因被迫关闭(或被焚毁)而不能正常运作的不足。
    早期较为活跃的我国革命党人,也曾经从这些“客邮”邮局交寄或收取过有一定保密内容的邮件,以利于进行革命活动。如有资料显示,武昌起义后专程从上海赶来武汉参加革命指导工作的同盟会领导人宋教仁,与设在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陈英士等人的通信,在1911年10月底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均是通过汉口与上海两地的日本“客邮”邮局所传递。其后,民国初年黎元洪统治湖北期间,为控制舆论、推行专制而经常派人到汉口邮局检查各报馆邮件。在此情形之下,北京与汉口两地报馆之间有关评价、报道当时湖北局势的消息与通信,也纷纷改由设在汉口与北京两地的日本“客邮”邮局投递传送,因而避开了黎元洪方面的检查。这些也许是当初在汉开办这些“客邮”邮局的外国势力,在当时所未能想到或也不愿看到的事实吧。
黄炜 中国邮史会员  13622834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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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
以下是引用宜宾在2008-7-18 0:26:27的发言:

今后也请您对拙文多多指教~~~!
谢谢~~~!

客气了,从你文章中学到不少东西,希望你能继续把您的大作发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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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
以下是引用心怡永在在2008-7-16 23:08:20的发言:

希望陈先生多多把您写的文章发上来,让我们多多学习,谢谢!

今后也请您对拙文多多指教~~~!
谢谢~~~!

430061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华中村48号(省美院内) 陈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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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陈先生多多把您写的文章发上来,让我们多多学习,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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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是陈波先生的大作,在中邮网看到的,写的很好,因此引用了上来,没先得到陈先生同意,还请多多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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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陈兄的大作,期待再修改发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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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差不多是5年前的旧作了,承蒙抬爱,不胜荣幸~~~![em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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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好资料,慢慢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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