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民国二年——1913年5月30日，顾型（字绍衣）从上海寄往无锡石塘湾的明信片，可惜掉票了。落地戳很清晰：“江苏
石塘湾
二年
五月
卅”。这无疑是个少见的小地名戳，今天即便在无锡，90后对此都陌生了。但在清末，石塘湾在无锡地区而言，那是了不得的。石塘湾，古称孟里。孟里孙氏在当时是无锡地区赫赫有名的世家大族，与荡口华氏（唐伯虎点秋香里的华太师一族），是无锡、金匮两县两家最大的地主，人称“北孙南华”。孙氏“烈”字辈与“圻”字辈两代人，在民国初年热衷于地方事务，兴办实业，风云一时。

正因如此，这石塘湾当年可是繁华一时。1908年，沪宁铁路第一段通车，就设了石塘湾站，至今可是百年老站了（现在改为货站了）。从此信上这个罕见的邮戳分析，国家邮政在此开办业务应该也不晚。

收信的就是孙家的人，孙寅宾。从前一年寄给孙寅宾的另一封分析，他当时应该还在无锡大名鼎鼎的东林学堂（前身东林书院）任教。

无论是寄信的顾型，还是收信的孙寅宾，都是无锡的钱钟书一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1952年6—8月，在华中大学思想改造运动开始时所写的检讨中，有这样一段记述：“（1904年）我姊丈曹仁化约我组织理科研究会，纠合同志四十人，每人出会费四十元，买仪器，请讲师。华实孚先生讲物理和化学；顾绍衣先生(中国最早研究飞机制造之一人，民国元年《东方》杂志登载先生飞机论文许多篇)讲动植矿物和地质学；皆吾乡老理化会员。”而孙寅宾的祖父孙显烈和钱钟书的奶奶是堂兄妹。无锡晚清民初的几大世家，多有联姻，关系错综复杂。

顾型在这张落款为“五月卅日”的明信片中，告知了孙寅宾刚刚在上海滩发生的一件大事：“沪地时有二次革命之留言，至於昨夜乃竟演为事实。革（命）党谋先取制造局，先既游说陈督，以及其他机关。陈等皆佯许，而暗为准备。昨夜十一时许，，风雨至大，革党果至彼处。预约传炮三声为陈督（）已杀之信号，局中伪应之，首领徐起（企）文等以为真，遂直入局门，因此被执。同党七八十人于此时稍稍冲突即散。局兵死二人，彼党无一杀死皆被执之。徐起（企）文年仅廿余岁，三年前在上海工业学校为学生，仆曾教过一年，不意其作此勾当也！”

此信中顾型说到的革命党首领徐企文，可是近代中国工运史上的开山之祖。由于要突出后来党的领导，先前的这些人物以及历史，都被刻意淡化了。辛亥前夕，中国产业工人总数超过150万，集中于上海、天津、青岛、武汉等地，和铁路、矿山、航运、纺织、造船五大行业。集中，就容易鼓动。辛亥革命后，现代工会组织萌芽出现。 1912年1月22日，工人徐企文等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工党。

工党是一个“真正的工人组织”。从它的组织成分来说，组织者徐企文系工人出身，他从小“衣食自谋”，妻子也“以手工度日”。工党的基本群众是机器工人和工场手工工人。中华民国工党规定
“凡工界同志年在十六岁以上，能自营生计者，不分穷富、男女、宗教、均得入党”。总部在上海，各省设支部。未及半载，支部已达70余处。其中由龙璋领导的湖南支部和唐山支部势力最大。《新青年》记载，唐山各厂工人大多入党。

1913年初工党在南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号称党员达16省40多万人。总部规划开办工人储蓄银行；组织劳资协商；在上海开工党铁厂，吸纳罢工失业工人上岗；支持工界参政，主持国会上提交关于工界议案；开办工人补习所、工人医院，免费发药；每周日集合各行业工人开会演讲。

在这封信中，我们第一次知道中国这位工党领袖，如此年轻，死时不过二十多岁。“徐起（企）文年仅廿余岁，三年前在上海工业学校为学生，仆曾教过一年。”1910年前后，他还是顾型的学生。

1913年“二次革命”前夜，徐企文等已经看到“时局艰难，刻下岁称共和，实与专制无异”。 1913年3月，“宋案”发生后，南北矛盾公开化，且愈演愈烈。值此民主共和生死存亡之时，中华民国工党决定发动武装起义。5月28日夜一时左右，徐企文乘大雨磅礴，手持“中华民国国民军”长方白旗，以“巩固共和，声讨民贼”为号召，率领工人向江南制造局发起进攻。但在此时，陈其美已经预先得知起义消息， 竟然秘密将此消息告知了制造局总理陈洛书，使其预为严防；陈其美还要求制造局官兵万勿参与其事。结果起义失败,

徐企文被俘，解送北京，6月8日牺牲。起义失败后，中华民国工党基本解体。

所谓二次革命，从小教科书上就是以正面的形象描述孙中山的，称其是反对袁世凯独裁的一次失败的革命。近来，随着那一段史料的不断披露，连宋教仁是不是袁世凯暗杀的，都不那么可信了。而二次革命前，无论是上海的陈其美，还是南京的黄兴，原先都是主张在法律框架内反袁，并不主张诉诸武力的。原因是天下初定，民心思安——这从顾型本人在信中的态度就能看出来，他对“二次革命”和徐企文的起义是持否定态度的（“不意其作此勾当也！”）。曾为沪军都督的陈其美，对徐企文等的做法面上搪塞，实际上却是反对的，事发还将徐企文等押之北京处死。1913年，民国二年，武力推翻第一任民国总统袁世凯，在当时既不合法也不顺应民意，从双方实力上讲更是相差悬殊。然而，孙中山最终还是一意孤行选择了“二次革命”。1913年的上海，身处历史漩涡之中的顾型，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他们期待追求的共和，仅仅两年不到，就又将陷入血风腥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