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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容笑貌历历在目。1988年他陪水原先生来复旦交流座谈，他和水原带来的日本邮戳集、赣西南赤色邮政实寄封等使我们这些学生大开眼界。多年后他的外孙又成了我的系友。徐老对复旦集邮支持良多。谨表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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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一篇去年底杨植震教授发表在《复旦集邮》上的的回忆文章以作纪念。
集邮家徐星瑛支持和辅导我校集邮活动二三事
文博系 杨植震
徐星瑛先生今年92岁，是早年“新光邮社”会员，他是中国邮票博物馆的顾问，先后参加编写《中华民国邮票目录》等，是我国德高望重的老一辈的集邮大家。许多集邮者认为，能和徐先生交往并向他请教集邮知识是自己的幸运。
我和徐星瑛先生相识于1995年4月。是年我首次在复旦大学开设公共选修课《集邮学基础》，我邀请国际邮展评审员刘广实来校讲一次关于“邮展”的专题。刘先生讲课的那一天，徐星瑛老师主动要求和刘老师同来学校。徐、刘两位专家看过我准备的教具后提出，邮戳部分太少。我和许多初涉集邮者一样，对邮戳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收集的样品太少，专家的这一条意见十分中肯，对于我以后的教学帮助很大，给我的备课指明了方向。当刘老师讲课结束时，我邀请徐老师讲几句话，他说“这次到复旦大学来，是我主动要求来的。主要想表达对复旦大学开设集邮课的支持。我喜欢对青年的邮集进行点评。今后，你们在集邮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找我。”徐老师的话不多，但是话语中使人感到他对我们学校年轻人的集邮，充满了热情和期望。
徐老师很快就用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的承诺。1995年5月27日是复旦大学建校90周年的纪念日。我校集邮协会假文博系200号楼举办邮展。徐老师提供两个邮集（《新中国国际邮政（邮史类）》《冬季运动（专题类）》参展，亲自出席邮展。邮集表现出先生深厚的邮识，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图1为徐星瑛先生出席复旦大学建校90周年邮展的照片。
由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经常在卢湾区工人体育场集邮沙龙活动，有机会较多地向徐老师请教。回想这个学习的过程，记录着我在漫漫集邮路上的步步脚印。
1．1996年我们决定开展一个科技鉴定邮票的项目，打算采用质子X荧光法鉴定1949年至1955年间纪特邮票的原版和再版邮票。需要选择必要的样品，课题组急切需要知道，哪几套纪特邮票的原版和再版不能用肉眼区分，这样我们才能对这几套邮票开展现代科技鉴定研究。例如当时我收集到几套纪8《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纪念》，其中对于400元和800元面值的邮票，我认为原版和再版的颜色不一样，有可能区别。但是对于寄挂号信用的面值为2000元的蓝色一枚，觉得难以用目测法加以区别原版和再版。仅仅我这个初学者说了不算，只有权威认定，目测法不能区别原版和再版，才有必要使用现代分析法，。徐星瑛老师和屠松鉴老师先后明确告诉我，上述2000元蓝色的一枚邮票，不能用肉眼区别。这些意见，对于我们筹备整个研究工作，起到关键的作用。
2．在筹备《利用反射式数字显微镜CCD研究J.42（云南山茶花加字）的真伪》项目时，又是徐星瑛老师伸出援助之手。他告诉我们，仅用目测法难以确定该票的加字部分的真伪，并借给我们加字部分明显有问题的小型张，建议我们到上海市集邮总公司库房内借取真票，两者进行对比，才做出研究结果。实验结果证明了徐老师的意见是正确的。
3．在我讲授《集邮学基础》课程时，学生可能提出各种问题，有时使我觉得难以回答。这时我总是通过电话向徐老师咨询。问题往往迎刃而解。例如，一次有学生问，1951年纪9邮票中棕色500元面值一枚当时在邮政业务中的用处是什么？因为不知道，我只好说，等我回去查一查，我在课后赶快打电话，向徐老师咨询。电话里，徐老师告诉我，这枚邮票当时用作贴明信片。在下一次上课时，我的回答使同学非常满意。因为有徐老师做我的后盾，我上课的底气大大增加。
4．为了更好地帮助我校的集邮课，1998年徐老师赠送当年日本邮趣协会当年编写的《新中国切手》工具书，又先后四次向同学们赠送外国邮票，今年又向我校集邮协会赠送文19的深色和浅色的对票，以及赛尔维亚1904年的趣味票等等。这些事情处处彰显徐老师对于年轻人集邮的深切期望和崇高的邮德。
近来。徐老来信，说他正在收集材料，要写一篇有关八国联军时期的中国邮政的论文。九十多岁的高龄，徐老还孜孜不倦地在邮坛耕耘。他让我们懂得。在方寸世界中学无止境。
我为我们协会有徐老这样的良师益友感到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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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0月25日，水原明窗先生在徐星瑛先生陪同下，应邀前来复旦与邮协会员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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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4-20 2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