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上海的前世今生一 上海, 前世今生, 摩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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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有关上海的著述已经出版不少，探讨了上海的都市文化、日常生活或者公共制度等问题，形成了一波接一波的上海史热潮。在对上海的琳琅满目的书写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叶文心（Wen-hsin Yeh）教授的《上海繁华：都会经济伦理与近代中国》讲述的是一种独具风味的“上海故事”，这个故事关切的是二十世纪初上海出现的新式企业家等中产阶层，他们如何在一个有着浓厚的重农抑商传统的中国社会里，通过爱国主义等叙事将自身追求财富的行为合法化，而这样一个阶层以及这种叙述，在抗战之后，尤其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又是如何被边缘化的。1990年代以后，随着浦东开发，上海又开始重新追溯1949年之前的“繁华前生”。这些历史的反复给上海灌注了一种别样的丰富与张力。

     《上海繁华》是叶文心的第三本英文专著，其中文版去年7月在台湾地区出版。这位华裔女教授在国际汉学界很有影响，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院首位亚裔院长，也是创院40多年来的首位女性院长。叶文心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其外曾祖父是近代思想家严复，父亲是“中央社”首任台湾特派员叶明勋，母亲是小说家华严（严停云）。近日，叶文心教授到访上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早报记者以上海、上海史以及《上海繁华》等议题对她进行了专访。

“中间地带的人永远在两头之间游走”
东方早报：《上海繁华：都会经济伦理与近代中国》先后在英语世界和台湾地区出版，这本书有在大陆出版的计划吗？
叶文心：英文版版权所有者加州大学出版社已经把简体中文版的版权交给了大陆的一个大学出版社，在繁体字版的基础上，文字再做一些整理，今年下半年或明年应该可以出来。
东方早报：这些年海内外出版了诸多上海史的研究著作，如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卢汉超的《霓虹灯下的上海》、裴宜理的《上海罢工》等。你的这部著作是否可以说是开创了一种从经济伦理文化研究上海的新路径？是什么触动你从这样一种视角来书写上海的？
叶文心：我动笔写这本书大概是在1990年前后。1980年代西方的史学界，对上海的构想基本上仍然是两极化，不是大资本家跟西洋殖民主义者所谓冒险家的天堂，就是青帮红帮、烟赌娼以及被奴役的劳工，中间那层人完全不见了。我觉得好奇，中间那层人中的他（她）算是过什么样日子的人呢？入手之后，就发现有许多中间层次的故事。
上海的多元多样性很显著。譬如上海是中国第一个开埠通商的城市，是中国最重要的金融、生产、教育跟文化以及出版的中心，各种现代化的文教、企业以及金融业都首先在上海出现，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光从这几个“第一”，就可以看出这个城市的复杂性。这几个“第一”为什么同时在这一个城市空间里出现？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从这个问题入手后，就会发现上海是晚清以来中国最重要的移民城市，人口流动的幅度相当惊人。1920年代居住在上海的人，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是祖传三代都是上海的，也就是所谓原籍上海的上海人。
东方早报：这本书写出了上海的两极性，它既有对儒家文化的运用，又有对西方价值的采纳；既有资本主义元素，又有社会主义特征；既浪漫，又理性；既追求革命，又经营日常生活，这种独特的感受方式是如何形成的？
叶文心：因为入手点是中间的人物。上海的中间阶层夹在两头之间，又跟两头都有关系，而两头之间也必然有相当的不同、相当的分殊，逻辑上来看，中间地带的人永远是在两头之间游走。

“新型工商取得财富的基础是知识”
东方早报：“中间地带的人”是《上海繁华》主要关切的群体吗？贯穿这本书的核心主题是什么？
叶文心：上海开埠以后，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产生的第一个大都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政治伦理中，并非先天就具有合法性。受到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以农为本”的经济方式、“耕读传家”的传统影响，炒卖股票、倒空卖空这样取得的财富，在中国社会里如果要立足，首先需要取得文化上的合法性。
很长时期内，一些政治家和作家，包括作家茅盾，对上海资本主义的黑暗做了很多批评，1949年以后，以农村包围城市，基本上是一种把私有制完全非法化的经济制度。为什么私有制在中国是一种需要以法律的手段来把它国有化的东西？这表明，在中国内地所产生的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伦理中，私有的、市场的以及资本为主的经营和取得财富的方式，是缺乏文化跟社会合法性的。
我是倒过来论述，鸦片战争后上海的资本家在中国出现，他们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基础建构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在中国的合法性。上海的资本主义（鸦片战争以后所形成的第一拨），在中国沿海兴起的以市场经营、自由主义、私有财产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之所以能把上海营造成1930、1940年代这样一座空前繁华的城市，关键之一是上海的中产阶层跟资产阶层能够在这个城市中把一个新的经济伦理的合法性，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建构出来。
这本书主要谈的就是经济伦理合法性的建构。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它是以什么方式来建构，以什么面目来呈现，是在什么情况下成功地建构了，又在什么情况下丧失了这个合法性。
上海是第一拨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情况之下所建立出来的大都会，中国的第一代资本主义者为他们的新式财富所做的合法性建构是架构在一种新的爱国主义上的。他们认为取得财富是一种“商战”，即以商业的形式跟外国竞争，争取资源跟财富。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物质的爱国主义立场。城市的中层就变得非常重要。中层所担任的是公司、行号里头一般所谓白领的工作。用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一种智力劳动。这是一种建设性的，以知识为基础，同时具有企业操守的经营方式。把知识跟企业结合起来的最大的社会史意义，就是把学校的那一套概念跟工商企业经营的概念结合在一起。在传统概念中，即使是在运作的过程里不能达到百分之百的社会公平性，也总允许某一种程度的社会向上的流动性。譬如说，只要好好读书，就可以考科举、做官，学优则仕。
上海出现的这种新型的工商跟旧式的工商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取得财富的基础是知识，而不是纯粹的劳动力。它是以知识的培养跟运用作为社会上升的阶梯，所以它说知识是取得财富的基础。如何证明知识是取得财富的基础？商学院很重要，会讲英文很重要，懂商法也很重要。不学无术的话，就不能够在新型的工商企业里头上升。这其实是把上海看作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的第一拨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基础所建构的一个资本主义的国际性城市。其间，中层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中层的人是结合了新型的知识体系跟新式的企业结构的人，用今天的话说，是把这个科技知识产业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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