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邮者需要交流、互助、沟通信息,三五成群即热衷建会办刊。集邮文献的收藏爱好者又喜欢翻印旧书,随着技术的发展,印刷成本相对低廉,近些年来集邮书刊的旧翻新已蔚然成风,竟至连绵络绎:有的是为探求邮识而印;有的是为方便阅读而印;有的是为保存原貌而印;有的是为补全缺本而印;有的是为圆藏珍之梦而印;有的是为缅怀先人而印;有的是为纪念历史名会而印。本书却是别具一格,为回眸自身历程、重温二十年来的足迹而印。 虽然带有怀旧的情愫,却毫无伤时的哀愁,因为回忆的主体正值壮年,追思的内容还并不久远,他们好比是一群中长跑的运动员,刚刚在跑道上兜过了最初的一圈,度过了起跑时的冲动,需要调整踋步, 正在迈向远大的灿烂前程。 《东方集邮信息报》是上海东方集邮联盟于1995—2003年间的会刊。上海东方集邮联盟是上海东联原地集邮研究会的前身,那么《东方集邮信息报》就是《春申邮刊》的“老前辈”了。此报1995年创刊伊始,版面与历史上著名的《国粹邮刊》一样,16开4页。创刊号上的《开卷语》开宗明义,亮出办刊的根本宗旨“立足本会,辐射全国,及时传送,造福邮人”,既平凡踏实,又豪气十足。我数了一下,创刊号的四个版面除报头不计外,共有27个板块,邮识传播、邮品换让、信息发布三个方面的安排均衡恰当,没有哗众取宠的标题,没有故弄玄虚的噱头,文字简炼、朴实,整个刊物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紧凑、扎实,富有实用价值。 会刊是邮会与会员之间、会员与会员之间相互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东方集邮信息报》充分体现了这样的功能。我在总4期第3版上发现,“四面八方”和“ 国际航讯”两个板块,总共只占四分之一版面,竟收纳了分别由11人提供的17条信息。这个现象不仅反映了此报信息密集,容量丰厚,更折射了读者(会员)群体对此报的凝聚力、向心力,也体现了编者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素养,他们认真负责地为来稿精心编织,努力将色彩不同、粗细不一的丝、麻、毛、棉进行筛选、清理、剪裁、熨帖、粘合,尽其所能地绘制成自己心目中最美最靘的画面。 刊物办得有声有色,读者自会增加,作者和稿件就会纷至沓来,同任何发展中的刊物如出一辙,会发生篇幅捉襟见肘的局促,其补救之策先是缩小行间距,然后减小字号,最后只能增加版面,由四版而六版(总15期),再由六版而变成八版(总16期),纸张和印刷成本翻倍,编者的工作量更非简单的叠加。 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出于共同的爱好,担当起众人的托付,办出了自己的刊物,但毕竟是业余的编刊,没有“身家性命”的约束,却与常人同样,也有柴米油盐的羁绊,毋庸讳言,此报也曾遭遇拖期的尴尬,但其为时之短,补救之妙,几乎难以令人觉察。 我饶有兴趣地发现此报2000年8月总35期第6版上,山西阳泉市邮协吴世君给《上海集邮》的一篇未刊稿。文章的标题有点繁复,为《对〈揭发吴世君私刻假冒纪念邮戳〉一文内容的澄清和恢复名誉的正当要求》。事情是这样的:吴世君是从浙江到阳泉承包工程的外来人员,却因参与邮协工作而成为阳泉市邮协理事、山西省先进集邮工作者,近两年来阳泉纪念邮戳的设计、申报、刻制、使用都由他操办。《上海集邮》经常收到他寄来的纪念邮戳实寄封和此类邮戳的报道稿。某日,《上海集邮》收到阳泉其他读者的举报信,揭发吴世君私刻,实寄封上盖销邮票的纪念邮戳未经邮局审批。《上海集邮》编辑部用信件和电话向阳泉市邮政局取证,对方证实举报属实。为此,《上海集邮》刊登上述“揭发”一文,吴世君不服,来稿申诉,因为他没有邮政部门盖章的公函保驾,《上海集邮》编辑部未予接受。 其实,当时和现在我都相信吴世君在申诉中所称,当时当地邮协刻戳邮政默认已成惯例,吴世君刻戳是邮协行为而非个人行为,邮协盖戳收费还是前邮政局长(邮协会长)的意愿,因盖戳收费遭舆论批评,职能部门全都噤声,却将责任全部推向作为邮协志愿者的吴世君,使其成为了“邮政内部矛盾的牺牲品”。然而,《上海集邮》是邮政部门领导的邮协会刊,我个人信任吴世君毫无作用,万万抵不住红色公章支持的权力。 我没有料到,我的遗憾原来已由《东方集邮信息报》代作部分的弥补,虽然它的影响不及《上海集邮》,但对受害者的抚慰犹如雪中送炭,功德无量。14年后发现此文,深感民刊自有其独特的长处,不仅是公开发行大报大刊的补充,而且还可起到监督和纠偏的作用。 翻印旧刊,贵在用而不在藏,温故可以知新,开卷总会有益,一个强盛的邮会必有一份犀利的邮刊,复习旧刊如同研究会史,可以检点过去,匡正前途。愿上海东联原地集邮研究会在风华正茂之年再接再厉,担当起集邮历史赋于年轻一代继往开来的重任! (邵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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