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市中园大厦二楼的“文光邮票社”，经常有一位童颜鹤发、祥如慈善的老人，同来自国内外及港、澳、台地区的集邮同好亲切交谈或评论邮品，这位老人就是广东集邮家张文光先生。

　　张老是广东新会人，1913年出生于一个华侨家庭，14岁在师范读书时，开始集邮。1936年，他在中学教书期间就参加了我国早期的“甲戌”和“新光”邮票会。抗战时期，广州、新会相继沦陷，他不甘做亡国奴，举家逃难到韶关、南雄等山区。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他宁可节衣缩食，仍然坚持集邮。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返回广州，于1946年10月首先提议成立“广州邮票研究会”，当即获得广州集邮家林萍湘、黎汉生、范羽孙、何君侠等人的赞同。经长达9个月的筹备，“广州邮票研究会”于1947年6月15日正式成立，先后拥有会员593人，其阵容之壮、影响之大，不亚于沪、津。其中除广东籍会员178名外，其余多来自国内各地和香港、澳门地区，还有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等国的华侨。会员中有许多是中外闻名的集邮精英，如钟笑炉、陈志川、郭植芳、王纪泽、孙君毅、赵善长、黎震寰等等。这批会员后来有的成了新中国集邮界的骨干，有的成了港、澳、台及海外卓有成就的集邮中坚。而张老不仅是该会的负责人之一，同时又是该会出版的《广州邮刊》的组织者和撰稿人。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当时张老在中学当教师，业余仍痴迷于集邮。1963年广州成立第一个集邮组织“广州工人文化宫职工集邮小组”，他是发起人之一。文革后的1982年，“广东省集邮协会”成立，他是筹委会成员。同年8月他应邀赴北京出席“中华全国集邮联第一次代表大会”。张老先后担任过全国集邮联学术委员，广东省和广州市邮协顾问、学术委员、副主任。香港邮学会还授予他“永久会员”的荣誉。

　　张老集邮60多年，藏品极丰，其中尤以“红印花邮集”、“孙中山邮集”、“解放区邮集”最负盛名。他的邮集，不仅在国内和国际邮展中获过多项奖，而且在中国申请参加“国际集邮联”（FIP）的过程中亦做过贡献。那是在1982年，海峡两岸同时申请参加FIP，而当时海外反华分子为阻挠中国参加，利用传媒散播谣言：“中国经文革浩劫，早已没有人集邮，不要说像样的邮集，连拿放大镜的老集邮家也找不到了……”为了弄清真伪，当时任FIP主席的德沃拉齐克先生决定亲自到福州和广州访问。1982年11月28日，德沃拉齐克先生抵达广州，在听取了广州市邮局领导的情况介绍后，突然提出要会见广州集邮家和欣赏其邮集。这时已是29日下午，而德沃拉齐克先生30日下午就要离穗。德沃拉齐克先生此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名为欣赏，实为考察。但市邮政局长李清万胸有成竹，一口答应，当夜即通知张老。30日上午，张老带着厚厚的“红印花票”和“解放区票”两大册邮集，准时同德沃拉齐克先生会见。当德沃拉齐克先生亲眼见到如此齐全而珍贵的邮集时，十分高兴，同张老边亲切交谈边翻阅。当张老介绍到“八卦戳”时，翻译对“八卦”一词不知如何用英语表达。邮识丰富的FIP主席立即微笑地用流利的英语说：“这是中国清朝的八卦戳，我知道的，你不用翻译。”看完邮集，德沃拉齐克先生十分满意，同张老热烈拥抱。至此，海外谣言不攻自破。1983年7月28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FIP第52届代表大会，正式接受我国为国际集邮联会员国。

　　1985年，北京东城区邮协访问团由朱祖威、林轩带队，到广州交流，来到张老家参观，受到热情接待。不论北京同志提出要参观什么票，如“红印花”、“区票”、“商埠票”等等，张老尽量满足，一一拿出来。由于藏品太多，大家说“够了，不用再看了”，怀着满足的心情告别。

　　1990年，北京与台湾举办“集邮联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两岸首次举办的集邮联展。此次邮展由北京提供6部邮集，但台湾希望其中有“孙中山邮票”集。北京方面答应要求后，派赵衍先生南下广州，找张老商量；张老表示全力支持，借出了珍藏的“孙中山邮集”。当台湾观众看到非常完整的孙中山邮票后，十分意外，有人还问北京参展团领队吴凤岗：“可不可以价让？”吴答：“你们可直接问张老。”并告之张老电话。于是台湾邮人就给张老打电话，提出用4万美元求购该邮集，被张老一口拒绝。事后有人问他：“4万美元也不少了，为何不卖？”张老说：“这不是钱的问题，它关系到尊严。”

　　张老不仅邮品丰富，而且邮识渊博，曾在中央、省、市有关报刊上发表过许多邮文。尽管他现在已是耄耋之年，仍十分关怀并扶持后来的集邮者。如1999年8月，笔者在广州参观省博物馆举办的“苏联邮票展览”，时值盛暑，张老以86岁高龄，偕夫人亲临展场，对6300多枚（套）苏票逐一仔细观看，并就如何更好地展现邮品提出了宝贵意见，其殷切之情感人肺腑。

《集邮》郑庆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