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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澜不惊

媒体揭秘给中央领导信件如何进中南海(图) 2013年05月31日14:33  解放日报





一位工作人员提着一袋信件走出中南海邮局大门。

　　今年“五四”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9级本科团支部全体同学回信。在过去几年，习近平不止一次通过回信的方式与普通群众和基层干部互动，收到回信的有农民工子弟、地震灾区的小学生，还有身患疾病的乡镇党委书记……
　　群众来信是怎么送到国家领导人手里的？中南海里的信，又是怎么寄出来的呢？
　　与中国政治最核心地带中南海仅一墙之隔，一个灰白色调装饰的邮局安静地伫立在府右街乙27号。
　　府右街上，行人们的视线很容易被中南海门口的警卫岗楼和站岗式武警所吸引，极少有人注意这家距离中南海西门不足百米的邮局。充满古旧味的办公室，营业厅墙上悬挂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标准照，宫廷样式的照明灯让这家邮局与中国邮政遍布全国的营业网点风格迥异。
　　从简单的送信送报到储蓄汇款，从只为中央领导服务到面向社会大众开放，如今的中南海邮政局看上去已经和其他普通邮局没有太多差别了。但是众多寄往中南海的信件都汇集到这里，作为沟通普通百姓与中央领导的一个驿站，中南海邮局仍然在书写着传奇。
　　“中央收发室”走下神坛
　　“中央领导的信函只能通过这里投递。”中南海邮政支局党支部书记王磊强调他所服务邮局的特殊性：“中南海支局仍然是为中南海提供投递服务的唯一单位。”除此之外，邮局也为中南海内工作人员提供一系列个性化的服务，比如中南海内部警卫员每年换岗离开时，这家邮局被指派协助打包、运输行李。
　　据王磊介绍，自1997年面向公众开放后，中南海邮政局一半的业务量都来自社会公众服务。
　　开放的过程并不容易。
　　上世纪60年代，出于安全考虑，中南海内的一些机构和住户开始往外迁。小卖部、银行，甚至国务院的一些部门都逐步迁出红墙。邮局迁出的问题，被提上了讨论议程。时任中南海邮局负责人的李振才感觉到，随着中南海机关变少，邮局的业务将会大量减少，似乎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于是，他主动提了一个方案：如果组织需要，邮政局也搬出中南海。
　　谈到离开红墙，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流露出眷恋的神色。他在中南海工作生活的那11年，是他人生中最开心、最自豪的时期。
　　上世纪60年代末，中南海邮局搬出红墙，不再归北京市邮政局直管，而由北京市邮政局西区邮局接管。作为老员工，尚元清对迁址没有特别的感觉——“邮局依然不挂牌，不对外营业，不和附近居民打交道，职员们吃饭、洗澡、参加文体活动，都在中南海里面进行……服务业务也照旧专为中央服务。上级指示：只是办公地点变，其他的关系都不变。”
　　中南海邮局只服务中央党政机关的状态止于1997年。那年，北京西区邮局决定，将这家特殊邮局的服务对象从中南海里扩展到普通公众。经过全面装修后，邮局所在的四合院恢复了古色古香的样貌，“中南海邮政支局”的铭牌总算被挂了出来。在府右街关门闭户近30年的中南海邮局突然一跃出现在公众视线之中。
　　“邮政局门口的这块铭牌很有意义。”王磊说，这是中南海邮局第一次明确地告诉外界，自己姓甚名谁，“首长和群众都是我们的顾客”。为此，邮局工作人员的人数一下多了一倍。
　　邮递员上岗前要经严格政审
　　“三四点起床、摸黑赶去20公里外的人民日报社取报纸，然后再到冶河邮电局交接邮件，十点钟前后返回邮局。”中南海邮局的元老级交通员付江海回忆，他的“公车”——一辆自行车，每天都堆满了报纸和信件。单是《人民日报》就有200份，未经折叠就被分为四卷卷起，整个报卷有半米多长。老乡见到他常打趣：“嗬，比小驴子驮的还多呢。”
　　讲中南海邮局的历史，要追溯到1948年，那时专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和首长们服务的邮政局叫“山河邮局”。一般而言，邮戳都是地名，但当时晋察冀边区历史上并没有叫“山河”的地方。之所以用这个名字，其实是为了保密，山河邮局分别取的是平山的“山”，和流经平山县的滹沱河的“河”。
　　1950年，党中央机关进京，这家邮政局一路跟随着毛泽东等领导人来到香山临时驻地，而后搬入了中南海，成了中国最神秘的邮政局。
　　李振才在那儿工作了11年，他记得邮政局入驻中南海后被设置在西营业处，距离西花厅不足百米。“在这个邮局工作的员工都是邮政系统的业务骨干，每位邮递员上岗前都必须经历严格政审和保密培训。”
　　邮局自1959年2月开始在中南海营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属于中南海的内设局。从各地寄给党中央、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信件、邮包和报纸杂志最终都会被发送到这里，盖上“中南海”的落地邮戳，才能被投递到各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领导的家庭邮箱。
　　邮局的老人们回忆，在红墙内办公时见到中央领导是常有的事。老员工尚元清记得，当时周恩来住的西花厅就在邮局办公室附近，他和邓颖超时常来邮局和李振才等人聊天。
　　当然，中南海邮政局也有自己的“家规”。尚元清回忆，第一“规”是，在中南海里骑自行车投递时，看见首长必须下车，在路上看见首长散步或开会回来，不要主动和首长讲话。“看见毛主席要避让”。
　　李振才说：“当时普通邮局每天递送3次，邮递员都必须身着邮政系统定制的统一制服。但中南海里的邮局，按照首长们的工作作息，每日早晨八点、下午三点投递两次，邮递员不用穿制服，大家都喜欢穿与中南海工作人员风格一致的军大衣上班。”
　　让李振才自豪的还有，投递员拥有中南海最高级别的通行证，哪里都能去，通行范围比很多领导人都要大。
　　中南海里的邮件谁来转
　　如果你贴上80分邮票，写上“中南海”里领导人的名字，信首先会到达中南海邮局。在中南海邮局后边那所小四合院里，几株石榴树、海棠树生机勃勃，工作人员则时常围着一大摞码放整齐的邮件忙活。这些都是中南海里的邮件。行政和警卫人员有时会自己到前台交寄一些零星的信件。大宗邮件都是由邮政专车定期到中南海里去拉，并于当天全部发出。对于一些小批量的重要邮件，会通过专门的渠道和最高规格的服务，来确保万无一失。
　　中南海邮政支局支部书记王磊解释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邮政局首先会按照来信者身份是机构还是个人粗略对邮件进行分拣。机构公函一般直接投递给相应对口单位，而个人来信则根据收信人身份区分送至国务院和中央办公厅的两个信访室登记处理。”这两个信访室于2000年升级为国家信访局。
　　在国家信访局办公大楼的四楼，有间“信件分拣室”，十几平方米的屋内，放着几麻袋已经消过毒的信件。分拣员从麻袋中拿起一摞信件，在桌子上顺几下，放到拆信机上，拆封后再放到各省的信件格子里，几位年轻的分拣员一干就是一上午。这些经过初次分拣的信件再汇集到另一间办公室，按照涉法涉诉、城乡建设、农业农村、劳动社保、组织人事等几个方面，再次进行分类调度。分好后，其他业务处就可以将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信件取走，按照相关规定认真及时处理。
　　最终，一些信件可能到达相关领导的秘书处，再递给中央领导。据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主管的《秘书工作》杂志记载，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的田家英会筛选出重要的群众来信，供毛泽东批阅，其余由他代为回复。但即便是毛泽东自己手写的回信，田家英也会重新誊抄一遍再发出，把原稿留下。
　　“人民包裹”包罗万象
　　作为庙堂与江湖的连接点，中南海邮局的工作对写信者而言意义重大。尚元清说起一封1959年6月的人民来信。当时，这封署名为“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北安路小学四年级二班王刚”的信件同众多群众来信一起被投送到了中南海信访处。
　　几十年后，已是著名演员、主持人的王刚说出了这封来信故事的后半部分。当年作为小学调皮捣蛋的坏典型，王刚被周围的同学孤立了。为了排解内心的孤独和无助感，他决定给毛主席写信，并随信附上了两张自己画的水彩画。
　　十几天后，王刚突然被叫到校长办公室。他拿到了一个信封——里面有毛主席亲笔签名的标准照和回信。
　　回忆这段奇特的经历，王刚说：“忽然，我在人们眼中的印象一下子变了，各种赞扬声不绝于耳，然后我成了一个好班长、一个两道杠的少先队中队长……这封信改变了我的一生。”

　　一封写着“中共中央大胡子首长收”的来信也让李振才印象深刻。虽然周恩来总理在民间被称为“大胡子”，但分拣时，这封信是否应该交给国务院工作人员仍使他非常纠结。
　　“本着最大程度传达民意的想法，我递送了这封‘怪信’。”李振才说，几天后，有人告诉他，那封“大胡子”来信帮助周恩来找回了长征途中失散几十年的老友。
　　上世纪60年代，很多群众喜欢写信向党中央报喜。“分拣来信时，发现大家都喜欢用红色信封，一看就是报喜信，那时每次分拣来信都是满眼红彤彤的一片。”
　　除了寄给领导人或国家机关反映问题、报喜的信函外，很多群众还会向中南海邮寄各种包裹。李振才工作的11年间见过各式各样的“人民包裹”，从芒果、猕猴桃等时令水果，到群众自己制作或者精心挑选的衣物、书籍，包罗万象。
　　这些信件、邮包，经过粗略分拣后，机构公函会投递到相应对口单位，个人信件则送到信访局。“只要有收件人写明寄给领导人，我们也都会投递给信访部门。”
　　(综合自：《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看天下》、北大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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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邮局  

             中华儿女报刊社《中国周刊》记者 邓艳玲   发布时间：201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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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上去，府右街乙27号毫不起眼。它对面的红墙内，就是中南海，中国政治的心脏。
    即使路边停着一辆绿色的邮车，那一小溜位于西城区府右街和西椅子胡同交汇处的灰白临街房，依然看不出太多特别之处，走过这条小街的人，很容易错过它。
    这排矮房子中间是两个银色铝合金门柱，门柱的左侧挂着一块不大的金色铭牌，需要凑近，才能看清——中南海邮政支局。
    最近，中南海邮局登报寻访它60年历史里相关的老员工、老照片、老物件。这个昔日神秘的邮局才出现在公众面前。
    80岁的傅江海，1950年2月22日参与创办了这个邮局，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从中南海邮局调出去以后，有关在中南海邮局工作的事我没有提过一个字，今天是我第一次提。”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
    1950年2月初，20岁的傅江海和同事赵卜一、郭克勤一道，奉命从香山来到中南海筹建邮局。2月22日，邮局就按照中央办公厅的安排，在中南海东门落了脚。
    9个月前，他们三人刚刚从西柏坡来到香山的“北平第五十支局”（1949年10月1日后改称“北京第五十支局”），负责为党中央寄发邮件。党中央机关在进京之后，把香山作为临时驻地，毛主席等领导人都住在香山并在这里办公。五十支局是专门为驻在香山的党中央机关和领导服务的。
    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之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队、海外侨胞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纷纷响应号召，来到北京建设新中国。
    中央机关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陆续往市内迁，到了1950年2月，中央机关大部分已经迁往中南海。为中央机关服务的邮递员，也从香山随之迁往中南海。
这样的搬迁，傅江海已经有过一次，那次是从西柏坡进京。从香山搬迁至中南海，算是循前例。
    1948年2月21日在西柏坡成立的“山河邮局”可算是中南海邮局的前身，山河邮局的主要职能就是为中国共产党党中央机关和首长们服务。后来中南海邮局的规格也沿袭了山河邮局，都是三个人，一个局长两个交通员。比傅江海年长十岁的郭克勤是山河邮局创立时候的两个交通员之一。交通员负责投递书报信件。
    傅江海则是1948年9月份从晋察冀边区邮局调到山河邮局担任交通员。在西柏坡的日子，正是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打得火热的时候，刊登三大战役胜利消息的各种报纸，都是通过山河邮局向中央机关发送的。
    随着胜利的推进，中央迁往北平，先是山河邮局完成使命，然后是香山的五十支局不再为中央机关服务。但中南海邮局，沿袭的还是山河邮局和香山邮局的工作规范。
规矩
    1990年代初，资深邮迷、山西省集邮协会副会长谢孜学收藏了一枚晋察冀边区山河邮戳的信封，凭借那个信封，他在那几年的世界性邮展上屡获金奖。
    最初拿到这个宝贵的信封时，这个老邮迷也很奇怪，通常邮戳都是地名，但当时晋察冀边区历史上并没有“山河”这个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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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了很多资料，谢孜学终于弄清：为了保密，山河邮局分别取平山的“山”、流经平山县的滹沱河的“河”为名。
    其实，山河邮局，香山的五十支局，中南海邮局，从来没有挂过牌。
    在香山，就明确要求，邮局只叫“北平五十支局”，也不挂局牌；寄发单位和个人如写“香山”两字一律退回原单位，不予寄发。
    “中南海邮局”对于傅江海他们来说，其实只是个头脑中的概念而已。他从不会向外人提起，同事之间都不说这五个字，他们习惯称之为“17支局”。
    之前不管山河邮局还是香山邮局，虽然为党中央服务，却并不是和党中央核心机关在一块。山河邮局是和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总收发科在一起办公，设在平山县旁边的建屏县；香山的南门是正门，而五十支局设在香山的北门；中南海邮局在中南海的东门也基本是在红墙之外。后来有人提意见说寄信不方便，邮局就在中南海内建了一个营业所。
    严格说起来，傅江海是第一位真正在中南海里面上班的邮递员。
    在山河邮局时，傅江海并不是那么容易看到中央领导。他第一次见毛主席是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时候。会议闭幕后，石家庄京剧团来表演，傅江海看京剧时看见了毛主席。
    在中南海邮局，傅江海有一张最高级别的通行证，哪里都能去。建国后，邮局已经陆续多了些员工，但是有最高级别通行证的人太少，只能让傅江海一个人去做营业所的工作，开汇票、寄包件、收包裹。
    1958年初，时任中南海邮局局长的傅江海调离邮局。不久，比他小五岁的尚元清来到了中南海邮局。
    尚元清上班前，经历了严格的政审——他出身贫下中农，家人中为革命工作多年的老党员颇多，他自己也是党员。
    一到邮局，领导特地交代：“要做无名英雄，做出多大的成绩都不能宣传表扬……”

“海”里的人
    尚元清上班时，同事们穿着的是邮局的草绿色制服。老员工们并不喜欢邮政系统1955年统一发放的这套制服，他们更喜欢的是军装。
    从西柏坡到进入中南海的头几年，他们和机关里面的其他工作人员一样，都穿军装。
    傅江海保留的唯一一张与邮局有关的照片，是他1949年8月在香山的五十支局工作时照的。照片中19岁的傅江海，身穿灰色军装，脚穿一双擦得锃亮的黑色大头皮鞋，意气风发。
    从1948年到1958年，从山河到香山到中南海，傅江海总共跟随了中央机关10年的时间。那时候都是双重领导。邮政业务等归邮政系统管，生活和组织关系由中央警卫处交通科负责。和中南海的行政人员一样，他们也习惯地称中南海为“海”。
    邮局和“海”里的各机关单位的人都很熟稔，中央有什么活动都通知他们去。开国大典的时候，傅江海和郭克勤就坐在西华表下观礼，这个区域坐着的都是中央机关的人。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问中国的时候，傅江海和同事们也和其他工作人员一道，站在新华门里隆重欢迎。晚上，苏加诺在怀仁堂看京剧，他们也一道作陪。
    1954年第一次选人民代表，毛主席就在傅江海他们吃饭的大食堂里面投票，有人领着周总理过来介绍他们说，这是咱中南海邮局的。在内心深处，傅江海基本上已把自己当成机关一员。
    稍晚些到中南海邮局工作的尚元清，也直接跟国家领导人打过交道。
    除了机关单位，中南海里还有百十来户首长住家，都有各自的信箱号码，都得按照信箱号码去送。尚元清每天6点就在“海”里投递，8点都必须投递完。
    有时候他会碰上一早出来遛弯的陈毅，陈老总就说，“这么早送报来了，辛苦了！” 时不时还开个玩笑，没有一点架子；有时候，陈老总还会主动把信报都接过去，“行了，都给我，我给送去。”
    最令尚元清难忘怀的还是与周总理夫妇相处的故事。
    尚元清到中南海邮局的时候，邮局已经整体搬到西门营业处这边，这里距周总理生活和工作的西花厅不足百米。周总理和邓颖超时常会到邮局来看望大伙，嘘寒问暖。1964年3月8日，《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公演，尚元清已经和领导们一起看了演出。公演后的一天，但周总理还特地来到邮局送票，得知他们都去看过，周总理就让他请父亲和妻子也看看。这件事，成为尚元清一家心中最最珍贵的回忆。
    今年75岁的李振才，1961年到1971年间在中南海邮局工作。他也有很多关于周总理的回忆。夏天的时候，周总理会自己出钱买一大堆西瓜，放在西门的一个桌子下面，桌子上则放一把水果刀，谁想吃都可以自己拿刀去切。
    因为邮局外面不让挂任何牌子和标语，为了提高邮局职工的服务意识，担任局长的李振才就张罗着在房间里面贴上了诸如“为人民服务”、“安全第一，服务至上”之类的标语。
    周总理一天过来看到之后，就笑呵呵地说房子本来就不大了，贴了标语更显小，别贴了，再说，“都是一家人，就别见外了。”

离开中南海
    李振才没有想到，后来，“海”里还是和邮局“见外”了，就在他担任中南海邮局负责人的后期，邮局从红墙里搬了出来。
    李振才已经记不清从“海”里搬出来的具体时间。他只记得，搬出来之后，邮局马上就投入到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的工作中去了。
    按照惯例，“两会”和党代会的会务邮政工作，一直是由中南海邮局负责。
    九大开完之后，《人民日报》出号外，忘记在邓颖超的名字后加标注“（女）”。当时李振才他们已经把这批报纸分拣完毕，正准备投递到“海”里和参会代表时，这个遗漏被发现。这批万来份报纸被紧急叫停，《人民日报》赶紧另外起印。
    那段日子是李振才此生经历过的最闹腾的日子。
    1967年夏天发生的“揪刘火线”事件，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由7月下旬起，至8月5日凌晨止，整个中南海围墙外，达到喧闹的高峰期。
    从北海东侧向南，经府右街到六部口，挂满了彩旗和标语，北京市大小单位的^造**组织都争先恐后地来这里占地。在树上架设无数高音喇叭，对准中南海昼夜呼号不停，声称要将刘少奇揪出来批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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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屡次冲击西门，要冲进中南海。因为中南海邮局就在西门附近，李振才也被组织起来阻挡试图冲进中南海的人们。
    有一次，一群人举着一张纸质毛主席像就往门里冲，李振才他们不敢上前阻拦，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群人冲进中南海。
    后来，或许是出于安全考虑，“海”里面的一些机构和住户开始往外迁。
    最开始迁出去的是小卖部、银行。晚一些，就连国务院的很多部门都迁到了文津街北边原中国科学院的旧址里。中南海邮局的人去那里送信报，得骑着车出来，不但不方便，还跨到了西四邮局的道界。
    “海”里也开始讨论邮局的问题了。关于转址的会议也召开了好几次。时任中南海邮局局长的李振才也感觉到，随着“海”里机关变少，邮局的业务将会大量减少，似乎也没有存在必要了。于是，他主动提了一个方案：如果需要我们搬出去，我们就搬出去。
    把邮局撤出去，也不是简单的事情。中南海以外的地界，已经有完备的邮政系统，新建一个邮局并不容易。最终，警卫局回应，党中央、国务院的报信还是得由你们送，你们只是办公地点变，其他的关系都不变。
    这样，在1960年代的末期，中南海邮局搬到了现在的府右街乙27号院—— 一个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内。

打开紧闭的门
    从中南海搬出来之后，中南海邮局不再归北京市邮政局直管，北京市邮政局西区邮局接管了中南海邮局。
    这一轮番的变化，对尚元清而言，并没有特别感觉。对他来说，只是换了个工作地点，其他一切都没什么变化。
    小院依旧不挂牌，不对外营业，不和附近居民打任何交道，他们吃饭、洗澡、参加文体活动，都可以在“海”里面进行……
    邮政业务也和过去一样，最多的是投递报刊和信件。当时的信函，除了少量私人信件外，大部分是全国各地人民群众写给国家领导人的。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来信最多，然后是寄给其他各位首长的来信，这被称其为人民来信，一般都占所有信件的70%到80%以上。
    唐山大地震那会儿，人民来信达到了顶峰，最多的一天用邮政二号袋装了十七八袋，大约3万余件。
    尚元清快退休的时候，邹定河调到中南海邮局工作。如今49岁的她是中南海邮局年纪最大的员工，明年她就要退休了。
    28岁时，她第一次被人带来这个小院，她的感觉就是“躲进小院成一统”。17支局17人，北京规模小的邮政支局；不对外营业，平时都是关门闭户。第二天上班时，邹定河居然没找到小院。
    搬到“海”外，最大的变化也只是他们在府右街乙27号院紧闭的门里，盖得端端正正的邮戳上的日期罢了。
    但是，府右街乙27号院的门还是被猛然推开了。“一下子就和市场接轨了。”邹定河说。
    对于市场，大伙也并不陌生了，同级的其他支局已经在市场搏得热火朝天了，因为中南海的特殊性，17支局一直都被按着没动。
    1993年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100周年，上级特批他们在那天启用“中南海”的邮戳。李先念的夫人林家楣是个集邮迷，她特意到邮局留下了一枚邮戳。
    从那之后，中南海邮局开始启用地名邮戳。虽不对外服务，但已不停有人慕名上门，尤其是集邮迷，会特地跑过来，想盖上这里的邮戳。遇到重大节日和纪念日，来的人尤其多，邮局一般也不会拒绝。
    1995年，局里的储蓄部门率先出来营业。
    1997年，西区邮局安排中南海邮局进行了一次装修。这次装修之后，在府右街关门闭户近30年的中南海邮局，服务对象从“海”里的中央机关领导扩展至社会各界；业务种类从简单的送信送报扩展到函包汇发储等多个领域；职工人数也逐渐增加到了33人。
    2007年，邮局又进行了第二次装修，去掉1997年装修用的铝合金门框，把小院恢复原来古色古香的味道，就连办公室的灯都是宫灯样式。
    那块金色的“中南海邮政支局”的铭牌这次总算被允许挂出来。这是中南海邮局第一次能明确地告诉外界，自己姓甚名谁。
    在西椅子胡同住了五十多年的李大妈，就是在中南海邮局把牌子挂出来之后，才确定府右街乙27号真是个向外服务的邮局。于是，她把自己在别处领了多年的养老金转到了这里。
    40岁的蔡建芬，去年8月才走马上任中南海邮局局长，她说：“邮局首先要保持优良传统，也要通过服务强调经济效益，毕竟我们是企业。”
    2010年7月，邮局由6个人组成“山河服务团队”，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对外界公众推广“中南海邮局”这个品牌，以集邮产品为主体，设计相应的产品和服务，为客户提供量身订制的一揽子邮政服务。
    中南海邮局的变化，西区邮局局长陈智泉认为是西区邮电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发展经济、服务社会的一个缩影。
    她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中南海邮局”的品牌，毫无疑问具有唯一性、特殊性、不可复制性的无形优势，2010年又是中南海邮局成立60周年，西区邮局会抓住这个契机，将“中南海邮局”作为特色品牌在北京市乃至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60年过去，中南海邮局就这样变成了一个为普通百姓服务的邮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