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翔

叶剑英功不可没
叶剑英在闭幕会上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领导班子问题。
大家都迫切希望邓小平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如果说1935年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那么在1978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在我们党中央的领袖地位就确立起来了。邓小平获得这样的地位，当然主要由于他本人的品德、能力和广大干部与群众的爱戴，但是年高德劭的叶剑英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他说：这次会议，大家畅所欲言，充分讨论，开展了批评，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也不同程度地做了自我批评，这是我党兴旺发达的标志。叶剑英讲到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必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

    叶剑英用了列宁的一句话：“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
第三个问题是“勤奋学习，解放思想”。他认为勤奋学习，解放思想是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学习愈好，知识愈丰富，就愈有利于解放思想。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但是要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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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１９７８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１９７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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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至２２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１６９名，候补中央委员１１２名。中央及地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次全会前，召开了历时３６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党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骨干，对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政治方面的重大决策，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等，提出了积极的建议。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新华社发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个伟大转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前提和先导。全会冲破了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坚决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从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会议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在我国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的同时，着重强调要从科学体系上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切照搬照抄，不能搞“两个凡是”。否则，党和国家就会失去生机，就要亡党亡国。全会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第二，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建国之初，党就要求各项工作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党的八大确定要以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这以后我们的失误，归根到底，就是背离了八大路线，搞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三中全会果断地作出把全党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八大正确路线的恢复和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建设有中国自己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第三，全会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是一个从中央贯彻到各级的较长的过程。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经过三中全会在实际上建立起来，这是最重要的成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三中全会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使重新确立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第四，全会开始了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全会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肯定了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的很大成绩，肯定了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四人帮”干扰破坏进行的斗争，肯定了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天安门事件的革命性质，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第五，全会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全会讨论 并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全会决定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要加强集体领导。全会针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遭到破坏的情况，指出：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全会在讨论１９７９、１９８０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时，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搞好综合平衡的要求。全会还讨论了农业问题，认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才能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文件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这个文件在经过修改和充实之后正式发布，接着一些重要的农业方面的文件相继制定和发布施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改革的进程。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９人为中央委员。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政冶上、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结束了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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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承包
小岗村-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
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西头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挤满了18位农民。关系全村命运的一次秘密会议此刻正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是诞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在会上，队长严俊昌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
在1978年，这个举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是一个勇敢的甚至是伟大的创举。
1979年10月，小岗村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经计量，当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

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签下“生死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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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是指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其基本特点是在保留集体经济必要的统一经营的同时、集体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承包给农户，承包户根据承包合同规定的权限，独立作出经营决策，并在完成国家和集体任务的前提下分享经营成果、一般做法是将土地等按人口或劳动力比例根据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分给农户经营。承包户和集体经济组织签定承包合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

吴翔

台湾的土改
台湾经历了三次土地改革，其土地制度是世界公认的学习典范。20世纪50年代台湾的第一次土地改革，主要是改革农村中的生产关系，解放农村生产力，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70~80年代的第二次土地改革，主要是为了摆脱以小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营，实现农业专业化、企业化和机械化；90年代的第三次土地改革，主要是为了解决岛内农地市场化问题，以因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这三次土改的经验教训，对正在推行土地流转的中国大陆而言，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和平土改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惨痛的失败教训，使之清醒地认识到，为了在台湾能够真正站稳脚跟，就有必要对台湾的社会经济关系，尤其是农村中的土地关系，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建立一个支持其统治的社会基础。
　蒋介石到台湾后，认真总结了在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在研究了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大陆的土改政策后得出结论：太平天国以绝对平均主义均田，是农民小私有者的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大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合理的，但“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土地财产”，侵犯地主利益是不可取的，因此决定在台湾实行温和的社会改良。
当时台湾的土地制度极为不合理，土地分配严重不均，56.01%的耕地为只占农村人口11.69%的地主和半地主所占有；剥削也极其残酷，其苛重程度一般达到农民收获量的5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70%～80%。为维持其在孤岛的政治统治，在当时“中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策动下，国民党当局从1949年起，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了一场较为彻底的土地改革。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时期一直无法进行的土地改革，之所以愿意并且能够在台湾推动，主要是由于他们是从大陆逃到台湾岛的“新客”，与当地的封建地主阶级没有直接的利益瓜葛，土地改革不仅不会损害到统治者的经济利益，反而有利于其加强和维护统治的社会基础。
　　这次台湾土改分三步依次推进。第一步是“三七五减租”。从法律条例限定租额，地租不得超过全年主产品收获量的37．5%，减轻农民的负担。条例也保障地主利益，佃农按时纳租，欠缴两年地租地主可以解雇等。
　　第二阶段的“公地放领”，将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公地”出售给农民，地价为耕地主要农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2.5倍，由承领农民分10年20期平均摊还，不必负担利息。
　　第三阶段是“耕者有其田”，地主可以保留政府法定田地数额，超过部分一律由政府征购转卖给尚未获得土地的农民，地价按耕地正产品的2.5倍计算，以实物土地债券（占70%）和公营企业股票(30%)作为补偿。实物土地债券由台湾当局委托台湾土地银行发放，年利率为4%，在10年内分20期偿清本息；公营企业股票是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四大公司（水泥、造纸、农林、工矿）的股票。
在本次土地改革中，农村地主的损益情况各有不同，其中大地主收益最大。他们从水泥、造纸、农林、工矿四大公司中，获取大量的股票，摇身一变，成为新的工商巨头，如台湾原来的四大封建地主——辜振甫、林伯寿、林犹龙和陈启清，就是依靠土地改革起家而成为台湾地主财团的实力派。辜振甫控制的“台湾水泥公司”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步成为垄断岛内水泥市场的集团企业。同时，也有部分中小地主，在应征土地取得资金或股票后，转营工商业，其中不少因经营不善而被兼并，或趋于破产，甚至一部分地主将所获土地征购款挥霍一空，最后沦为普通农民。
　　在土地改革后，自耕农成为台湾农村中农户的主体，台湾农业从以佃农为主的生产体系，转变为以自耕农为主的生产体系。土地改革后，佃农因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而成为自耕农，耕作兴趣和投资意愿明显增加，对于农业知识和技术的需求更加迫切，因而积极参与农业推广组织举办的农业技术推广和经营管理改善活动，增加对土地的改良，从而有利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台湾的“总统府资政”李国鼎先生指出：“如果没有土地改革，台湾的农业发展将要缺乏推动力，在那时这种推动力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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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集约化
　　然而，小农经济对于农业生产的推动作用是相对有限的，到了一定时期，反而成为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障碍。“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是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累、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
　　随着6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重心转向工业生产，台湾当局大力发展劳力密集型加工出口工业，相对忽视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并在某种程度上采取牺牲农业的政策，实行“田赋征实”、“随赋征购”和“肥料换谷”制度，压低农产品价格，从而抑制了农业的发展，使农工发展不相适应。在工业以双位数增长的同时，农业却出现了负增长。
农民收入偏低，导致其务农意愿淡薄，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力涌入城市，更多的农民则以兼业的方式维持生计。在专业农户中，绝大部分仍然采取个体家庭经营的方式，只有一小部分是经营规模不等的资本主义农场。兼业农基本上“离农不离村”，为增加收入而就地受雇于加工制造业部门，是半农半工的劳动者。兼业农的大量增加，一方面，使广大农民的生活来源越来越依赖于非农业收入；另一方面，又使农村劳动力趋于老化和女性化，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减少。
　　另外，随着工商业的迅猛发展，60~70年代每年都有1000公顷以上的耕地被用于开辟道路、兴建工厂、商店、住宅以及公共基础设施，有的年份甚至高达5000公顷以上，致使岛内可耕地日趋减少，地价急剧上升。由于土地增值迅速，许多靠近城市的农村小土地所有者认为，将土地投入农业生产不合算，宁愿让土地废弃而不进行耕作，有的在土地投机交易的吸引下，把土地高价卖给土地投机商，以致耕地荒废和被占用的现象十分严重。据调查，仅1975年，被废弃的农地就有1.2万公顷。
　　鉴于小土地私有制限制农田经营面积扩大的情况，第二次土地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推行农地重划，就是耕地的转移与合并，农民之间以互换耕地的形式，把分散在多处的小块土地集中在一起，以利于农事耕作和管理；或者以自愿结合的形式，将不规则的耕地联成一片，办成标准农场或综合利用。
另外就是辅导小农转业。它要求将岛内90万公顷的土地，从分属90万农户转变为分属30万农户，即将每户平均拥有耕地从1公顷扩大至3公顷，安排60万农户、约370万农民转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台湾当局鼓励无耕种能力的自耕农出售土地，辅导其转业；另一方面，提供贷款，辅助有能力的小农户购买弃耕或厌耕的土地，以扩大耕地面积，达成适当的经营规模。为此，台湾专门设立了“农地购置基金”，合计约新台币25亿元，以低息贷给耕地面积较小的农户，协助其购买新的耕地。每个农民可从中借钱购买3公顷的土地，每公顷耕地的贷款额度从以往新台币10万元增至30万元，凡增购的土地免纳5年的农业土地税。这一措施有助于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和合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自耕农的耕地面积。
　　在台湾，10年农地重划期间(1962~1971)，农业生产指数上升19.6个百分点，同期农作物生产总值增长约40%，仅在1966~1971年的6年期间，农户所得增长21%左右，扭转了农业下滑的局面。
　　为配合第二次土地改革，台湾制订了农业机械化计划，至1985年，水稻整地机械化程度已达98%，插秧、收割及干燥机械化程度分别为97%、95%、65%，每公顷使用马力数约1.68马力，各项指标均超过原计划。
从第二次土地改革的背景和内容可以看出，它与第一次土地改革有很大程度的不同：第一次主要解决地权分配不均的问题，将土地化整为零，摧毁农村中的地主经济，打破“大地主、小佃农”的局面；而第二次土地改革则是在以工商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形态下进行的，将土地化零为整，扩大农业经营规模，造成“小地主、大佃农”的局面。

吴翔

放宽土地流转限制
　　长期以来，台湾农地政策的核心是“耕者有其田”。但是，随着台湾经济转入后工业化时代，继续沿用这一政策，将严重制约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导致农地制度的僵化。不少农户以私有土地利益为唯一依归，不愿配合对社区公共建设有利的农地重划，拒绝负担农地重划后地块的整地费用，严重影响农地重划的总体效益。
台湾的第三次土地改革，重点在于解决农地的市场化问题，满足经济建设和非农业部门的用地需求，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农民收入，构筑适合台湾社会经济发展的“土地规模经营”新模式。90年代以前，台湾《土地法》第30条规定：“私有农地所有权之转移，其承受人以能自耕者为限，并不得转移共有，但因继承而转移者，得为共有。违反前项规定者，其所有权转移无效。”1990年台湾当局对此条款进行修订，调整私有农地所有权转移受让人必须为自耕农的限定，从而为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扫清法律上的障碍。
　　其中的突破在于：一是放弃全面保护农场的立场，不再坚持优良农地不得变更为非农业用地的原则；二是同意农地变更使用从以往的供给引导，转为需求引导，开放农地自由买卖，严格监控农地农用，落实农地管理。
　　但在放宽农地农用但又不能确切落实的情况下，将来台湾的土地资源是否会大量消失，农村绿色环境是否会遭受破坏，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吴翔

经验教训
　　纵观台湾的三次土改，第一阶段的土地产权分配非常成功；第二阶段，在土地私有的现状下，因为农民不愿主动出售其狭小的耕地，扩大土地规模的目标没有实现，1990年与1955年相比，耕种0.5公顷耕地以下的农户占总农户的比例反从34.4%增加到46.8%，而同期耕种2~3公顷土地的农户则从7.8%减到4.3%；第三阶段，开放农地自由买卖，某种程度上为黑金政治打开大门。一些财团与民意代表结合，很多先买下农地，再去影响地方政府或议会，变更土地使用，这是黑金政治最典型的手段。大家都把农地当房地产来做，结果农产品都要从国外进口了。

吴翔

台湾土改的重要经验教训在于：
　　土地产权的不同形式不是农业生产发展的绝对决定因素，关键要看是否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台北最高的世贸中心附近的黄金地段，有一块号称台北最贵的农田，主人不卖这块农田，每天在地里种菜，旁边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台北政府不能只给几千块钱就强行拆迁，但归根到底，土地所有制的私有或公有只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众多手段之一，公有产权容易滋生短期行为，但私有土地制度也会造成土地规模狭小和土地投机的盛行。
　　另外，规范产权的变迁，需要真正的法治，需要实行宪政，土地私有权要在政治权利的保护下才能真正实现。在台湾，法律规定了结社自由与农民成立农会的权利。因此有强大的农会组织，99%的农户都加入了农会，农会机构完善、自治性强，实行的是民主选举和管理，总干事由理事会聘任。农会以农民为主体，强调农民素质的提高和技能的增强，还包括农民政治地位和权益的保护等。
　台湾地区的农会是组织农民的核心，同时也是政府实施农村、农业政策的重要助手，在协调、沟通政府和农民的关系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接受政府的委托，宣传推广政府的政策计划,办理各项教育和生产培训，及时收集建议与意见，向政府反映农民的愿望为政府决策作参考；同时经常进行农民间的调解、沟通，以减少相互间的分歧与误会，增进组织的团结和理解。
　　如果没有台湾的农会，台湾农民的地位不会像今天这般重要，农民的权利不会和社会其他阶层那样平等。正是因为台湾的农会制度，巩固了台湾的土改成果，打造了台湾特色的现代化“小农”农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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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铁腕推行“土改三部曲”. 直接推行台湾土改的，是当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

吴翔

1932年冬，蒋介石陆续调集三个多个师的兵力，开始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次年1月，陈诚从南京回到杭州做准备。为了有利于军事的进行，他提出实行所谓“限田制度”，采用向地主赎买土地的方法，实现其“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他认为，自国民党执政以来，对于孙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中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迄未实现，而共产党，红军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深得农民的拥护。因此，他要求江西省政府先作局部实验，但被省主席熊式辉所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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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有争议领土
中印之战
麦克马洪线
麦克马洪线（英文：McMahon Line）是一条由英国探险家为印度测量时划的一条位于英属印度和西藏的边界。其走向起自不丹和西藏交界处，大致沿分水岭和山脊线至云南独龙江东南的伊素拉希山口，将传统上西藏当局享有管辖权、税收权和放牧权的约9万平方公里领土（这是传统说法，但根据矢量地图的测量方法，这块地方的面积大约是6.7万平方公里）都划进印度去。英属印度政府和印度都声称这条边界就是正式疆界。中国政府不承认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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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 时至今日，不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还是中华民国政府[2]都坚持要恢复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原来边界。
• 今日中印实际控制线与此线走向比较相近，但并不重合。
• 1987年印度议会通过法令，正式将“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印争议地区和印缅边界一些地区合并建立阿鲁纳恰尔邦，中印争议地区的面积占该邦总面积的80％。
• 由于印度政府强烈要求占领全部争议地区，结果由于这条边界引致1962年的中印战争。
• 至今，印度已有约30万的移民屯居在这个争议的边境上。中国以后如果再提出边境问题，如何处理这些移民将有颇大困难。

吴翔

其他看法
有观点认为，中国与缅甸的边界线北段，属于麦克马洪线向东的延伸，其论据是这段边界与麦克马洪线同属于英国殖民当局单方面制订的、沿分水岭和山脊线划定的边界，传统的中国领土包括今缅甸北部的野人山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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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边境战争是1962年6月或10月至11月间发生在中国和印度的藏南边境的战争。在中国被普遍称为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印度则称为瓦弄之战（Battle of Walong）。
[编辑] 冲突起因中国与印度的边界约2000公里，分西、中、东三段。 到1951年前后，印军向北扩张取得麦克马洪线以南约9万平方公里领土。此外，在中段和西段，印度亦占得部分印中两国争议领土。1959年，印军越过双方实际控制线建立了43个据点。中国政府提出谈判解决边境问题，未得印度方面的接受。
中国观点
中国政府认为，“麦克马洪线”是英国人自己定的，任何时候的中国政府都没承认过，是西方肢解中国的一部分。就像英国在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所作所为一样。由于中方认为麦克马洪线是英国殖民政府强加于西藏南部的分界线，故拒绝承认“麦克马洪线”。并且直到1951年之前，印度政府也未公开承认麦克马洪线。因此，中国表示上述争议领土应该属于中国。

[编辑] 印度观点1947年印度独立后，印度认为他们有权利继承原来的英属印度领土。因此，他们认为上述藏南地区属于印度。

[编辑] 国际观点美国、苏联在当时支持印度，并向印度提供武器、物资援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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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关于战争的争议印度方面认为战争由中方首先挑起，时间是10月，而中国方面则认为战争由印度挑起，时间是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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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过程
1962年6月起，中方称印军向中国边防军开枪攻击，死伤中国军人数十人。10月20日印方称中国军队攻击印度，战争开始。
1962年10月20日至28日是战争的第一阶段。在东段，中国西藏的边防军暂时攻占了藏南和达旺地区；在西段，中国新疆边防军驱除了37处据点的印军。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印度表示无法接受，宣布印北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并在东线的藏南及达旺地区大力增援士兵。
11月16日至21日为战争的第二阶段。11月14日和16日，印军再次于中印边境发动进攻。在东线，中国西藏边防军在东、西段对印军施以反击，至11月21日，中国西藏边防军占领了印军的16处据点。在西段，中国新疆边防军则占领了印军在班公洛地区的据点。由于印度军队在东线藏南、西线新疆失败，印度朝野提议要求美国介入，当时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同意此说，向美国要求国际介入调停。1962年11月，美国介入并以物资支援印度军队。中国边防军宣布停火，此后两国即以麦克马洪线为控制线，但争议并未就此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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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中印停战
麦克马洪线示意


中国政府突然单方面宣布停火，各方猜测的主要原因为以下一点或数点：

• 避免战争长期化，不利于中国军队后勤补给，当时中国军队的后勤运输能力差、方式较落后，主要依靠陆地机械运输，缺少空运。而中印战争期间需经过交通险恶地带且可能受到大雪封锁，所以中国军队后勤需要倚赖附近藏民等人力、牦牛拉车，后勤保障不充足、较脆弱。
• 避免交战两国战争扩大化和全面战争的开启。当时中国军事战略主要集中于三北和东南，如发生战略转移，可能出现很大军事风险。
• 国际环境复杂，印度受到美英的不同程度的支持，而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歧，不能得到相关支持，同时和当时交恶的苏联在三北也有领土纷争。
• 国内环境不佳，处于三年困难时期。
• 大陆和台湾的台海问题存在着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反攻的可能。
• 缺乏安置当时藏南区域内数万印度移民的方式。
• 战争本身出于警告印度在藏南的做法和打击印度及尼赫鲁本人在国际及不结盟运动中的影响。
• 唯恐战争规模超过冲突起因的需要，防止其他国家等拥有介入战争的理由。

中国方面于11月22日零时起下令边防军全线停火。12月1日起，中国边防军开始全线后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内，脱离双方军事接触，实际上未再控制西藏藏南和达旺地区，另外还依约将缴获的武器、军车和军用物资交还印方。1963年5月26日前释放和遣返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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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战争结果

• 中国方面：从1959年实际控制线上，再向北撤退20公里。

• 印度方面：印度官方将藏南和达旺纳入版图。

1979年2月邓小平接见印度外长时指出：“中印两国应该求同存异，世界问题可以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一揽子解决”。1987年印度议会通过法令，正式在“麦克马洪线”之南建立“阿鲁纳恰尔邦”。至今印度已有多少移民屯居在藏南，数字不详。但是根据阿鲁纳恰尔邦总人口数约为两百万来估算，在藏南地区的印度移民约为近百万。然而因为阿鲁纳恰尔邦和藏南地区并不完全重合，所以中国以后如果再提出边境的问题，如何处理这些移民将有很大的困难。
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在2006年11月13日晚上播出的接受印度CNN-IBN电视台专访节目中指出：“中国的立场是，你们所说的阿鲁纳恰尔邦全部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对其全部拥有主权。这就是我们的立场。”但印度外交部也公开重申“阿邦属于印度的事实不容置疑”。2007年5月26日，印度公务员代表团原定访问中国进行考察，但其中一名印度官员来自阿鲁纳恰尔邦，北京当局认为一旦发给该员签证，无异承认阿邦属于印度。新德里当局因此取消代表团出国访问

吴翔

西方记者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Neville Maxwell ，India's China War，London：Jonathan Cape Ltd.，1970）一书中写道，“当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单方面无条件撤军，这与其说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不如说是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世界战争史上还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胜利的一方在失败者还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无条件撤军，实际上也就是让自己付出巨大代价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化为乌有。”
解放军作家金辉在《墨脱的诱惑》书中对那段历史作了这样结论，“胜利者和失败者是十分明确的。但是，经过了近三十年之后，结合现在再来看那场战争及其结果，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胜利者除了没有失败的名义，却具备了失败者的一切；失败者除了没有胜利的名义，却得到了胜利者的一切。胜利者因为胜利的飘飘然，以至连对胜利成果的彻底丧失和巨大的屈辱都无动于衷。失败者因为唯独还没有得到胜利者的虚名，所以一直在摩拳擦掌，发誓要报一箭之仇。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嘲弄，如果当年印度取得了胜利，那么现在他们在这一地区肯定不会如此占尽便宜，如果当时中国在此地失败，那么现在反而大概不会这么被动和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