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翔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于1950年2月14日签定的条约，同年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为30年。
这个条约是以1945年8月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王世杰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基础草拟的。条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和苏联外长安·扬·维辛斯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署。60年代起，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该条约名存实亡。期满后没有再延长。
约共6条：

•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双方并宣布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所有以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之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之迅速实现充分贡献其力量。
• 缔约国双方保证经过彼此同意与第二次世界战争时期其他同盟国于尽可能的短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
•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措施。
• 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 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 本条约经双方批准后立即生效，批准书在北京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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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纪32，纪7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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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
纪19，纪57
战争背景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亚洲的地位，立即出兵干涉。26日，美国总统H.S.杜鲁门命令美国驻远东的海、空军参战,支援韩国国军。27日，H.S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派兵,并令美国海军第7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同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通过了美国提案,要求各会员国在军事上给韩国以“必要的援助”。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了美国关于设立联合司令部以统一指挥在朝鲜半岛的各国部队的提案。8日,杜鲁门任命美国远东军总司令D.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后由M.B.李奇微、M.W.克拉克继任)。共有19个国家参战（朝鲜，韩国，中国，美国，欧洲，东南亚等国家）。


　　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7月6日，周恩来再次发表声明，指出联合国安理会6月27日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为非法，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7月13日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第13兵团及其他部队共25.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后又调第9、第19兵团作为二线部队，分别集结于靠近津浦、陇海两铁路线的机动地区。


　　9月15日，美军第10军于朝鲜半岛南部西海岸仁川登陆。9月30日，周恩来发表讲话，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1日美军越过北纬38°线(简称“三八线”)，19日占领平壤，企图迅速占领整个朝鲜。10月8日，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中国根据朝鲜政府的请求，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迅速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战争持续了2年多的时间。10月25日，志愿军打响了入朝后的第一仗，以光荣的胜利拉开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帷幕。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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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的原因
　1：美国侵略朝鲜，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
　2：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
3：斯大林承诺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
4：朝鲜正处于内战期，美国公然干涉朝鲜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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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过程
　从1950年10月25日～1951年6月10日，为抗美援朝战争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连续进行了五次战略性战役。其特点是：战役规模的夜间作战和很少有战役间隙的连续作战，攻防转换频繁，战局变化急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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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战役，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在朝中边境及其附近地区，对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突然发起的进攻战役。志愿军入朝后,在开进中发现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前进甚速，志愿军已来不及先敌占领预定防御地区，且“联合国军”尚未发现志愿军入朝参战。10月25日，志愿军发起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以1个军的主力配合朝鲜人民军在东线进行阻击，集中5个军另1个师于西线给“联合国军”以突然性打击，将其从鸭绿江边驱逐到清川江以南，挫败了“联合国军”企图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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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战役，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1月7日至12月24日，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诱至预定战场后，对其突然发起反击的战役，是扭转朝鲜战局的一次战役。“联合国军”虽然已经发觉志愿军入朝参战,但却估计志愿军参战只不过是为保卫边界。11月24日，“联合国军”发起旨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将“联合国军”诱至预定地区后，立即发起反击，给以出其不意的打击。“联合国军”兵败于西部战线的清川江两岸和东部战线的长津湖畔，被迫弃平壤、元山，分从陆路、海路退至“三八线”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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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战役，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为打破美国政府“先停火，后谈判”,争取喘息时间，卷土重来的阴谋，突破“三八线”，对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进行的进攻战役。志愿军集中6个军,在人民军3个军团协同下,对依托“三八线”既设阵地进行防御的“联合国军”发起全线进攻，将其从“三八线”击退至北纬37°线附近地区，占领汉城（现韩国首都首尔），并适时停止了战役追击。


　　曾经的核威胁


　　1950年12月31日，中朝军队发起第三次战役，推进至三八线以南50英里处，汉城被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与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占领。


　　杜鲁门政府与联军前方指挥官麦克阿瑟的意见产生很多冲突。杜鲁门希望避免与中国或苏联产生直接冲突，不想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麦克阿瑟则以军事上的胜利为优先，在朝鲜半岛的行动很多都未得到华府的首肯，有些甚至违背了华盛顿的决策。麦克阿瑟的行为在核武时代是非常危险的。麦克阿瑟提出过多次针对中国大陆的攻击，如大规模轰炸东北、动用原子弹轰炸东南沿海大城市以及邀请台湾军队参战等，都一一被杜鲁门驳回。4月11日，杜鲁门最终决定免除麦克阿瑟的最高司令官职务，由李奇微将军接任。这项命令是麦克阿瑟在无线电广播中与全世界民众一起知悉的，麦克阿瑟认为这是杜鲁门对他的羞辱。被解职以後的麦克阿瑟在全美受到数月英雄式的欢迎，但是这股热潮并未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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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战役
　　是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制止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发动的攻势，争取时间掩护后续兵团到达，进行反击准备，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进行的防御战役。志愿军连续取得三次战役胜利后，主力转入休整。“联合国军”发现志愿军补给困难,第一线兵力不足,便迅速补充人员、物资，调整部署，于1951年1月25日恢复攻势。志愿军立即由休整转入防御，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展开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以一部兵力在西部战线顽强抗击,集中6个军在东部战线横城地区实施反击，但未能打破“联合国军”主要方向上的进攻。第二阶段，为了以空间换取时间，掩护后续兵团到达，遂在全线转入运动防御，抗击消耗“联合国军”。3月14日，中朝人民军队撤出汉城。麦克阿瑟同杜鲁门在侵朝政策上发生严重分歧，杜鲁门于4月11日撤销麦克阿瑟的职务，任命李奇微为“联合国军”总司令。4月21日,将“联合国军”扼制在“三八线”南北附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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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战役，
　　是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挫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从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的企图，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反击战。以进攻粉碎“联合国军”的侧后登陆计划，夺回战场主动权。志愿军由于第19、第3兵团的到达和原在元山地区休整的第9兵团重返前线，兵力已居优势。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指导方针，歼灭其有生力量，夺回战场主动权。发起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首先集中志愿军11个军和人民军1个军团于西线实施主要突击，再次越过“三八线”，直逼汉城；接着，志愿军又转移兵力于东线，后，中朝人民军队，向北转移，至6月10日，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


　　经过7个多月的军事较量,美国政府已认识到如将主要力量长期陷于朝鲜战场，则对其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极为不利；加上国内外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因此，决定转入战略防御，准备以实力为基础,同中朝方面举行谈判，谋求“光荣的停战”。6月初，美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中朝方面作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表示。中朝方面,经过五次战役,也深感在技术装备上，中朝人民军队仍处于劣势。在现有武器装备条件下，要想在短时间内歼灭敌人的重兵集团是困难的。鉴于美国已表示愿意谈判，于1951年6月中旬，提出“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战争指导思想和在军事上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据此，适时进行战略转变，由运动战为主转变为阵地战为主，由军事斗争为主转变为军事、政治(外交)斗争“双管齐下”。在作战指导上，还提出了“零敲牛皮糖”，由打小歼灭战逐步过渡到打大歼灭战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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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1年6月11日～1953年7月27日，为抗美援朝战争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中朝人民军队执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进行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其特点是：军事行动与停战谈判密切配合，边打边谈，以打促谈，斗争尖锐复杂；战线相对稳定，局部性攻防作战频繁；战争双方都力图争取主动，打破僵局，谋求于自己更有利的地位。1951年7月10日，战争双方开始举行朝鲜停战谈判。从此，战争出现长达两年多的边打边谈的局面。


　　1951年7月26日,停战谈判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时，竟企图以军事进攻迫使朝中方面就范。8月中旬～10月下旬，“联合国军”采取“逐段进攻，逐步推进”的战法，连续发动了夏、秋季局部攻势。并从8月开始,实施了长达10个月的以切断中朝人民军队后方供应为目的的“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即“绞杀战”。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1951年8月18日至10月22日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展开，依托野战工事抗击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局部进攻的作战。在此期间,中朝人民军队为配合停战谈判,还进行了战术反击作战。“联合国军”方面，于11月27日同朝中方面达成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协议。


　　1952年春，“联合国军”方面为扣留朝中战俘，提出所谓“自愿遣返”的原则，反对中朝方面提出的全部遣返的主张，使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此时，“联合国军”接受了发动夏、秋季局部攻势受挫的教训，采取以小规模的进攻行动和空军的破坏活动，维持其防线和配合其谈判。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1951年12月至1952年8月,利用战场形势相对稳定的时机，为稳固防守阵地，坚守战线，消耗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有生力量所进行的作战。志愿军为坚持持久作战，巩固已有阵地，创造性地建成了以坑道工事为骨干、同野战工事相结合的支撑点式的坚固防御体系。从由带机动性质的积极防御，转为带坚守性质的积极防御；由主要用于坚守战线、消耗敌人的阵地防御，逐渐转向以歼灭敌人为主的阵地进攻。随着阵地的不断巩固，中朝人民军队在打小歼灭战的思想指导下，袭击和伏击“联合国军”，抢占中间地带，夺取其突出的前沿阵地和支撑点，并逐渐扩大作战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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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1952年9月18日至10月31日,在沿“三八线”附近地区的整个战线上，有选择地对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营以下兵力防守阵地实施的具有战役规模的进攻作战。1952年秋，中朝人民军队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线进行具有战役规模的战术反击作战，攻占了“联合国军”许多营以下阵地。接着在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上甘岭战役中，粉碎了“联合国军”发动的“金化攻势”。


　　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1952年12月至1953年4月，为粉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国军在朝鲜东西海岸实施两栖登陆的企图而进行的备战活动。“联合国军”被迫放弃进行军事冒险计划，于4月26日同朝中方面恢复中断6个月之久的停战谈判。


　　为促进停战实现，与人民军一起，发起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从5月中旬开始，先后对“联合国军”进行三次不同规模的进攻。经第一、第二次进攻作战，迫使“联合国军”方面作出妥协。在停战协定即将签署之际,韩国当局声称
彭德怀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要“单独干”、“北进”，中朝人民军队为实现有效的停战和停战后处于更有利地位，决定给韩国军以打击，于7月中旬发起以金城战役为主的第三次进攻作战,迫使“联合国军”方面向朝中方面作出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有力地促进了停战的实现。


　　1953年7月27日，战争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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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3月23日，第一批遣返美国的阵亡军人据中国方面的统计，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志愿军伤亡50万余人次，阵亡、病故171687人，负伤22万人（扣除多次负伤人次），合计伤亡39万人。中朝军队伤亡总人数约63万人。另见抗美援朝纪念馆。


　　联合国军方面，美军伤亡约14万人次。其中阵亡美军36570人，负伤10万余人次，扣除多次负伤后的负伤人数不详。韩国方面数字并未有结论，许多早前公开数字包括平民伤亡，但无论如何，以韩国人力，不可能有多达百万军队伤亡。近年根据当年人口普查资料推断，所谓伤亡失踪百万应该是军民合计数字。韩军的伤亡约在30万-40万之间。


　　朝鲜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帮助朝鲜人民为战后的恢复和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返回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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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最高权力机构，简称“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设机构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简称 全国人大常委会 ）；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 国家 立法权；组成人员为 全国各个行政区 和军队选出的 代表 组成，各 少数民族 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当然有百分之八十为各级官员及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其中在军队的代表中有将军一级的军官占百分之六十以上，地方为各省及自治区一级领导，各省的代表团团长通常为该省省长及中国共产党在该省的委员会书记（请参阅各次大会代表名单）。 全国人大代表 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 法律 规定；每届任期五年。


　　全国人大任期届满的两个月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必须完成下届全国 人大代表 的选举，如果遇到不能进行选举的非常情况，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全体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可以推迟选举，延长本届全国人大的任期，在非常情况结束后一年内，必须完成下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全国人大会议每年举行一次，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召集。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必要，或者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集全国人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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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


　　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或建议，修改 宪法 ；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监督宪法的实施；


　　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 国家机构 的和其他的基本 法律 ；


　　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名，选举 国家主席 、副主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 国务院总理 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


　　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名，选举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一般为前任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并经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批准；


　　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并经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批准；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变或者撤销 全国人大常委会 不适当的决定；


　　批准 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的建置；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决定 特别行政区 的设立及其制度；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决定 战争 和和平的问题；


　　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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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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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制宪历史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以取代正在行宪状态的中华民国宪法。由于该纲领属于临时宪法（值得注意的是，迄今无法律条款宣布该纲领已经失效），且斯大林督促正在访苏的刘少奇尽快制定宪法以解决合法性问题和“组织一党的政府”[1]，因此中共在1952年底开始酝酿宪法。
1952年12月1日，中共党中央下发了《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通知》，通知认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条件已经具备，准备制宪。12月24日，第一届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提议起草宪法。政协通过了这一提议。1953年1月1日，中共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把制定宪法列为1953年的三项任务之一。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由毛泽东等三十余人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即形式上制宪机关为中央人民政府而非政治协商会议
1953年底，中国共产党中央成立宪法初稿领导小组，毛泽东带领核心起草小组成员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南下杭州，亲自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但是这四人均非宪法学出身，只得搜集苏联，罗马尼亚等国宪法，边学边写[2]。其中也不乏独创，例如苏联等国宪法均没有的长篇大论式的宪法序言[3]。
初稿小组于1954年2月提出初稿，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审议。3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陈伯达等组成宪法小组，负责对宪法草案初稿的条文作最后的修改，提交中央讨论；同时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由李维汉为秘书长。总的程序是，宪法先是由毛泽东的起草小组起草，然后送交党的中央政治局，由党的宪法小组具体负责润色并得到政治局确认。即实际制宪机关为中共中央[4]。
随后的整个过程基本按照毛泽东在给刘少奇信[5]中规定的进度进行：

• 2月前完成宪法草案初稿，并随将此项初稿送中央各同志阅看。
• 2月上半月将初稿复议，邓小平、李维汉两人参加。然后提交政治局（及在京各中央委员）讨论作初步通过。
• 3月初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在3月份内讨论完毕并初步通过。
• 4月内再由宪法小组审议修正，再提政治局讨论，再交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
• 5月1日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将宪法草案公布，交全国人民讨论四个月，以便9月间根据人民意见作必要修正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最后通过。

全国人民的讨论，主要是“积极份子”的讨论[6]，据中共官方的统计，约有一亿五千万人参与，提出的意见有138万多条，这些人还不包括各省、市、县部分“人大”596万多名代表[7]。对这些意见的处理方式，毛泽东作了这样的说明：“这些意见，可以分作三部分。其中有一部分是不正确的。还有一部分虽然不见得很不正确，但是不适当，以不采用为好。既然不采用为甚么又要搜集呢？搜集这些意见有甚么好处呢？有好处，可以了解在这八千多人的思想中对宪法有这样一些看法，可以有个比较。第三部分就是采用的。这当然是很好的，很需要的。”[8]即意见由毛泽东最终决定是否正确和可否采纳。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们以投票1197张，同意票1197张，全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9]。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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