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陈健兄“试论红印花小贰分绿色试盖样票乃绵嘉义翻印票” 嘉义, 印花, 翻印, 绿色

xieenshun

这几天抽空学习本栏目帖子，看到“绿衣红娘”拍卖的帖子，找出陈兄的博文，这里贴出来
红印花小贰分绿色试盖样票（即俗称之绿衣红娘）的故事历经先进们撰文披露，已为邮人所熟知，对于此票的成因，大致有以下的说法：
　　“可能先以翠绿色试盖全版20枚，后发觉颜色并不十分显现，再将翠绿油墨混以黑色油墨使成为较深的墨绿色，然后再试盖，但又发觉颜色混浊，并不鲜艳，故最后才决定以黑色加盖。”（注一）
　　对于这种绿色试盖票的版式何以与正式之黑色加盖不同，目前一般的解释是：“可能邮局并未向印刷厂交代加盖的油墨颜色，印刷厂乃自选浅碧绿色油墨加盖数版，送请邮局审核，同时将全版20枚字模拆散放置一旁待命（但每一枚邮票的加盖字模乃捆扎在一起）,印刷机则用作印刷其它文件。等到邮局核准，并指明应用黑色油墨加盖时，印刷厂将20枚字模重行组成10*2全版，此时每枚邮票加盖字模的特征未变而全版的排列位置已有变动。”（注二）
    这些推断都是很合理的，但忽略了一个细节，即小贰分票是由费拉尔亲自监印的，他也因此特制了一批变体票，这也是小贰分票变体独多的原因（注三），既然费拉尔就在现场，那么停印待命之说也就值得再作推敲了。退一步说，即使费拉尔偶尔不在现场，因为此票是由一私人印刷厂承印，在印刷期间，邮局应该有人一直在旁边监督，印刷厂也没有必要为片刻的请示待命而打散字模，而且这是印刷有价证券，海关恐怕也不会允许该印刷厂在承印邮票的同时承揽其它印件。
    红学专家黄光诚先生也曾注意到这种说法的“似乎不甚合理”，提出一种新的可能：“笔者猜测或者当时正在洗除版模上绿色油墨，一时不慎将部分字模弄开分散，立即将原字模重新排列，但有些枚的位置已经改变。”（注四）
    清洗字模是否会“不慎将字模弄开分散”，这个事情发生的概率笔者不敢说绝对不可能，但似乎也是有些偏于偶然了。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存世各枚小贰分绿色试盖样票的流传沿革记录中均缺乏最初的票主，而且发现最早的也已在1942年，这种绿色加盖不像某些识别困难的小变体，应该很引人注意才是，为什么这么晚才发现？此票最初从何处流出？最初的票主是谁？有人说是从邮局档案中流出，作为证据的就是1947年邮政总局在南京举行的国庆美术展览会上曾展出过一枚（即黄光诚先生存世考第4枚加盖“specimen”者）， 但是如属邮局存档的试盖样票，当年何以能逃脱费拉尔、德璀林、赫德等人之手？
    众所周知，费拉尔作为红印花加盖票的监印人，将红印花的倒盖、复盖等变体票（其中不少应该还是他特制的）一网打尽，统统收进了自己的邮集，连一张加盖在白纸上的小贰分字模印样，都被他收入囊中，对这种绿色试盖样票何以会轻易放过呢？他不喜欢样票，不懂得样票的价值么？不是，他的邮集中各式样票数不胜数，他不喜欢异色票么？更不是，因为早期集邮市场对错色票的偏爱，1897年日本版蟠龙邮票印制时他还特制了5角墨绿色及蓝绿色异色票。而且费拉尔是个极细心的人，一般的小变体他或许还可能疏忽漏过，对于这种样票珍品他决不可能放过，尤其是这种样票还通过了德璀林、赫德乃至其后于1905年曾整理邮局档案的绵嘉义等数关而无一人截留，对于华邮著述颇丰的绵嘉义在生前也绝口不提，堪称奇迹。
    如何解释这一奇迹？笔者以为只有一种情况下费拉尔等人不会截留这种绿色试盖样票，那就是他们根本就没见过或者说经手过这种绿色试盖样票，作为监印人的费拉尔没见过试盖样票，可能么？
    因为以上种种疑点，故笔者大胆推测，红印花小字贰分绿色试盖样票根本就不是试盖样票，也不是1897年费拉尔监印加盖的，而是1905年绵嘉义的翻印票！！！
　　现试论证据如下：
    1。费拉尔等人邮集中全无一枚这种绿色试盖样票，其不可能已如上述。
    2。绿色加盖版式与正式之黑色加盖版式不同，印刷厂将字模打散重排的说法欠妥亦如上述。
    3。绵嘉义翻印邮票有物资条件，因为1905年其整理邮政档案编写《华邮报告书（Note of The Postage Stamps  of  CHINA 1878-1905》（附于1905年海关贸易统计册内）时，此前发行的所有邮票的版模都还在海关造册处内，其《华邮报告书》中红印花加盖等字模附图就是用的原字模所印。
    4。绵嘉义翻印票曾经绵氏自己承认，但仅大龙黑色翻印票一种，而事实上根据已故著名华邮专家陈复祥先生的研究，至少尚有小龙四方连及万寿小黑（略带兰）样票两种，因此不能排除还有其它种类翻印票的可能。
　　5。绵嘉义邮集的售出时间一般均记为于1922年去菲律宾前交上海江西路鲁意斯摩拍卖行分三次全部售出，而实际上绵氏邮集的最后一部分是在其1939年去世后的1940年初在上海售出的，属私下交易，邮集的详细内容亦不为人所知，但当时的邮刊如《邮典》曾予以报导（注五）。此部邮集买主很可能是一位寓居上海的外国集邮家，因为从未闻哪位华人集邮家购入，而红印花小贰分绿色加盖票最初在邮坛露面，时为1942年初，票主据说为一寓居上海的外国集邮家，前后对照，时间、地点、人物都颇为吻合，只是巧合么？虽然费拉尔遗集也是1940年入市，但当时有详细记录， 其中并无此项，而且如属费拉尔遗集内容，根本也无需遮掩。绵氏是否因怕有人追问其来源而不敢在生前出售？
　　6。从存世数量来看，存世13枚中翠绿色加盖共10枚，墨绿色加盖仅3枚（注六），如属试盖样票则加盖应至少各有一格20枚（全张100枚，分五次加盖），因为样票不同于一般的邮票，毁损的概率极小，墨绿色加盖票似乎不应仅存3枚，是否当初绵嘉义翻印时仅盖了这些呢？对比存世各枚可以发现，即使同是墨绿或翠绿色加盖，其颜色深浅差异也极大，有的已几乎看不清加盖字样。毕竟此票基本都落入集邮名家之手，大家也深知其可贵之处，保存条件应该勿庸置疑。出现如此大的色差仅仅是年久保存的问题，还是另有原因？笔者这里再次大胆推测：如果是印刷厂正式上版印刷，其各票所受压力大致一致，颜色应该基本一样，但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绵嘉义手工上色压印就有可能出现各票受力不均，自然颜色也就不一样了，而且1905年时还没有每一枚加盖字模识别的问题，绵嘉义只能是随意将20个字模块排成一格，这是否就是绿色加盖字模排列与正式加盖不同的真正原因呢？
    7。小贰分绿色加盖再盖“specimen（样票）”票有进一步研讨之必要，因为此前或同时期的邮票、加盖票无一有加盖“样票”字样者，随后发行的日本版蟠龙邮票亦无此例，这难道不是一件极有趣的事么？究竟是谁盖的？把一枚自己制作的邮票送进邮政档案，对于正负其责的绵嘉义来说恐怕是易如反掌。
    如果真是绵嘉义事后利用存档的字模加盖，那么以上种种疑点都迎刃而解，或者有人说，红印花原票本身已是大珍品，绵嘉义哪来这么多的红印花原票，又怎么会傻到另去加盖一种令人猜测的奇品？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是有几点却是我们需要考虑到的：
    1。绵嘉义是一名集邮家，一名真正的集邮家，已故邮王周今觉先生在谈到绵嘉义的去世时说了一句话：世上少了一个华邮著作家，这一点是与费拉尔等人完全惟利是图迥然不同的，所以在有机会自己印邮票时决不会因吝啬红印花原票而放过，存世唯一一枚红印花原票实寄剪片（原本为实寄封）就是绵嘉义所为。因集邮家特别注重人无我有，红印花原票固属大珍品，但当时集邮家手中藏有的已不是三两位了。说句笑话，现在如果在集邮者当中进行民意调查，如果有绵嘉义当时那么好的机会，肯冒可能牺牲一枚大珍品的危险而私造另一枚独一无二奇品的集邮者恐怕不是少数，笔者即其一也。或者还有人说既然绵嘉义能加盖小贰分，何必不干脆加盖小壹圆更能牟利，前面已经说了，对于绵嘉义不能简单的从牟利的角度来看，而且想再加盖小壹圆谈何容易，虽然字模没有问题，但想要调出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油墨就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本身身为集邮家的绵嘉义不会不了解这个情况，所以与其冒险让人看出破绽，还不如换个颜色直接以样票的身份登场。
    2。绵嘉义虽然冒险加盖此票，但并不怕人怀疑有假，因为正如前述，红印花原票已属大珍品，一般人根本无法想象会有人用它制作加盖票，何况加盖字模也是原来的字模，邮局档案中又已留下了一份自己做的“样票”，堪称万无一失，只要生前不被人知道源自自己这里，毕竟事后就是死无对证了。
　　3。加盖所用红印花原票的来源可能是绵嘉义自邮局档案中窃取私藏的。根据近年来的发现，红印花原票有两种齿度、两种纸边，从而得知存档的原票最初至少有两个全张200枚（现存世已发现80余枚），虽历经多年人事沧桑，至今邮局档案中仍留存有5枚，即中国邮票博物馆所藏之横四连与单枚各一。绵嘉义在着手整理邮政档案时（应该是我国邮政档案第一次正式的整理）从中取出红印花原票若干用作加盖并非没有条件。同时因为是不花钱得来的，其珍视程度也必然较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红印花小字贰分绿色加盖票是绵嘉义的翻印票。谈到这里，又使笔者想起了一篇早年的记载，1942年第二期的《国粹邮刊》在披露新发现的红印花小贰分绿色加盖票的同时，披露了一件陈年旧事，即据早期集邮家张承惠先生称，约在10余年前有一个美国邮商曾致函其并要求出让红印花当五元绿色加盖票，后因双方议价不合而未成交，因事隔已久，张已忘该美国邮商的姓名，事遂搁置。因此事过于离奇，且受“样票理论”之影响，邮人大多怀疑其存在，因既属试色样票，岂有一试再试之理，现在这段记载已为邮人所淡忘，但今天我们如不以样票视之，而视之以绵氏翻印票，则其存在于世亦非不可能，这枚当五元绿色加盖票是否会像欧瓦尔的大龙票封一样尘封百年而终得见天日？我们拭目以待。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是已故邮学家陈志川先生的治学名言，笔者自知此番立论固大胆矣，因此求证也力求小心，但无论如何只是一家之言，还请海内方家不吝赐教是幸。
　　注一：香港《邮票世界》第57期4页潘鉴良先生“绿衣红娘又一惊人发现――红印花小贰分墨绿色试盖票”
　　注二：无锡《邮友信箱》83年8月号赵人龙先生《论绿衣红娘的加盖版式》
　　注三：小贰分加盖票各种变体独多的原因自然也可以解释为私人印刷厂监管不善，但笔者认为之所以将小贰分交给私人印刷厂加盖完全出于费拉尔为了方便自己动手脚而有意为之，现在所谓由于海关造册处加盖任务太重所以不得已委托私人印刷厂的说法不过是后人的推测，并无实据。，毕竟小贰分加盖的数量只有红印花加盖总数的15％而已。而且从现在掌握的材料看，红印花加盖的初衷是为了满足高面值邮票的需求，二分面值邮票并非急需。
　　注四：原文刊于台湾《今日邮政》第308期，转引自台湾《红印花邮票》下编459页。
　　注五：《邮典》1940年4、5月一卷四期陈复祥“?集遗珍”中谈到：“数阅月前，上海发现一巨集华邮，价值不赀。其中珍品颇多。经确定皆为前绵嘉理尼氏原物。”
    注六：新发现的由美国CHERRYSTONE公司拍出的墨绿色小贰分从加盖字模看应属第2号小“洋”字者，则截至目前，碧绿色加盖已发现2、3、5、9、10、12、15、16/17（直双连）、20号字模，墨绿色加盖已发现2、4、15号字模。

karvenjam

学习了。。。。。。。。。。好文章，期待早日破解此谜

麦国培

再来学习

方庆华

如果拿王先生反驳的文章一起贴上来，就更加争鸣了

甄民馨

有争鸣是好事。
前辈的研究要好好的学习！

xieenshun

找到王先生的文章了

麦国培

还有其它的

asiaphilately

好文章。思路清晰。
核心论点，如果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绿衣红娘从棉嘉义处流出旧好了。

王先生的文章，嘿嘿，年纪大了。

麦国培

喜欢有理的讨论

STAMP_XU

好文章

卢长春

再来学习。温故知新。

姜劍

学习中

麦国培

很精彩的讨论

karvenjam

再来学习。。。。。。。。

xieenshun

绵嘉义翻印“绿衣红娘”还缺乏依据
作者：方耀成　　转贴自： 摘自《集邮报》2007年第6期　　点击数：438　　加入时间：2007-2-12 23:08:26
《中国集邮报》2006年12月15日的《“绿衣红娘”是绵嘉义翻印票》(以下简称“翻文”)一文，认为“绿衣红娘”是绵嘉义翻印的。这种认为，笔者觉得依据尚嫌不足，还有一些矛盾和谜团无法解释，举例如下：

    一、“翻文”分析绵嘉义翻印“绿衣红娘”所用的红印花原票，可能是从邮局档案中窃取私藏的，依据是绵嘉义整理过邮局档案，有条件从中窃取。这种推测过于勉强，绵嘉虽然涉足过邮局的档案，但不可能由其一人单独进行，能够任意窃取档案中的大珍品——红印花原票。而且，“绿衣红娘”现已发现13枚，要瞒着他人窃取这么多的珍罕存档邮票，是极难想象的。

  二、绵嘉义有这么多的红印花原票。因何不私盖“小一元”，岂不更珍贵？“翻文”解释是字模没有问题，主要是一模一样的油墨无法调到。与其被人看出破绽，还不如换个颜色直接以样票的身份登场。这样解释，使人无法信服。调用黑色油墨私盖虽有色差，套田“翻文”所云的“原票已属大斟品。一般人根本无法想像会有人用他制作加盖邮票，何况加盖字模也是原来的字模……只要生前不被人知道源自自己这里，毕竟事后就死无对证了“。若私盖“小壹元”，有些色差，又何用顾虑，而私盖“绿衣红娘”后，还要在档案中私塞“样票”，岂不是舍简就繁，得不偿失！

    三、“绿衣红眼“初次露面是在1942年上海，“翻文”据此认为是绵嘉义1939年逝世，1940年在上海出售其最后的邮集，属私下交易，邮集详细内容不为人所知，“绿衣红娘”可能是在其中。但是，绵嘉义于辛亥革命时就离开海关，1923年移居菲律宾马尼拉，并任菲律宾邮学会理事长，1939年在菲逝世。将其所遗邮集，从菲至沪找人私下交易，费神费时。“翻文”认为绵嘉义是否因怕有人追问其来源而不敢在生前出售，但1940年绵嘉义已死了一年，为何还要隐瞒私下交易呢？难道“死无对证”对绵嘉义又不适用了吗？

    四、“翻文”认为“绿衣红娘”系绵嘉义翻印的依据是绵嘉义有条件，并有翻印邮票的前科等主要原因。但是，有条件和有前科者，并不只有绵嘉义，费拉尔较绵嘉义更有利和更有可能。因为费拉尔是红印花加盖票的监印者，还曾利用监印之便，将未发行票和故意制造的罕品、变体票占为已有，1897年7月28日还为此被判刑入狱，要窃取红印花原票进行私盖的有利条件，更胜绵嘉义。要说时间，绵嘉义最后邮集说是1940年在上海私下交易的，但费拉尔遗集也是1940年入市，虽有详细记录，而有无私下交易?“翻文”认为费拉尔遗集中若有“绿衣红娘”，根本无需掩遮。但绵嘉义最后的遗集，是死后出售的，也根本无需遮掩。

    五、“绿衣红娘”加盖票的版式与正式之黑色加盖的“小式分”版式不同，如是绵嘉义翻印，尽可能会利用邮政档案中留存的原版样，《华邮报告书》中红印花加盖的字模附图不就是用原字模版式所印的吗?何必又随意将20个字模块另排成一格加盖呢?这不自露马脚，自找麻烦，吃力又不讨好?作为一名集邮家因何如此?令人费解！

    以上仅是一些主要的疑问，所以，“翻文”认为“绿衣红娘”是绵嘉义翻印的，还需进一步寻找依据，现在尚不能认定。





(以上文字等仅供参考）

麦国培

热心人

大清江山

好文章， 真的要好好学习学习！

swift1

有趣的故事，假設夠大膽，求證有待加強。

許多郵史到頭來有郵戳或文件為憑，在缺乏實證的狀況下，綠衣紅娘的來龍去脈就僅止於故事。

再者，「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似乎是從胡適開始發光發熱（不知道之前有沒有人提過，不過胡適名氣最大也比較早），和陳志川沒啥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