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几百枚清代封全给烧了！

李登强

      昨读清史至辛酉之变，两宫太后兴，肃顺败。后恭亲王查抄肃顺府,查得各地官员与肃顺书信几百封，为绝各官之优，遂焚之。吾深感之!

麦国培

可惜了，不烧就可能卖钱了

甄民馨

带原信的更好！

杨峰

圆明园都烧了，区区一点信封何足挂齿

清邮路

都比不上破四旧

康民德

今天看是东西，当初看是废物（政治意义另当别论）！

曾雷

这些封是没有邮票的，基本上是秘信，属于手递！！！

小黑

老祖宗的东西如果都留着就卖不上价了

高进海

这些封即使在，也不值钱的。那时候没有贴邮票，没有用的。烧了好

KING888

一街都是美女~  那美女就不值钱咯~

清邮路

怎会没价值？名人手札的价格都是从以前暗涨到如今明飚了

小北

名人的手札可比个信封厉害多了。

见过歌德写过的一封信，开价就是25万欧元。

南天一柱

可惜了，留着好，不但有经济价值，也有历史文献价值。

陈三友

离自己太远了   8杆子打不着   
想起我住单位宿舍时候着火把自己弄的书烧的烧  没烧的灭火时用水浇了就想哭啊   
那一段时间挺消沉的

加国过客

文革期间的邮票市场(1966年—1976年)
历时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对我国的集邮事业是灾难性的和毁灭性的打击，时至今日仍象梦靥一般萦绕在老一辈集邮者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这场前所未有的浩劫，在全国范围内，从邮票的供应渠道到集邮的组织建制，从集邮的意识形态到集邮者的集邮活动都加以全盘否定和彻底推翻，使建国以来欣欣向荣的邮票市场遭到无情封杀。
首先，从邮票的供应渠道来看，1966年8月，中国集邮公司受到红卫兵的冲击，被迫关门停业；同一时期，天津市集邮分公司也被迫关闭。9月，全国各地的集邮分公司和集邮门市部相继停业；1969年1月，邮政部门全面停止一切集邮业务。至此，建国以来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套较为完整的、覆盖全国的邮票供应体系遭到破坏。
其次，从集邮的组织建制来看，1966年6月，《集邮》杂志停刊，这是当时我国唯一官办的专业集邮刊物；1966年8月，中国集邮公司停业；1967年8月，邮电部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管会；1968年5月，邮电部军管会决定撤销邮票发行局和人民邮电出版社；1970年1月撤消邮电部，成立邮政总局，归交通部领导。总之，集邮的组织建制陷于混乱和瘫痪状态。
第三，从集邮的意识形态来看，集邮被当作“封资修黑货”和“四旧”来批判。并罗列了集邮活动的四大“罪状”，一是“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二是“投机倒把”；三是“玩古董”；四是“搞特务活动”。
第四，从集邮者的集邮活动来看，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冲击。集邮活动被全面禁止，邮集被没收，集邮家被抄家、揪斗、游行、下放劳动甚至被迫害致死，广大集邮爱好者从此转入地下。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里，集邮活动基本停止。
一、邮票市场遭到灭顶之灾
“文化大革命”是发起于1966年4月由江青鼓吹的所谓“文艺革命”，风暴由小到大，由远而近，越刮越猛，先是批判和声讨“海瑞罢官”、“三家村”和“燕山夜话”，接着是5月“五一六通知”的发表，6月1日、2日人民日报关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两篇社论的发表，其矛头首先指向民族传统文化和文艺事业，集邮事业作为文艺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首当其冲。
1966年6月，《集邮》杂志出版第125期时，所有订阅该刊的集邮者都会发现里面还夹着一张小纸条：“现因全力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经上级批准，“集邮”月刊从今年第七期起暂时停刊，凡已交预想订费的订户，由原收订邮局负责退款。——人民邮电出版社”。这份当时国内唯一由官方主办公开发行的专业邮刊，整整影响了一代人的集邮观，在集邮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停刊是新中国的集邮事业的重大损失，对广大集邮者来说无疑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其实这种预兆在《集邮》1966年出版的前几期摘录的大段大段的政论文章和毛主席语录中就已经显示出来了。
文革一开始，就将构成邮票市场的三要素彻底捣毁干净，一是邮票市场的血脉即邮票的流通渠道遭到破坏，包括国营集邮公司形成的相对完整的覆盖全国的邮票流通体系，以及邮票的民间流通体系，包括民间邮票交换、通信邮购、通讯拍卖和上门收售在内的所有流通渠道；二是邮票市场的心脏即国家库存邮票惨遭焚毁，邮票市场的源头被彻底切断；三是邮票市场的躯体即集邮者特别是一些资深集邮者或集邮家遭到迫害，本人被抄家、揪斗，邮集被没收甚至焚毁。在这种形势紧迫、人人自危的环境之下，邮票市场差不多是鸦雀无声，几近真空。
（一）国营集邮公司对内、对外的集邮业务全面停止
对于来势凶猛的政治运动和日益严峻的政治形势，邮电部邮政总局不得不接二连三地向各省市邮电管理局发出有关停办集邮业务的指示。1966年5月，邮政总局发出（66）票字第139号通知，首先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停办外国集邮邮票业务。同年8月9日，邮政总局发出（66）票字第181号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暂停出售各解放区邮票，各地所剩的区票一律退回中国集邮公司统一处理。同年9月13日，邮政总局又发出（66）票字第209号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立即暂停办理集邮业务。当时的政治空气已经很紧张，如何处理集邮业务不再是单纯的业务问题，而是转变成为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谁也不敢稍有怠慢，因此这些通知估计很快就得到了贯彻执行。
1966年8月，由北京大中专学校的一部分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开始上街扫“四旧”，而设在东安门大街的中国集邮公司营业部恰恰被视为“四旧”之一，因为营业大厅内陈列着花花绿绿的邮票，在红卫兵眼里彻头彻尾的“四旧”，于是被迫封门停业。公司内部职工也开始大鸣、大放、大字报，相互进行揭发和批判，集邮业务限于瘫痪状态。与此同时，天津市集邮分公司也被迫关闭，把所有邮票中认为有“政治问题”的均焚毁。同年9月，全国各地的集邮分公司和集邮门市部也相继停业。
1967年5月12日，邮电部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管会，直接领导邮电部的各项运动，并且试图维持邮电通信工作的正常运转。
1968年5月12日，邮电部军管会决定撤销邮票发行局，当时发行局共有104人，除了发行和设计工作确需保留15人合并到北京邮票厂外，其余全部下放到湖北阳新干校参加劳动。
1968年12月19日，邮电部军管会通信组召开邮票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军管会对邮票工作的指示，指示称：“今后集邮不搞了，集邮本身就是搞投机倒把、玩古董。在国际上，有人利用这点搞特务活动。”
1969年1月，邮电部军管会决定撤销中国集邮公司。
1969年2月，邮电部军管会向中央文革、国务院送交了关于停止集邮业务的报告。2月22日，中央文革、国务院批准了这份报告。3月3日，邮电部军管会发行（69）军管字第0021号文件《关于停止集邮业务的通知》，从通知的内容上看，主要是指停办邮票的进出口业务，因为国内的集邮业务此前已经基本停止。通知中说：“‘集邮’业务是沿袭封资修的一套，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敌人利用集邮进行间谍活动。”这三大罪状就是当时作为停止集邮业务的理由，也为批判和遏制集邮活动定下了“官方”的调子，其上纲上线更为严重，其影响和破坏性更大，无疑是对一切集邮活动包括邮票市场、邮票的经营活动的彻底否定。
在这种情况下，原先活跃在各个邮票公司门前的集邮者，包括一些交换者都仿佛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建国以来，在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日益好转的经济形势下逐步发展起来的邮票市场，包括国营邮票供应主渠道和自发形成的小规模的邮票交换和交易市场，都被这场浩劫无情地葬送了。
（二）国家库存邮票被集中销毁
在全面停止集邮业务的同时，对大量的国家库存邮票也要根据上级指示集中销毁。
一是各省市的库存邮票要集中销毁。邮电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对文革前发行的邮票进行了两次全面审查。
第一次是在1969年8月，邮电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发行（69）生三字349号“关于邮票发行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除附件所列11套34种邮票可以继续出售外，其余一律退到各省市区邮电部管理局集中保管。
附件：下列邮票可以继续出售
纪47　　　　　人民英雄纪念碑　　　　　　　　　1枚
纪104.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枚
特23.1　　　　北京天文馆　　　　　　　　　　　1枚
特41　　　　　人民大会堂　　　　　　　　　　　2枚
特42　　　　　北京铁路车站　　　　　　　　　　2枚
特45　　　　　军事博物馆　　　　　　　　　　　2枚
特47　　　　　西藏人民的新生　　　　　　　　　5枚
特67.2-5　　　石油工业　　　　　　　　　　　　8枚
特70　　　　　登山运动　　　　　　　　　　　　5枚
以上共计11套34枚
第二次是在1969年11月10日，邮电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又发出（69）生五字712号“关于文化大革命以前发行的部分纪念、特种邮票可以继续发售的通知”，通知要求“文化大革命以前发行的纪念、持种邮票，除已审查可以继续发售的34种外，现又经全面审查，尚有73种邮票可以继续发售（如附表），其余的是纪念、特种邮票均由各省、市、自治区邮电管理局负责集中清点销毁。”各地按照即这个批示精神，销毁了大量的邮票。
附件：下列邮票可以继续出售
特74　　　　　　 中国人民解放军　　　　　　　　　  8枚
纪123　　　　　　毛主席的好战士刘英骏　　　　　　　6枚
纪115.2-4　　　　纪念抗战胜利20周年　　　　　　　 3枚
纪36.1　　　　　 红军胜利完成长征20周年　　　　　 1枚
纪74.1　　　　　 遵义会议25周年　　　　　　　　　 1枚
纪88.1、3-5　　　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　　　　　　 4枚
纪6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　　　　 4枚
纪71　　　　　　 工业战线上的妇女　　　　　　　　　5枚
纪60　　　　　　 1958年农业大丰收　　　　　　　　　4枚
特57　　　　　　 黄山风景　　　　　　　　　　　　  16枚
纪118　　　　　　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2枚
纪10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　　　　  3枚
特32　　　　　　 中国制造第一艘万吨货轮　　　　　   1枚
纪116　　　　　　第二届全国运动会 　　　　　　　　 11枚
特50　　　　　　 桥　　　　　　　　　　　　　　　   4枚
以上共计15套73枚
二是原邮电部邮票发行局邮票库（主要是普通邮票，地点在北京花椒树）、原中国集邮公司邮票库（主要是新中国纪特邮票和部分解放区邮票，地点在北京邮票厂内）和原邮电部邮票发行局资料档案室所留存的文革以前的包括清代、民国、解放区发行的所有历史档案邮票和海关没收上缴的各种邮票，根据邮电部军管会下达的指示，都要进行清查处理，清查处理的范围是自1878年我国第一套大龙邮票起，包括清代、民国、解放区、新中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为止，都在清查处理之内，共计1400余种。除解放区邮票1168种12.5万枚全部保留外，清代邮票23种22万枚，每种只留一大张，其余全部销毁。民国邮票92种，258万枚，除认为有政治问题的邮票全部销毁外，其余每种留一大张，多余的全部销毁。新中国邮票，除杜甫邮票、梅兰芳邮票、京剧脸谱邮票全部销毁外，其余每种留一大张，多余的也同样销毁。外国邮票共有11万多种，每种只留3枚，其余的全部销毁。以上这些处理方式仅适用于前两个邮票库所库存的邮票，对原邮电部邮票发行局资料档案室所留存的文革以前的所有邮票，按照该室所设的邮票帐目清点，一律每种只允许留存10枚（包括给中国历史博物馆留的一枚），其余全部销毁。
所谓“销毁”，就是要邮票厂院内砌了一个专烧邮票的炉子，每天派人去烧邮票。当开始烧清代的大龙、红印花等邮票时，因病未曾下放的原中国集邮公司经理王安国同志，正在邮票厂劳动，看见后十分心痛，曾阻止说，这是珍贵邮票，烧了实在可惜，不要烧了吧！军管会知道后斥责说：走资派还没有批透，对旧的邮票还在恋恋不舍。无数的国邮瑰宝就这样被无情地化为灰烬，实在令人痛惜。
1969年11月5日，国务院决定撤销邮电部，分别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总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总局。邮政总局由铁路、交通、邮政三家合并后的交通部管理。1969年12月31日邮电部军管会结束工作。1970年1月1日，交通部邮政总局正式成立。此时没有来得及烧完的邮票还有不少，从此获得了“劫后余生”。
（三）对于集邮者来说也是一场劫难
在这场“由领导的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集邮当作“四旧”、“封、资、修黑货”、“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来横加批判，甚至被认为是“里通外国”、“搞投机倒把”、“搞特务活动”，因此有许多集邮家被抄家、批斗直至被迫害，大批珍贵的邮品和资料被没收或者干脆被付之一炬。
当时集邮者手中的邮票大致有五种去向，一是忍痛进行“自我革命”，偷偷烧毁自己珍藏多年的邮票和资料，以免招来横祸；二是少数集邮家毅然将珍贵邮集无偿地捐献给国家，国家瑰宝得以幸存；三是被红卫兵抄家没收，从此下落不明；四是在抄家时被“小将们”当面撕毁或焚毁，更是了无牵挂；五是只有极少数集邮者冒险将邮票藏匿至安全的地方，幸运地逃过劫难。
原文化部副部长、集邮家夏衍（1900-1995年）以收集清代、解放区和新中国邮票著称，藏品颇丰且十分精道，文革中也横遭政治迫害。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不仅摧残了我国的工业、农业、文化和教育等事业，而且也使我国的集邮活动遭到了一场浩劫。他们把集邮说成是‘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是什么‘投机倒把、玩古董’。江青甚至说‘集邮是搞特务活动’。他们把我的邮票全部抄去，一枚一枚地放在灯光下照来照去，当然是什么也照不出来。这样，集邮也居然成了‘反革命’罪证。由于这样，不知有多少人在他们制造的这种恐怖气氛中，忍痛把多年辛勤搜集来的邮票付之一炬。这是一种难以补偿的损失”（《集邮》1980年第1期第3页）
我国著名的集邮家姜治方（1907-1980年）提前将自己的全部邮票无偿捐献给国家，与文革时期的特殊形势有关。1961年他从北京调往长沙湖南大学任教，因南方天气潮湿，邮集便还留在北京的家中。1966年6月，当来势凶猛的文革开始后，他的长子担心其父用毕生心血搜集来的珍贵邮票毁于一旦，就按照其父预先的交代，将他的全部邮集，连同集邮资料，一起捐送到中国集邮公司，后得以幸存。
著名集邮家林崧教授（1905--- ）以邮票光进不出，从未售让过一枚邮票而闻名，可是他的邮票也未能逃过十年劫难，而且在文革中“出”得非常干净。抄家时红卫兵整整拉走了一汽车邮票，30枚“梅兰芳”小型张被红卫兵当着他面撕毁了。他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那时也不知红卫兵来了多少趟，凡是贴在册子里的邮票被都抄走了。幸好我把普9和普5装在一个信封里面，红卫兵也不懂邮票，检查时见普9是新币值可以贴信，便统统抄去。留下的却是珍贵的普5，要不然我真该哭鼻子了。”（《集邮》1984年第10期第19页）
党仁珊是一位酷爱集邮的地质专家，交往广泛，爱好颇多。1967年6月，身居云南横断山脉地质队的党仁珊居然不仅未能躲过这场劫难，而且遭受迫害更深。他被作为“美蒋、苏修双料特务嫌疑分子”关押起来，并遭到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受尽非人折磨，写过血书，想到自杀。他所在的地质队革委会还向全国12个省市30多个单位发函或派人调查，收集他的罪证，并使与他交换过邮票、火花的朋友遭到牵连。直到1978年他的冤案才得以昭雪。像这样因为从事集邮活动而获罪的集邮者还大有人在，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或者因为不堪忍受邮集被毁，抑郁而终。
如果作为一名集邮者或集邮家尚且如此，那么作为一名邮商则更是命运多桀。解放前就活跃在集邮界的上海著名集邮家兼邮商梁芸斋、陈复祥、钟笑炉等人的辞世，多少均与因集邮遭迫害有关。
陈复祥（1902-1970年）是我国邮商元老之一，以售价低廉、品相上乘、绝对保真著称，邮德高尚，邮识精深，阅世之目，淘沙沥金，当年中国邮商所盖的

加国过客

“保真”戳，只有陈复祥的最早获国际邮坛的承认，被集邮界誉为“当代邮界不可多得之人才”。然而他在文革期间多次被抄家，邮品损失惨重，有一次抄家时，红卫兵将他认为隐藏得十分严密的珍贵邮票翻了出来，并强迫他当面把其中的红印花“当伍圆”邮票丢进水沟里冲走。陈复祥不堪忍受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折磨，于1970年抑郁而终。
至于其他邮商如谈佐麟、鲍伟民等在文革期间，不但邮票被抄光，还被游街揪斗，最后迫于生计，与上海的其他邮商一样，改行以卖报为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国初年开始，集邮家们从收破烂的废纸堆里发掘抢救出大批珍邮和实寄封，使之变废为宝，谁曾想到，到了几十年之后的这场浩劫中，无数的国邮瑰宝又重新变宝为废，被无情地像垃圾一样毁掉。我们至今都不能忘记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许多珍贵的邮品和邮刊遭毁，其价值很难用金钱来衡量，是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集邮家遭迫害，收藏和研究工作均告中断，又白白浪费了整整十年的宝贵光阴；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中国集邮整体水平严重下降，集邮活动包括邮票市场的培育与发展全面停滞甚至倒退，而恰恰在这一时期，世界集邮水平取得了飞速发展，国际邮票市场也完成从初级到成熟的转换，中国集邮界与在40年代末曾经接近过的世界集邮水平之间进一步拉开了差距，使中国的集邮水平和邮票市场的发展层次至少落后了20年。
二、邮票市场并非一片空白
对于文革期间的邮票市场状况，集邮界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是“完全空白论”，另一种则认为是“并非空白论”。
持“完全空白论”者，以《集邮研究》（1988年第3期）刊登的署名赵珩的文章最具代表性。他认为：“文革”十年，社会是畸形的，人的心理状态也是畸形的。在这段历史时期中，集邮领域被视为禁地，没有集邮组织，没有公开的集邮展览，没有集邮的流通渠道，更没有任何学术的研究，无数珍邮毁于一旦，著名邮人难免一死，以至于青少年不知集邮为何物。
同时发表在《集邮研究》（1988年第3期）上署名田健行的文章则认为：“十年浩劫期间，集邮受到严重摧残是事实，但集邮并非一片空白。不仅集邮者不是一片空白，连官方也不是一片空白。”文章还列举一些事实，如1967年-1968年的“中国人民邮票服务处”；天津在几个门市部继续出售明显是供应集邮者的1970年-1976年成套邮票；1967年在邮电部内部办过一次邮展；文革期间，还有民间邮刊和民间邮票目录在顽强地生存和流传着。
1966年8月，中国集邮公司虽然关门停业了，但是到了1967年，就在原中国集邮公司门口，挂出了“中国人民邮票服务处”的招牌，经营人员仍然是原中国集邮公司的工作人员，只是出售范围限制在仅能出售1966年5月以后发行的新邮票和特74“中国人民解放军”邮票。邮票服务处的出现，为仍在坚持集邮的人们提供了收集邮票的一点方便，便是显而易见，在国家公开宣布停止一切集邮业务的背景下，这种明显为了照顾集邮爱好者的需要而出售成套集邮邮票的做法自然难以维持。
据著名集邮家赵人龙回忆：“1969年下放四川……离开北京之前，某次路过集邮公司，看到门又开了。进去一看，偌大一个营业厅，橱窗里仅陈列着两种邮票。即文4雕刻版‘祝毛主席万寿无疆’4分和8分各一个大方连。柜台里冷冷清清的坐着一位女同志，除我之外没见第二个人走进大门。我虽没有这两种邮票，但也没有兴致去买，应该说情绪是比较低落的。即使这样‘造反派’也没有放过集邮公司，又去第二次冲击，中国集邮公司终于正式停业。”由此大致推断出，这个“中国人民邮票服务处”大约在1969年初即告停业。
1966年8月，天津市集邮分公司也被迫关门歇业，并把所有认为存在“政治问题”的邮票全部予以销毁。原有的营业员或被调离，或留在原处改卖报刊杂志，原来偌大的营业大厅只留下一个小小的犄角旮旯，出售一些供人寄信贴用的零枚邮票。然而原集邮公司的工作人员出于对集邮工作的热爱和对集邮家的同情，通过自己经手售票并利用仅有的一点领取邮票机会，想方设法地为集邮者凑成整套，即使有时候凑不成一整套，也会等到新邮票发行之时偷偷地留下一些，准备给集邮者配套。至于那些根本未分配给天津的，如“文4”高面值票，他们就无能为力了。在那种是非颠倒的年代里，这种举动，随时都有被揪斗，被关进“牛棚”的危险，但他们一直坚持这样做。天津一些集邮家能够收集较为齐全的文革邮票，与这些默默无闻却又冒着很大风险的集邮工作者的暗中相助是密不可分的。（杨耀增《津门邮事》第45页）类似这种情况在全国其他省市也时有发生。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在文革开始后，政治运动最激烈的几年内，大约是从1966年初至1969年底，是整个邮票市场体系遭受打击最为严重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邮票的注通渠道基本上荡然无存，从国营集邮公司到民间邮票交换市场，从邮票的门市销售到邮票的通信函购、通讯拍卖、上门收售、跑台拉纤等均告绝迹。所以说这一阶段的邮票市场近乎真空，并不为过。至于民间邮票流通渠道内有无能够抗住高压、坚持交换甚至买卖的行为，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整理。
到了70年代初，特别自林彪1971年9月13日叛逃坠机而亡之后，各个方面均出现某种松动的迹象，一些邮瘾难耐坚持集邮的活跃人物，不顾高压、不怕挫折，暗中恢复了集邮活动，其中有不少老一辈的集邮家，更多的是中年集邮家。这些人在文革中虽然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对集邮的热情依然如故。他们有的恢复与各地邮友的通讯联系，相互交换文革邮票，交流信息；有的在家中接待邮友，聚会畅谈，切磋邮识；有的则埋头整理邮票史料，编印邮票目录，做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至于文革中后期邮票市场体系的复苏是从邮票出口打开突破口的。
三、文革中后期恢复集邮业务的曙光
1969年11月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军管会、通信兵部《关于邮电体制改革的意见》，决定撤销邮电部，成立邮政总局，归交通部（铁路、交通、邮政三合一）领导，管理全国邮政业务，对外称“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总局”；成立电信总局，归通信兵部领导，对外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总局”。
1970年1月1日，交通部邮政总局正式成立。1971年，粟裕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作为国务院业务组的成员之一，分管交通部的工作。
建国以来到1971年底，我国共发行纪念、特种、普通等邮票231套1038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可以出售外一律查禁，进而下令集中销毁。随着我国外交工作的胜利开展，国际上要求购买我国邮票的人士也越来越多。情况反映到中央，当时国务院业务组分管交通部的领导粟裕同志非常重视。
1971年6月初，粟裕听取了当时邮政总局负责人燕鼎的工作汇报，当听到中国停办集邮业务后，国内外反映强烈，许多外国朋友和侨胞纷纷写信索要中国邮票，不少人还寄来外币要求购买中国邮票时，粟裕一边翻阅广大集邮爱好者的来信，一边问道：“为什么要停办集邮业务？”燕鼎汇报说：“文革中集邮活动受到批判，被说成是封资修的东西，因而在‘斗改批’中报上级批准停办，现在看来这样做有些问题。”粟裕对此明确表态：“集邮本来是一项群众性非常广泛的有益活动。在国外，从老头老太太到娃娃都很喜爱集邮，他们很希望得到一枚新中国的邮票，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嘛。你们停办了集邮业务，违背了集邮爱好者的愿望，人家当然有意见。开办集邮业务，恢复出口邮票，可以扩大新中国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影响。人们可以从方寸邮票中增加对新中国的了解，增进对中国人民的感情，同时又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办呢？”
粟裕最后指示，要恢复邮票出口和集邮业务，由交通部向国务院写一个专题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后执行。在这次汇报后，粟裕又先后三次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到邮政总局了解贯彻落实情况，督促抓紧落实。
（一）中国邮票出口公司的开业
1971年8月9日，由外交部、交通部联合向国务院送交了《关于邮票出口问题的请示》。请示中说：“近两年来，许多国家的进步团体和人民群众来函、来电，恳切要求得到我国的邮票。另据《人民中国》杂志编辑部反映，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建藏及其他日本友好人士向我访日乒乓球代表团记者提出，中国邮票在日本很受欢迎，要求我国继续出口邮票。各国集邮商社也纷纷要求订购我国邮票。最近，加拿大驻华商务参赞连续三次向我外贸部探询进口我国邮票的可能性。另据国外来信反映，我国停办邮票出口业务后，外国有些参加广交会的商人，在国内购买大量中国邮票，以高于面值十倍的价格，转手倒卖，从中牟利。”文中还追述了我国停办集邮业务的原因，并提出：现在，鉴于国外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国邮票的强烈需求，同时，最近几年发行的邮票，都经过较严格的审查，为了扩大对外政治宣传，促进我国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和文化交流，经与有关部门研究，拟恢复我国邮票对外的出口业务。但在国内不办理集邮业务和出售外国邮票。有关邮票出口的具体业务工作，拟由北京邮局办理，为便于业务联系，对外拟用“中国邮票出口公司”的名义。
1971年8月13日，经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准，同意成立中国邮票出口公司。经交通部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联系，责成北京市邮政局设立专门机构，对外名义用“中国邮票出口公司”，具体负责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的出口业务。
1971年9月22日，北京市邮政局又将筹建任务落实到革委会生产组，由当时任生产组副组长刘宗训同志兼任中国邮票出口公司负责人，加上关福才、刘国珍、余长贵三位同志组成一个4人筹备小组，进行具体的筹建工作。由于已中断集邮业务多年，这次重建机构，自然困难重重，一是没有办公场地；二是缺少人手，特别是外语翻译人员；三是不懂集邮业务，特别是邮票的进出口业务一窍不通；四是没有可循的规章制度，两眼一抹黑；五是由于原先大量库存邮票被焚毁殆尽，实在是没有邮票可卖。
北京市邮政局在这种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兵分三路，各个突破，一是抽调管理干部和业务人员，调配外语翻译，招收进行短期培训；二是翻阅原来集邮公司档案，请教集邮公司的老同志，走访外贸、轻工、工艺、银行、进口大楼、中旅社等单位，学习、熟悉集邮业务和外贸政策；三是由市局后勤组负责，把东华门大街28号原集邮公司的房子进行整修后，交给邮票出口公司做办公和营业场所，1971年11月邮票出口公司即搬进新址。
1971年10月16日，邮票出口公司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交通部邮政总局写出了《关于邮票出口几个问题的请示》，对邮票出口工作的方针、原则，出口的地区国家，经营的业务范围品种，出口邮票的价格，收款办法等，都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得到了交通部的批复，并作为当时的工作依据。
1971年底，邮票出口公司经过紧张筹备，已经万事俱备，即将开业，最后也是最难办的事情就是急需筹措票源。他们经请示邮政总局并和北京邮票厂联系，最先是确定了1971年3月至11月期间新发行的“巴黎公社100周年”、“中国共产党50周年”、“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阿尔巴尼亚劳动党30周年”这4套编号邮票可以卖，随后又经过写紧急报告积极争取，增加了样板戏等3套邮票，到开业时总共只有7套39枚邮票可卖。这就是被传颂一时的“4套邮票办公司”的佳话。
1972年1月1日，中国邮票出口公司正式挂牌开业，营业地址在北京东安门大街28号（原中国集邮公司的房产），业务范围是专营邮票出口和向在华外宾供应中国邮票，不对中国公民开放，这7套39枚邮票就是该公司对外出口和门市陈列、出售的全部家当。中国邮票出口公司的开业对外影响很大，国外集邮界纷纷来信、来电祝贺公司成立，来款购邮票，同时也反映经营品种太单调。
（二）中国邮票出口公司业务的发展
落实邮票政策，抢救、开禁一批邮票是邮票出口公司开业后的一件头等大事。在1969年11月10日邮电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发出的（69）生五字712号“关于文化大革命以前发行的部分纪念、特种邮票可以继续发售的通知”中允许出售的107枚文化大革命以前发行的纪念、特种邮票，到了邮票出口公司开业时，北京邮票厂已经没有这107枚邮票的库存了，其他应该销毁而没有来得及销毁的邮票还有不少，因此只能在这些遭禁的邮票中重新审查并开禁。他们对一套套，一枚枚被认为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封资修内容的，在国内外发行，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而判过“死刑”的邮票进行分析、研究、经过各个方面慎重推敲，最后公司经研究并经北京市邮局批准，于1971年10月25日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及交通部提交了《关于邮票品种的请示》（京邮生字（71）169号）请求上级重新考虑开禁一批邮票，为了一炮能打响，首次只提出154套132枚邮票可以解禁拿出来销售。这15套邮票，除“第一届工人运动会”是纪念邮票外，其余则是“古塔”、“金鱼”、“菊花”、“唐三彩”、“熊猫”等特种邮票，在当时看来，这些邮票都是“脱离政治”的。这份报告很快得到北京市革委会的同意。
第一批邮票开禁后，他们信心足了，胆子也大了，进而认为“文革”前的邮票绝大部分都是好的，应该开放，对外出售。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同意了第一个报告后在等待交通部批复之前，中国邮票出口公司又在第一份清单的基础上增加了几套纪念和特种邮票，提出了第二份邮票清单，共28套229种，并提出要求开放盖销票。第二份报告（京邮生字16号）于1972年1月22日上报交通部，同年2月19日交通部以“交邮国字第109号”予以批复，主要内容是：（1）目前暂不办理盖销票出口业务；（2）同意对外出售文化大革命前发行的25套（计221种）纪特邮票（附清单）；（3）邮票厂每套留3000套备用外，其余全部无偿拨给中国邮票出口公司。
这25套邮票的开禁，意味意味着邮电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1969年11月10日通知清点销毁文革前大部分邮票决定的否定，是落实邮票政策上的一个突破。这个批复和中国邮票出口公司的成立一样，都是一批领导干部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以大无畏的精神抵制极“左”思潮的结果。
文革前25套邮票的开禁，使中国邮票出口公司初步摆脱了“无米之炊”的困境，在国外集邮商社和集邮团体中引起强烈反响，订购量大增。邮票出口公司以此为契机，于1972年6月29日，又向交通部邮政总局提交了《关于申请对外出售建国以来发行的邮票的报告》。为使领导部门审查方便，报告中还列出了三个清单：一、请批准出售的109套423种邮票；二、请领导考虑的27套79种邮票；三、认为不宜出售的19套59种邮票。清单中所谓“不宜出售的”19套邮票都是一些涉及苏联、东欧国家重大运动等的纪念邮票。当时中苏关系还在紧张，邮票出口公司不得不有所顾忌。所谓“请领导考虑的”则是涉及一些国际活动、国际组织的纪念邮票，担心吃不准它们的政治背景。还有象“梅兰芳舞台艺术”等邮票，能否出售，也需认真研究。
1972年9月19日，交通部邮政总局发出《关于增加出口邮票品种问题的批复》（交邮国字693号），决定：（1）同意对外出售文化大革命前发行的61套233种纪念、特种邮票；（2）请邮票厂除每套留3000套外，其余无偿拨给中国邮票出口公司。
这样，1972年1月开业时有7套39枚，2月有25套221枚，9月有61套233枚，经交通部邮政总局先后三次核准，中国邮票出口公司可以对外出售的邮票品种已共计达到93套493种（《中国集邮史》第430页认为是512种）。至此，文革前发行的邮票，基本上都被“解禁”了，这是中国邮票出口公司的一大

加国过客

功劳。
又经过多次的积极争取，1972年11月2日交通部终于发出《关于同意出售盖销票的批复》（交邮字第2108号），批文大意是：（1）凡是批准出售的邮票都可以作成盖销票出售，价格参照1955年1月15日上报价格及库存量、国际市场价格制定；（2）盖销票的其他品种自己定。这样就突破了只卖邮票，不出售集邮品的限制，无形中为集邮品的制作和上市销售开了绿灯。同年10月15日，中国邮票出口公司在广州第32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开始展销中国邮票，以后历届广交会都一直展销中国邮票。
出售带有集邮性质的盖销票对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外商又提出要求供应首日封等邮品。中国邮票出口公司领导认为，过去国内发行的首日封均有图案和纪念戳，是纯粹的集邮品，现在既然允许出售盖销票，就应该可以按盖销票制作首日封。于是使用国际公文信封，贴上邮票，盖上邮政日戳当作盖销票出售给外商，这就是以后被称作“文革白封”的首日封。第一套是1973年1月5日发行的编号57-62“熊猫”首日封，这种封当时是按盖销票的价格出售的，连封的成本也不收，以避免制售集邮品之嫌。此前，中国邮票出口公司还发行过编号45-48“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邮票空白首日封。实际上，这种做法进一步突破了邮票出口公司只卖邮票，不搞集邮品的限定。当年，日本邮趣协会在收到这些白封后，觉得太单调无味，就根据邮票的主题，自行设计了相关的图案，加印在这些白封上，弥补了白封的缺陷。日本邮趣协会一共为29种中国文革白封设计加印了图案。
1974年9月北京至东京首航时，中国邮票出口公司还与日本邮趣协会共同制作了一种首航封，封的背面印着中国邮票出口公司的英文名称和地址。1975年以后，出口公司又增加了邮票折、袋邮等集邮品种。公司从1972年起每年编印一本中英文对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1973年起印制邮票月历，并贴上邮票实物。1975年起印发《新邮报道》。这些对外馈赠的集邮宣传品受到国外集邮爱好者的欢迎。
在业务操作方面，中国邮票出口公司，基本上是沿用“文革”前中国集邮公司的办法，经营的品种仍估有新票、盖销票、小套票、单枚票、袋票、普通票等，出口价格也参考过去的办法，新票按面值的60%-80%，供给批发商。收款办法也和过去一样，接收我人民银行允许接收的外国货币，如英镑、法国法郎、瑞士法郎等，基本上仍采用银行托收。这些办法，是他们从档案材料中学来的。
中国邮票出口公司成立当年，就与32个国家和地区恢复了邮票经营业务，出口邮票1000多万枚。1974年1月，中国邮票出口公司有职工48人，年收入约130多万元。
70年代初，在极左思潮的束缚下，集邮是被划入资产阶级情趣的活动，因此，中国邮票出口公司成立时的宗旨是只卖邮票，不搞集邮。出口邮票的品种一次次经过审批，仍有一些文革前发行的纪特邮票不能解禁。在多方积极努力下，能够允许出售近百套邮票，出售盖销票等集邮品，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已经是了不起的成绩。它不仅适应了国际上对中国集邮业务的需求，也为以后逐步开展国内集邮业务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三）邮电机构的重建和恢复国内集邮业务的曙光
文革期间，是我国邮政部门管理体制和组织机构变动最为频繁的时期，这在世界邮政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因而也给邮票的发行和流通带来许多混乱。尽管如此，到了1972年前后，我国在恢复国内集邮业务和邮票市场体系的道路上终于看到了一丝曙光。
首先是邮票发行的组织建制发生变化。1972年12月间，交通部决定成立邮票发行局。在相关通知中指出：“为进一步加强邮票设计、发行和票券管理工作，决定自1973年1月1日起成立交通部邮票发行局。该局为部属企业单位，负责邮票的设计、雕刻、组稿、编辑及邮资信封、邮资明信片、美术明信片的设计和发行工作；负责全国邮政票证的及时调拨供应及调剂工作等等。其机构的设置有：邮票设计室、发行会计科、邮票库，编制人数暂定45人，办公地址暂设在北京邮票厂内。”几乎与此同时，即1972年12月30日，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邮电体制问题的指示，邮电部筹备小组成立。
1973年3月12日，原中国集邮公司副经理薛铁以邮票发行局临时负责人的身份，带领原发行局（含中国集邮公司）的部分工作人员，到邮票厂临时局址开始办公。
其次是邮电部的恢复建制。1973年6月1日，国务院决定恢复邮电部，邮政总局仍划归邮电部领导，刚成立不久的邮票发行局自然归邮电部邮政总局领导了。
又经过半年的酝酿，1974年1月1日，中国邮票出口公司从北京邮局划归邮电部领导，与邮票发行局合并，对外仍暂使用“中国邮票出口公司”。出口公司的全体人员共48人连人带工作都过来，房屋和票库本来就是原集邮公司的，也用不着办什么交接手续。一切又恢复了原样，一个机构二块牌子，这是第二次的合并。由薛铁、贾振敖、关福才三位同志组成领导小组，不久从北京邮票厂调来了倪贯一同志任党委书记兼局长（经理）。
1974年5月，邮票发行局经请示邮政总局同意，在即将发行的“万国邮政联盟一百周年纪念”邮票上开始使用新的志号，即“J”字打头，为纪念邮票，“T”字打头为特种邮票，统称为“JT”票，以前发行的则统称“老纪特”。
机构的重建，关系的理顺，邮票的解禁，志号的恢复，标志着集邮活动和集邮业务在北京乃至全国又慢慢地活跃起来了。
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跨台，“文化大革命”象一场噩梦结束了。
纵观文革期间国内邮票市场的发展状况，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来考察，第一阶段是从1966年6月至1969年底，这一阶段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从爆发达到高潮的时期，集邮事业与其他各行各业的遭遇一样，是被破坏和摧残得最为严重的阶段。整个邮票市场体系，包括国营邮票流通渠道和民间邮票流通渠道都被阻断，国家邮政主管部门从国家政策的高度禁止国内集邮业务，各级国营集邮公司和集邮门市部被迫停业，国家库存的大批邮票被集中焚毁，最后就连主管国内集邮业务的组织建制（包括邮电部、，邮票发行局、中国集邮公司等）都被取消了，这对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以国营集邮商业企业为主导的邮票市场体系只能意味着全部瘫痪；而此时民间邮票流通渠道由于经过全面的公私合营运动以来已经变得 规模很小、影响式微了，文革一开始，集邮活动就被认为是“四旧”、“是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是投机倒把”、“是玩古董”甚至被污蔑是“搞特务活动”，弄得人人自危，惶恐不安。随着政治运动的逐步深入，集邮家被抄家、揪斗、邮票被没收、销毁、谁还有心思 集邮呢？因此，从邮票的供给到需求，以及邮票的流通，全部陷于停顿。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一时期的邮票市场几乎是真空。
第二阶段是从1970年初至1976年底，这一阶段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越来越不得人心，特别是一些对文革运动持不同意见的老同志在中央恢复主持工作，各方面的限制均出现某些松动，恢复国内集邮业务和邮票市场流通渠道首先是从恢复对外出口邮票业务和邮票国际流通渠道打开缺口的。特别是有关部门积极恢复国家邮政主管部门的组织建制，从恢复邮电部、邮票发行局到建立中国邮票出口公司等，为恢复国内集邮业务和邮票市场流通渠道准备了人力（干部储备）、物力（邮票储备）和财务（资金储备）。这一阶段，中国邮票出口公司的对外出口邮票业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使中国邮票在70年代初开始就在国际邮票市场上立稳了脚跟，为后来我国进一步拓展国际邮票市场准备了条件。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文革中后期的国内集邮业务和邮票市场体系开始解冻，尽管国内的邮票销售和交换市场仍是一片空白，但是中国邮票出口公司的建立和对外邮票出口业务的首先恢复，毕竟使广大集邮爱好者看到了黎明前的一丝曙光。
    （作者：李国庆）

加国过客

这里仅借李先生有关文革期间集邮情况作一介绍。邮票仅是众多收藏品之一小部分，很多字画被烧被抄，瓷器被摔碎，多不胜数。

加国过客

我想文革10年破四旧等于10个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进北京不止。

双成

看看都心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