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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邮商之张包子俊与奥伦多邮票公司

 

    中国著名的集邮家,邮学家和集邮活动家张包了俊,祖籍安徽省。张包子俊的祖先本来姓“包”,后来他的“先世”过继给姓张的,遂改为姓张。1927年,北京出版的《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的会员名单上,第53号还印着“张子俊”。就是在这一年,他的父亲在旧书信中,无意间发现一件他祖母的遗嘱,说明他们家世演变的过程,说包氏也无后,命后人应以“张包”为复姓,张子俊便改为“张包子俊”,他的后代,也沿用这一奇怪的复姓,其子叫“张包钜”。 
     张包子俊是中国早期著名邮会新光邮票研究会的创始人。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便被誉为“中国集邮元老”。
    他从9岁起开始集邮,1917年又收集航空专题信封,在中国张包子俊大概是第一位专题集邮的收藏家。大约1923年左右,杭州潘光震和几位同学在自己家里组织“新光俱乐部”(简称“新光社”。张包子俊、潘光震、郑汝纯都是杭州青年会集邮组的成员,李弗如是杭州青年会的干事。不久,张包子俊、郑汝纯、李弗如也参加了新光社,并专门从事集邮活动。1925年组建“新光邮票研究会”,会址就在他家:杭州严衙弄二号。出版会刊《邮票先声》,自任主编。
    早在三十年代,张包子俊在青岛市政府任职时,便曾租用青岛邮政信箱第55号,进行通信买卖邮票,按他自己所说“其实也不过是大一点的交换而已,买卖的门槛还不够精”。(见1948年7月31日上海出版的《近代邮刊》第三卷第7期上,张包子俊写的“邮老师”一文)。那时,他只是个业余邮商。真正下海干邮商则是在上海。
    抗日战争爆发后,杭州被日军占领,张包子俊不愿为敌寇服务,未到上海。在1944年11月上海出版的《邮话》第35期上,他写有“上海邮市动态”一文,其中写道:“余于事变后来沪,见猎心喜,试为贩邮之业,合作者有张承惠、柳至川、钟韵玉诸君,阵容堪为一时之钜……不料12月8日东亚事变,余等首蒙打击,……不料十二月八日东亚事变,张柳二君相率以世去,韵玉今亦自立门户……” 
    1937年,张包子俊开办了“奥伦多邮票公司”,最初在上海沧州路206号,后迁到上海爱文义路福田邨71号。该公司主营中国邮票,由他和妹夫钟韵玉主管,外国邮票由柳至川负责,其妹张包平之协助。
    1942年6月,柳至川脱离奥伦多邮票公司,另立“东方邮票公司”。奥伦多邮票公司,由张包子俊与钟韵玉2人一直经营到抗战胜利。1945年冬,奥伦多邮票公司从上海迁到杭州,地址:杭州仁和路41号,由张包子俊一人经营。钟韵玉则曾在上海经营“上海邮人服务社”。1946年底,张包子俊正式结束了奥伦多邮票公司。在杭州经营“清泰第二旅馆”。
    张包子俊在经营奥伦多邮票公司期间,曾于1942年1月创刊《邮话》,到1946年5月停刊时,共出刊33期。
    1940年底,张包子俊,钟韵玉及徐秉鸿还曾开办过“上海邮人服务社”,门市部便在奥伦多邮票公司,函购部在上海斯德朗路四维村1号A。社址:上海慕尔鸣路220弄3号。                                                刘肇宁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9-19 22:08:58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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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见识了。谢谢![em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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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包子俊说老集邮家

 

提起老集邮家,大家都不免怀着敬意,多少希望领教领教,每逢集会的时候,座中如有几位老集邮家在场,全场就会生色不少,会场上也见庄重了许多。去年上海邮人旅行来杭,我在杭州权充地主,为了表示欢迎,特地邀几位杭州同志来参加;不料杭州的邮人,一见上海来的有不少是老集邮家,如梁老芸斋,张老赓伯,他们吓得见也不见,一个个溜之大吉了!幸亏杭州有位陈老独醒,当场倚老卖老的发表了一篇欢迎词来应景,事后杭州一班小老们,才知道老人也爱集邮,就益发兴高采烈的集起邮来,终于杭州也有了健全的集邮分会。

  论起老来,不知怎么我也挨着了一脚?其实什么元老不元老,真是在那里骂我啦!我既无邮集,亦不敢称老,我到任何场所,总跟着一班小老在一起,从不曾正襟危坐,与诸老集邮家去研究究一番,既不能像陈老葆藩的语惊四座,亦不会有朱老世杰的掌故滔滔,我只能大事不问,小事不论地来参赞一回;我的集邮,说大可比罗斯福总统,说小只能比到王老三,因为余致力集邮凡四十年,其目的仅在随心所欲,从不坚持一策,所以我的集邮也可以说是乐观派的集邮家。有人以为我是老集邮家来向我聆教,那就真可说是问道于盲了!

  不过我的集邮,倒很喜欢尝试,人家在那里成功的时候,我也得试验一番,我的求知欲颇深,而不求甚解,我对各国邮票都有兴趣,但我不喜欢以多为胜。不懂集邮的人老是问我:“你搜集了多少种了?”“世界各国都集吗?”常常被人家问起这几句话,我也几乎中了这几句问话的毒,心里老想要现实,不得不一千种五千种的买进来,但是有什么用呢?邮集种类虽是多了,而集邮的心得在哪里?简单的说,只有一个“贪”字,可以作为代表。不过这样以多为胜的集法,在外国也风行一时,从前我做邮商的时候,有位外国老集邮家到我这里来,他身背两部大邮集,里面全是讲种类的,只要他集上所没有的他都要,他的兴趣就在增加,我给他一张“也门王国”的邮票,看样子他真兴奋得很,他说他一星期不增加邮票,也许会生病,他最恨邮商有成套邮票不肯折给他一枚;像这位老人倒不能说他贪了,他实在是一位苦修的老集邮家。

  我有一个怪想,因为集邮原为遣兴而发,这个兴趣最好不要他马上完成,譬如你要集中国纪念邮票全集,有邮商立刻将一部大全集送来,你也付给了代价,那么你的兴趣只在一翻二看三搁就完了。我从前集红印花,按着小二分的版式排玩,果然有着兴趣,但当发现每枚大一分也有一点小不同时,兴趣更来得佳,当时既不懂版式,就不敢轻易放弃,一会儿直排,一会儿横列,白天看看有异,晚间看看却又相同了,那时有了全格,还是安排不好,这个闷葫芦,一直等到陈志川研究成功才打开。我这兴趣一直等了多年,到现在反而没有那样太的兴趣了,你想我这老集邮家有什么用?但是我以为我的乐才是真乐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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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来怀念和学习一下!
他去的那天我刚在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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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懷念與尊敬的長者--張包子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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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就是酱紫地。
王 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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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应该作为一种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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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钻的话头会痛,放松点比较好。
王 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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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围城里面的那个head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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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与有买没有玩。
王 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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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的水更深。那是要眼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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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从小的开始,有感觉了才放开手脚。不用急的,不像股票,买了就知道赚不赚。

本来收藏就是精神上的享受,能赚钱当然好。
我在这里还买到清朝的瓷器,民国的笔筒。都是在乡下的古玩店买的,哪里懂得真假,买回来上网查查,愈看愈象。我又不会卖出去,放在这里当摆设也蛮别致的。

王 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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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刚开始收集封,我这里的封都是客邮的便宜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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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没方向。我票不多的,现在找封,上次拍到的那枚欠资封到现在还未收到。
王 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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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兄准备放弃那个方向?让我捡点漏[em56][em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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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衡夫从 1954年开始集邮,当时由于工作繁忙,基本是以购买、欣赏邮票为主,直到 1982年他有缘结识了我国的集邮泰斗张包子俊先生。在张包老的指点下,他开始研究有关邮票的各种知识。他通读了 400多万字的《新光邮刊》、《新光钱币邮刊》,并用半年多时间选编出版了《新光邮刊荟萃》。

  林衡夫曾请张包老鉴赏自己的邮票,恳请他提出批评意见。张包老详细看了他收集的新中国、清代、解放区邮票后指出,这样收集邮票范围太大,多而不精,难有大成绩。集邮首先要有一个目标,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各种条件进行选择。目标确定后,就要集中精力进行收集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有所提高,有所突破。听了张包老的一番指点,林衡夫恍然大悟,自己集邮徘徊不前的症结终于找到了。在张包老的启发下,他对自己的邮票进行了认真分析后决定,放弃收集清代邮票,也不再把新中国邮票和解放区邮票作为重点,集中主要精力和财力重点收集研究首航封,力争在这个难度很高的集邮领域做出成绩。林衡夫感慨地说:“我真正的集邮,是从认识张包子俊先生开始的。”

   常来常往,两人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林衡夫说:“张包老从不居功自傲,待人友善,非常有人情味。他从不与人争邮票,有一次买了一版生肖猴票还撕开分赠邮友。”张包子俊经常应邀到省内外学校、部队、农村去搞集邮讲座。 1990~1991年,林衡夫先后陪同张包老外出去农村、军营、矿山、学校讲课,一路上悉心照料张包老的饮食起居。 1994年 6月张包子俊先生去世后,林衡夫曾写过多篇纪念文章,缅怀张包老的业绩。林衡夫时刻记着张包老生前希望出版自己文集的夙愿,在张包老家属和张长忠的大力支持下,他将收集到的张包老邮文 87篇,编成《张包子俊集邮文选》,并承担了该书的出版费用,他还以《“六六”难忘的日子》一文代“选编”的后记,以纪念张包子俊先生。 葛建亚 李毅民


很有启发!
王 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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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成立之后,1994年在续三届任副会长,1994年病逝于浙江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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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笔谈

  1993年5月13日上午10点,我国邮坛泰斗张包子俊先生在他的胞妹张包平之女士陪同下,徐步走进上海商城主展厅。这里正在举办第一届东亚运动会邮展。正在参观的邮迷看到张包老,纷纷手持纪念封片请他签名。我也顺便排队等待。

  过了一会儿,我将事先写好的纸条和自制的“上海体育馆”极限片9枚,礼貌地递给张包老。他抬起头,和蔼地看了我一眼,马上掏出眼镜戴上,待仔细读过纸条上的说明后,他不厌其烦地在9枚极限片上签了名。

  我一边收起极限片,一边示出“谢谢”的手势。就在将要告辞的一瞬间,张包子俊先生忽然拉住我的衣角,暗示我稍等。我意识到他要与我“交谈”。

  张包子俊先生写道:“先生,杭州市残疾人邮协于去年3月21日成立,而上海市残疾人邮协呢?”

  “原上海市聋哑人集邮社于1987年5月11日成立。”我接着“说”到:“现在改名为上海聋人邮苑”。

  “杭州市残疾人邮协会员现有60多人,而上海呢?”

  “现在不到百人,并邮识基础薄弱,需要请教。”我如实答道。

  “请谁来指教?”张包老提问。

  “是孙熙先生,并是我之知友。”我还将自己与孙熙先生的事“告诉”了张包老。他看罢欣然与我握手。并伸出食指在我自制的极限片上划了几下,指出食指需要改进的地方。就在这时,唐无忌先生找张包老有事,就这样,我与张包子俊先生的笔谈依依不舍地结束了。但是,张包老这样“言”传身教的爱心,永远温暖着我的心田。
                                                                                                                               朱建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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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衡夫谈张包子俊
 

   林衡夫从 1954年开始集邮,当时由于工作繁忙,基本是以购买、欣赏邮票为主,直到 1982年他有缘结识了我国的集邮泰斗张包子俊先生。在张包老的指点下,他开始研究有关邮票的各种知识。他通读了 400多万字的《新光邮刊》、《新光钱币邮刊》,并用半年多时间选编出版了《新光邮刊荟萃》。

  林衡夫曾请张包老鉴赏自己的邮票,恳请他提出批评意见。张包老详细看了他收集的新中国、清代、解放区邮票后指出,这样收集邮票范围太大,多而不精,难有大成绩。集邮首先要有一个目标,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各种条件进行选择。目标确定后,就要集中精力进行收集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有所提高,有所突破。听了张包老的一番指点,林衡夫恍然大悟,自己集邮徘徊不前的症结终于找到了。在张包老的启发下,他对自己的邮票进行了认真分析后决定,放弃收集清代邮票,也不再把新中国邮票和解放区邮票作为重点,集中主要精力和财力重点收集研究首航封,力争在这个难度很高的集邮领域做出成绩。林衡夫感慨地说:“我真正的集邮,是从认识张包子俊先生开始的。”

   常来常往,两人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林衡夫说:“张包老从不居功自傲,待人友善,非常有人情味。他从不与人争邮票,有一次买了一版生肖猴票还撕开分赠邮友。”张包子俊经常应邀到省内外学校、部队、农村去搞集邮讲座。 1990~1991年,林衡夫先后陪同张包老外出去农村、军营、矿山、学校讲课,一路上悉心照料张包老的饮食起居。 1994年 6月张包子俊先生去世后,林衡夫曾写过多篇纪念文章,缅怀张包老的业绩。林衡夫时刻记着张包老生前希望出版自己文集的夙愿,在张包老家属和张长忠的大力支持下,他将收集到的张包老邮文 87篇,编成《张包子俊集邮文选》,并承担了该书的出版费用,他还以《“六六”难忘的日子》一文代“选编”的后记,以纪念张包子俊先生。                              葛建亚 李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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