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城劫车案与抱犊崮土匪邮票 土匪, 抱犊崮, 邮票

李登强

网易博客的图在论坛上看不到。请看博客：

http://lidengqiang128.blog.163.com/blog/static/24178417200992922425597/

麦国培

来学习一下先

雪泥鸿爪

临城劫车案　　
1923年5月间，发生了轰动国际的临城劫车案。
　　民国12年5月6日凌晨2点半，津浦路北行车经过离临城站约三公里的沙沟山时，司机在弥漫斜月下，发现前面黑影幢幢，汽笛的尖啸声赶不走他们，于是来个紧急煞车。由于驶行速度过高，车子一时停不下来，走到长约数十丈的拆去了接轨针子的铁轨上，前面机车、邮车、三等客车一齐出轨倾覆。接着就是一阵枪声，随着枪声就出现了1000多名脑后垂辫的土匪，蜂涌前来，跳到卧车上打劫财物，绑架乘客。
　　这列车上载有参加山东黄河宫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中外记者和外国旅客多名。除英侨罗斯门睡在头等卧车中企图抵抗，被匪徒当场开枪击毙外，共被绑走外国旅客19人（《密勒士评论报》主笔鲍威尔也在其内），以及中国旅客100余人。
　　这消息一公布，北京政府可吓坏了。各国公使怕伤了侨民生命，坚决反对用武力，但又一天几次催迫总统黎元洪想办法。5月7、8两日，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先后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严厉的抗议，上海美侨电请美国总统哈定迅速营救被掳西侨，北京美国驻军要求采取直接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台维士公然向国务卿许士建议出兵中国。日本虽然并没有侨民被掳，但是日本报纸也幸灾乐祸地鼓吹组织国际联军共管中国铁路。
　　5月9日，五国公使限北京政府于三日内将全体被俘外侨救出，否则每隔24小时，须加赔款若干。北京政府为此慌了手脚，把一切政务都停顿了下来，集中全力讨论营救外侨问题。
　　被掳的中外肉票，都被押往匪巢抱犊崮山麓。抱犊崮是山东峄县的辖境。以前张敬尧做苏、鲁、豫、皖四省边境剿匪督办时，不剿而抚，于是匪变为兵。张敬尧在湖南失败后，兵又变为匪，加上张勋、张文生失败后，留下来的残兵败将，大部散在鲁南山区，所以邹、滕、峄三县多年来一直是土匪横行的地区。
　　孙美瑶得手之后，便照着孙桂枝的主意，先把四个外国女客释放，同时教她们向官方转达三个条件：一是迅速将围山官兵撤出十英里以外；二是收编匪军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三是补充军火。绑匪的目的在于解抱犊崮之围，收编他们为国军，并不是要赎款。从山上送下来的第一封信，是上海《密勒士评论报》记者鲍威尔所写的，劝告政府军勿攻山，须求和平解决。全体外俘都在信上签了名。
　　信上说：“被难旅客，除华人外，有属英、美、法、意、墨诸国之侨民数十人，警告官兵，勿追击太急，致不利于被掳者之生命。”
　　由于外交团坚决主张派人和土匪讲和，以免危及外俘生命，所以5月20日起从北京、济南、徐州各处赶到枣庄来跟孙美瑶谈判的大员，计有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交通总长吴毓麟、曹锟代表杨以德、徐海镇守使陈调元、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等，真是冠盖云集，把小地方的老百姓都吓呆了。此外上海总商会、记者公会以及滕县、峄县的士绅等等也络绎而来。有关各国驻济南的领事等，也摆出了“洋大人”的架势，跑来督促进行。
　　孙美瑶没料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不免有些慌张，他底下那些小头目如郭琪才、周天伦等则意见纷歧，各有打算。有的主张适可而止，不宜闹得太过分；有的则看准了政府害怕外国人，不敢使用武力，主张趁此机会大大地捞一票。全亏孙桂枝以老当家身份，从中主持。山里的生活条件太差，匪徒的性格又很粗暴，被绑的肉票吃不了苦，死的很多，他也得分心照顾。至于向官方提谈判条件，当然更非他出场不可了。但他很善于隐蔽，自己并不出面，只跟在别人背后，暗暗指掇，因而官方最初竟没有注意到他。直到后来谈判到了一定阶段，匪方答应先释放一批中外肉票时，才发现匪方所出的释放证上，都由孙桂枝一人签名盖章，有个叫秦榛元的小孩子，因为没有这张释放证，竟被临时拦回去，大家才知道匪方实际的首领是孙桂枝。
　　围山的官军有一年半没有领到军饷，只好经常把军火卖给土匪，田中玉了解这种情势，怕官军靠不住，所以特从济南调来自己可以信赖的军队1500人，用以自卫。
　　官匪开始进行和谈时，官方找到峄县绅士李麟阁等上山接洽，杨以德找到张敬尧旧部郭泰胜充当官匪之间的调人。山上土匪非常爱戴张敬尧，因此北京有人建议起用张勋、张敬尧办理招抚事宜。
　　北京政府和绑匪方面第一次正式谈判，是在12年5月15日，谈判地点是中兴煤矿公司，官方是由山东督军田中玉和山东省长熊炳琦亲自出马，匪方代表是周天松。匪方提出几个条件：
　　（一）政府军解除包围，撤回原防；
　　（二）收编匪军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
　　（三）补充军火。
　　官方认为除了第三条都可以接受，官方提出分三批释放外俘。双方准备签字时，匪方要求外国人和邹县、滕县、峄县三县士绅一同签字担保官方履行条约。原来匪方鉴于以往官方曾有过背盟杀降的事情，民国8年旅长唐天喜以释放肉票，不咎既往为条件，收编一支匪军，后来匪首17人全部被杀，因此他们深怀戒心。这个补充条件也被官方接受了。
　　谈判成功后，交通总长吴毓麟“义愤填膺”，自告奋勇愿意入山为质，交换“洋票”提前释放；接着山东省长熊炳琦也愿“附骥尾”，偕同上山。消息传到北京，黎元洪马上打电嘉奖吴、熊的忠勇，劝他们提早回到北京。吴景濂、张绍曾、王承斌也有电报劝他们不要“投井救人”。其实吴毓麟到枣庄来是看热闹的，他每天坐在“花车”上玩雀牌，根本未过问任何事情，只拣了一个好时间打出那个漂亮的电报，当他接到北京“劝阻”的电报后，就“满载盛誉”回返北京。
　　5月16日山东督军田中玉下令政府军解围撤退，并委孙美瑶为招抚司令，派人持令上山。不料匪方却变了卦，孙美瑶当着官方代表的面，扯碎了委任令，并且致函田中玉，自称建国自治军总司令，否认官匪所签订的和平条件，宣称必须政府军完全撤退，并接济山中粮食后，他召集山中领袖举行会议，才能提出匪方的正式条件。
　　孙美瑶的变卦是因为看准了官方还会让步，认为这笔买卖可以大捞一把，因此推翻了先一天签订的官匪和约。这一来，使北京公使团大为吃惊，接连照会外交部阻止政府军改抚为剿，还叫北京政府责成曹锟转令山东当局和平了结，以免伤及外俘。
　　官匪继续谈判，匪方提出一次比一次更苛的条件，如要求任命张敬尧为山东督军，改编匪军为两师，划滕县、邹县、峄县为他们的势力范围，政府军撤出百里外，苏、鲁、豫、皖四省“同道”中人须一律予以收编以及六国提供保证等。
　　匪方条件越提越苛，官匪谈判便无法达成协议，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各方的怨责交集于北京政府。
　　官匪既然谈不拢，12年5月21日，山东督军田中玉到北京述职，坚决主张改抚为剿，内阁总理张绍曾也主张“剿”，拟派冯玉祥为剿匪督办。可是这个打算泄漏出去，外交团担心的是在匪手中的“洋票”，因此强烈表示反对，曹锟也大不以为然，力持异议。田中玉乃亲赴保定谒曹，密告并非真的剿匪，只是由于匪窟情形很艰苦，外强中干，政府宣布剿匪不过是表面的恐吓，实际则是“明剿暗抚”，恫吓匪方放弃过苛的条件。
　　官匪谈判破裂后，果然匪方外强中干，在19名外俘中找到了一位在欧战时期得过勇士勋章的法国人裴雨松，叫他宣誓保证回山，派他携带新条件下山接洽，限政府军于22日下午6时以前撤回原防。不料裴雨松一去不返，山上外俘打电报叫他回来，他却置之不理。匪方十分惊讶，外国人竟也不讲信用，何况这个外国人还是一个驰名的“勇士”！
　　为了防止政府劫走“洋票”，20日匪方将西俘三名移置山顶洞穴内。原来抱犊崮在地形上像个倒挂葫芦，山顶上大约有两英亩的盆地，但是山腰十分狭小，由一道陡削的山壁上攀援而上，两旁凿有攀石或者嵌以木桩，攀附而上的必须紧抓木桩或攀石，一撒手就有跌入万丈深渊的危险。根据当地的传说，由于大牛不能上山，而山上又有可耕的盆地，所以只好把小牛抱上山去饲养，因此有“抱犊”之名。山顶周围掘有壕沟，中间筑地穴用以收容俘虏，还有三个蓄水池和不计其数的大小缸，用以蓄积雨水。地穴内收容中国俘虏多名，被俘时间有长达三年以上的，他们枯坐等死，像老僧人定一样。其中有坐在草荐上的儿童数十名，年龄自五岁至八岁不等，匪方视同废票，因此所受的待遇更为恶劣，一个个都像皮包骨头的活骷髅。
　　当这些消息在报上传出后，才激起全国朝野的愤怒，一致谴责北京政府对本国肉票的痛苦遭遇视若无睹，却只一心一意地援救外国肉票，真是毫无心肝。
　　三名西俘移置山顶，是用绳索吊上山的，其中63岁的英国人斯密士在西俘中年纪最大，他是因为患了失眠症，特地到中国大陆来“旅行疗养”，现在被悬吊在半空中提到山上去，使得他的失眠症发作得更厉害，幸而这时山上和外界已可通邮，因此在山上的西俘可以从山下取得接济，斯密士的安眠药可以寄来，所以勉强还可应付。自上海寄到的大批罐头食物、香烟、水果、报纸、杂志，匪方都全部转交西俘。
　　西俘还有言论和通信的自由，上海《密勒士评论报》首先发表了鲍威尔的“匪窟通信”，描写俘囚生活和山中风景，但是有一件事鲍威尔避而不谈，那是当土匪把他和另一个西俘押解到巢云观时，曾令他们向神佛磕头，旁边有人撞钟击鼓，他们都做了。
　　由于政府军态度日益强硬，裴雨松下山一去不返，匪方于25日又叫鲍威尔宣誓下山，限于24小时内回返，并派匪兵两人为随。
　　鲍威尔带了匪方三个条件：
　　（一）发给匪军六个月的军饷；
　　（二）收编匪军1万人；
　　（三）以张敬尧为山东督军。
　　官方拒绝了匪方这三个条件，鲍威尔遵守誓言，于当天折返匪窟。
　　12年5月26日田中玉由北京回到枣庄来，命令政府军加强合围，并派飞机绕山投下传单，匪情更为惶恐，除要求外俘修书求和外，又派鲍威尔携带两个比较让步的条件下山，这两个条件是：
　　（一）政府军解围撤退；
　　（二）收编以二旅为限。
　　官方提出了两个反条件：
　　（一）先释放西俘三分之二；
　　（二）收编匪军以有枪者为限。
　　5月31日匪方将已经移送山顶上的西俘三人送下山来，并且首先释放了年老多病的斯密士。
　　这位为了医疗失眠病而到中国旅行治疗的斯密士先生恢复自由后顿时成为新闻人物，他发表了一封通讯，叙述他被掳的感想，他认为这次被掳是他一生中最可宝贵的经验，但是他又郑而重之地说他不愿再遇到这种历险的经验，即使有人拿100万美金和他打赌。他本来旅程中还有东北没有走完，可是当他听说张作霖也是“红胡子”出身的时候，他就坚决地表示要结束在中国大陆的“旅行治疗”，匆匆收拾行囊，回返英国去了。
　　官匪双方所以不易谈拢的原因在于彼此不信任，官方唯恐接受了条件，匪方不放人：匪方则担心放了人，官方会把条件推翻。这是一个结，如果无法解开，一切白费。美国人安德臣倒很聪明，已看透了这一点，便想出了一个双方互提保证书的办法，征得田中玉和孙桂枝同意，由安德臣保证官方绝对履行收编条件，并赦免各匪过去所犯一切罪行；孙桂枝保证匪方在受编后一定恪遵军纪，效忠国家。但签字之后，匪方仍有顾虑，觉得一张纸能有多大用处呢？官方真要翻脸不认帐，这张纸又抵不了免死牌，于是继续一天天地拖着，迟迟不肯把肉票放出。
　　临城劫车案惊动了中外，无意间使陈调元出了名。陈调元是徐海镇守使，临城劫车案发生在山东境内，原不干他的事，后来因为田中玉等颟顶无能，事情久延不决，曹锟要齐燮元派人去帮忙，齐才派了这员大将去。那时陈调元年纪还比较轻，人也没有长得像后来那样肥胖，性格爽朗，头脑灵活，口才又好，加上他惯于与土匪打交道，很懂得他们的心理。他到枣庄之后，和孙桂枝、周天伦等几个匪首一谈，便立刻得到了他们的好感。
　　既然官匪之间不能谈得拢的原因在于互不信任，就需要有一个真正愿意“入地狱”的官员。陈调元到了临城，看到这是个关键问题，便很慷慨地拍拍胸膛，愿意立刻上山。田中玉当然赞成，匪方也同意了，陈便带了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美国人安德臣、峄滕两县士绅及上海总商会代表孙寿成等一行20人上山。表面上当然不说是去做抵押品，而是说接引全部番票和部分华票下山。
　　陈调元到临城去的时候是带着两个旅同去的（准备协助山东官军进行围剿之用），如果匪方释放了肉票，田中玉突然翻脸，要向抱犊崮进攻，他那两个旅为了他的安全，就会用武力制止。反过来，若是匪方既不释放肉票，又不让他下山的话，他那两个旅就会首先全力进攻，这一点孙桂枝是不能不顾虑到的。所以尽管别人上山是件险事，他却完全不用担心。
　　陈到了山上，孙美瑶等看他态度和平，一句话一个哈哈，而且有酒就喝，有饭就吃，毫无拘束，真像到了老朋友家里一样，因此大家对他都亲热得了不得。当天下午，便让温世珍和安德臣两人先把全部洋票和六张华票送出山去。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僵局就此打开。
　　孙桂枝、孙美瑶叔侄把陈调元等十几人让进一座临时搭盖的大席棚去设宴款待，实际就是留着作抵押。
　　陈调元在席上举杯畅饮，坦然不疑，看到孙美瑶两眼有些红肿，便问是不是病了，孙美瑶说是这几天山上事情忙，熬了几个夜晚的缘故。陈调元立即从怀里掏出一副黑眼镜来送给他，一面拍着他的肩膊说：“带上吧，这样会好一些。老弟！你是一寨之主，应该格外保重！”孙美瑶从出娘胎来没有人这样关心过他，当然把他当作好人了。
　　陈调元自己原带着两个卫兵，田中玉派的一个旅长吴长垣也有一个卫兵，都带有匣子炮。当晚临睡之前，足智多谋的老匪首孙桂枝忽然赔着笑脸向陈调元说：
　　“镇守使，您老早些安置吧。夜晚咱们这儿到处派岗哨，决不会出什么事……倒是，你们带来的几位弟兄没事最好别出去，免得发生误会……”
　　他的话才停，陈调元心里已雪亮了，立刻命令卫兵：“把家伙卸下来，交给老当家的，准没错。”
　　孙桂枝也不由十分佩服陈调元的机警。
　　陈调元不但和匪方敷衍得很好，就是跟他一路入山的官绅他也竭力拉拢，显得非常热情。他拿出一本日记簿来，请各人签名，说是难得这样聚在一处，而且还一起上山办这样尴尬事，可算患难之交。大家也都觉得这位镇守使既有魄力，又没有架子，真是一个难得的将领。
　　陈调元上山时，官方先送了2000套军服给匪方，并运送粮食接济匪区，这显示双方已极接近。加上陈调元的笼络，遂使震动全世界的临城劫车绑票案，逐渐烟消云散。
　　田中玉看见和谈已经成功，问题接近解决，于是乃先行回省，派军务帮办、第五师师长郑士琦在枣庄办理善后问题。郑士琦接办善后前，北京的外交团曾有一个决议，是由各国驻华武官组织一个委员会，分往中国各铁路线调查掳案情况，北京政府允许他们自由前往，并令有关人员予以协助。
　　12年6月1日，各国武官团到了枣庄，郑士琦没有到火车站欢迎这些“洋大人”，使得他们大为光火。郑士琦请这些外宾午宴，他们竟集体不去，郑士琦知道原委，于是赶来赔了许多不是，道歉说好话，最后这些“洋大人”才勉强接受，大模大样地前往参加宴会。
　　当天，他们让中国军官带路，乘马前往山区侦察路径，其实这也不过是一番做作，根本侦察不出一个名堂来，因为这个时候，土匪已经表示就抚，西俘都已释放。
　　6月2日，孙美瑶随同陈调元下山，和郑士琦签订了和平条约，当天陈调元又陪孙回山进行点验事宜，点验结果，全部匪军实数只有3000人，有枪的不到1200人，匪窠中无论男女老幼，一律给以免死证，有不愿入伍的，准其缴械遣散，个人财物准其携带回家。
　　6月12日，最后一批西俘八名全部释放，13日全部回到上海，一场轰动世界的劫车绑票案，从开始到结束，历时37天。
　　匪军于6月27日正式改编为山东新编第十一旅，孙美瑶当了旅长，周天松、郭天才为团长，指定郭里集为这一旅的防地，孙桂枝当了旅部的军需长。
　　本来孙美瑶曾经提出要杀何锋钰（山东第六混成旅旅长兼兖州镇守使），替兄报仇，同时外交团也要求北京政府惩处山东负责的长官，于是活该倒霉的何锋钰受到了撤职查办的处分，这是6月25日的事。
　　孙美瑶干了一场轰动世界的绑票，他只做了六个月的旅长，这年冬天12月19日，新任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在中兴煤矿公司摆下了鸿门宴，把孙美瑶、孙美松都骗了去，一声暗号，当场把孙氏兄弟打死，其部队解散的解散，改编的改编。
　　不过临城匪徒的幕后人孙桂枝仍然逃走了，他带了一批残部，在鲁南山区流窜，官方始终对他没有办法。

雪泥鸿爪

转贴
“临城劫车案”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土匪绑架“洋票”的大案，有关该案发生的过程、官匪谈判的波折等，前人说法各异。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郭绪印几年前亲临山东抱犊崮，考察了这一数十年前的土匪窝，并在诸多资料基础上，对“临案”始末作了阐述。本文摘自《世纪》2005年第5期。

    匪巢“抱犊崮”的由来

    翻开1923年5月至7月的全国各著名报纸，就会发现“临城劫车案”和土匪首领孙美瑶的报道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热点。孙美瑶一伙盘踞的鲁南抱犊崮，在隋唐时代即是一风景点，但算不上名山，却因临城劫车案，突然出了名。抱犊崮原名君山，又称豹子谷，位于枣庄、临沂、费县、滕县四县之间，距枣庄35公里，为周围70多座山峰中最高的一座，海拔800余米（另有说法为1250余米），周围22.5公里，从山脚到山顶约4.5公里，山顶有平坦的良田400多亩。因山势险峻无法牵大牛上去耕田，只得拖着小牛犊攀沿开凿的小路而上，在山上将小牛养大了耕田，故此山名“抱犊崮”。这里就是当年土匪关押“洋票”的地方。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皖系军阀控制的北洋政府参加了协约国一方，派五万名华工到欧洲战场作后勤工作。大战结束后，协约国各国军队凯旋回国，而腐败的北洋政府，竟将五万名华工丢在欧洲不管不问，他们中的一小部分历经千难万苦才返回中国，因生计无着，来到抱犊崮成为土匪中重要的一支。这批人会工兵技术和设计工事，所以在抱犊崮山顶开凿成两大水池，以储蓄可供饮用的清水。

    山顶大部是泥土平地，以往有关土匪在山顶凿洞居住的说法，缺乏根据。沿山顶走一周，未发现洞穴踪迹，而下到半山腰后，绕圆柱形山腰观察一圈，才发现山腰多处开凿了洞穴，据了解，就是那些会工兵技术的土匪挖凿的。据访问，正是当年土匪居住、储粮和关押“肉票”的处所，可利用洞上方的山顶控制洞口周围，确保洞穴安全。

    据当地老乡说，当年土匪也在山顶搭建些草房、木房，一般“肉票”关押在山腰洞中，重要的“肉票”用绳索吊到山顶，关押在屋中。

    “临案”劫持中外旅客200多名

    20世纪20年代初，盘踞在抱犊崮上的土匪首领孙美瑶，生于1898年，山东峄县人，曾在皖系军阀张敬尧部任下级军官。张部在军阀混战中溃败后，孙美瑶与其兄长、族人转化为土匪。一般土匪出身于贫苦农家，而孙美瑶却出身于峄县富豪大户，兄弟5人，孙美瑶长兄孙美珠为大都督，为实际领袖。1922年7月美珠在一场劫案中被官兵击毙，美瑶继之，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第五路总司令。下分数十股，匪徒来源虽有附近少数贫苦农民和小股惯匪，但主要是军阀部队的溃兵、裁兵，通常称这些人为散兵游勇，他们已经过初步的军事训练，所以有与官兵作战的基本能力。由此可见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与匪患遍地之关系密切。

    1923年春，北洋政府山东当局派兵三路围剿抱犊崮。孙美瑶部抵抗数月，难以解围，山上几乎弹尽粮绝，在军师郭其才建议下，决定以劫火车来摆脱困境。

    5月6日凌晨，一辆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特别快车，经过临城（今薛城）之南的小站沙沟直驰临城车站而来，刚开过沙沟数分钟，由于土匪预先拆毁一段轨道，当司机察觉前方有险情时已来不及刹车。部分车厢已陷入轨外，倒覆在地。正当乘客一片混乱时，千余土匪一面开枪，一面登车抢掠。顿时列车内哭声、叫声响彻夜空。土匪们一面紧张地抢掠财物，一面用枪威逼着旅客快下车。这列车上有一批外国旅客，他们大多数人听不懂中国话，也未有过这种遭遇。英国旅客罗斯曼，愤怒地反抗，用茶壶向土匪掷去，当场遭土匪枪击身亡。另有华人乘客和路警各一名在混乱中身负重伤。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美国人鲍惠尔和法国人柏如比，自动将随身携带的手枪交出。匪徒得到两支新式手枪，如获至宝，喜出望外，对这两人特别优待，允许他们穿好衣服、鞋袜再下车，后来在官匪谈判中这两人成为中介人。其余外籍旅客，不分男女，只能从卧铺车中穿着睡衣、睡裙，光着脚，被赶下火车，在铁路附近的小河堤上集中。有几十名中外旅客和乘警，在夜色掩护下，潜入庄稼地幸运逃脱。其余200多名中外旅客都成为俘虏，被称为“肉票”。在这些“肉票”中有26名外国人，其中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罗马尼亚人。在这些外籍人中最出名的要算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美国人鲍惠尔，他不仅曾作为谈判代表，而且写了三篇关于此案的纪实报道，其中《临城劫车被俘记》是外籍人所记录的关于临案的第一手资料。

    当全体被劫持者集中在河堤上时，一名匪首提醒乘客，要保留好车票，以便按车厢等级交纳赎金。三等车，每人2000元，二等车每人1万元，头等车每人3万元，洋人每人5万元；遗失车票者，一律按头等车论。案发后交通总长吴毓麟于8日向内务部报告称“中外搭客被俘者，约百余人。”其实这是缩小的模糊数字。

    千余名土匪，拿着抢到的财物，押着200多名中外旅客，沿着干涸的河谷向东行进，中外旅客在崎岖的道路上艰难地行走，外国女人有的还穿着高跟鞋，也有的旅客光着脚。土匪一再督促旅客“快走！”但仍然缓慢，土匪只得弄几块门板，将实在走不动的外国女人抬着走。

    驻在韩庄和沙沟的两个连的官兵尾追而来，正在山中剿匪的官兵也迎头袭击，一时枪声响成一片。而被劫人质一面向官兵挥动白色衣物或布片，一面高呼“不要打！”官兵投鼠忌器，怕伤及洋人，只得停火，眼看着土匪挟持人质爬上山去，只得将此山包围起来。

    临案发生后，孙美瑶曾发布一告示，其中说“吾同仁等素具爱国热忱，原不以抢架为本能，然值此无信用之政府，不正当之时代，不得不铤而走险，借以扬眉而吐气也……”表白他“占山为王”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官逼民反，才将他“逼上梁山”。

    官匪谈判中的曲折

    临城劫车案发生后，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于5月7、8日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9日，驻北京外国使团发表声明，限北京政府在三天内全部救出被劫外国人，逾期依日要求赔偿。北京政府下令严惩肇事地区的文武官员，并严令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火速救回被劫人质。

    此时，孙美瑶释放了麦克法登、香德阁、奥尔德利奇、卡罗丽等外籍妇女和部分华籍人质，要她们转告政府当局：一、迅速撤退包围抱犊崮的军队，不得派兵进攻，否则杀害外国人质；二、要求改编为一旅，以孙为旅长，补充军火并发给军饷。

    处于抱犊崮西南山区入口的要地枣庄，成为解决临案的指挥中心。交通部、外交部早已派员来此，随即到达者有山东督军田中玉、山东省长熊炳琦、交通总长吴毓麟、徐海镇守使陈调元、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等。另有几个熟悉黑社会的人物如北方帮会首领、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作为大总统曹锟的代表前来，被招安的匪首郭泰胜、丁宏荃等人，也应召而来。外国领事和驻华武官开来专车停在车站办公。为居间调停、接济人质衣食，并营救中国人质，北京、天津、上海商界代表也到枣庄组成“全国公团枣庄临时联合会”。一时“八方冠盖云集枣庄”。至于要员的随从、警卫、各报记者、人质家属，也纷至沓来，使枣庄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当局早已派军队严密包围了抱犊崮，但不敢进攻。首先请当地有名望的士绅、帮会界的人物出面与土匪交涉。请出两人，一为滕县人，青帮“大”字辈的党金元；另一人是峄县人，青帮“大”字辈的李炳章，此人乃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人称“李大少爷”。这两人经官方一再恳求，才答应进山，他们二人的任务是接洽谈判渠道。

    党、李两人上山后，受到土匪们的尊重，他们以乡里长辈身份为土匪们指点了“出路”。匪首们商量出两条谈判的先决条件：一、抱犊崮不撤围不谈；二、谈判要有洋人与本地士绅居间，以资保证。党、李二人返回枣庄后，立即向山东军务帮办郑立琦报告。外国领事和中国官员一致同意接受土匪的这两项条件，令围剿部队撤退至峨山口。

    5月15日，田中玉、熊炳琦与匪方代表周天松在枣庄中兴煤矿公司举行第一次谈判。匪方提出：一、政府军解围撤回原防；二、收编孙军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三、补充军火。除第三条外，其余两条官方表示可以接受。议定外国人质分三批释放。双方签字时又根据匪方要求由外国人和地方士绅一同签字担保官方履行条约。

    16日，田中玉下令政府军撤退，并委任孙美瑶为招抚司令，派人持委任令上山接洽。不料在匪方杆首会议上，有人怀疑官方缺乏诚意，怕交出洋人后遭残酷报复。也有人认为趁现在手中有洋“票”，奇货可居，不妨开价高些。于是当面撕掉委任令，推翻了昨天签订的和约，孙美瑶致函田中玉，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总司令，须在政府军撤回原防并接济孙方粮食后，再正式谈判。谈判进入“相持阶段”，在此过程中，匪方提出的条件越来越苛刻，如要求任命张敬尧为山东督军，改编匪军为两师等等，使谈判难以进行下去。21日，田中玉到北京向总统府报告，建议改抚为剿，内阁总理张绍曾也同意剿，准备派冯玉祥为剿匪督办。国务院下令直鲁豫皖各省抽调兵力前往临城增援，航空署派飞机到抱犊崮上空散发传单，加以威慑。

    这时匪首们发现形势对他们不利，互相埋怨，为打破僵局，于25日派鲍惠尔宣誓下山，限24小时之内回山，并派匪兵两人为随从。鲍惠尔所带条件有三：一、发给六个月军饷；二、收编一万人；三、以张敬尧为山东督军。官方不予理睬。鲍惠尔如期回山。

    26日，田中玉由北京回到枣庄，命令政府军加强合围，派飞机绕山飞行投下传单。

    匪方惶惶不安，又派鲍惠尔下山，携带两个比较让步的条件：一、政府军解围撤退；二、收编以二旅为限。官方趁机要求：一、先释放西人三分之二；二、收编以有枪者为限。匪方只得应允。31日，谈判重新进行，双方协议：匪方释放全部人票，请官方入山点名，有枪者改编为政府军一个旅。官方承诺先发军装两千套，先发给匪方两个月饷。6月2日，陈调元随同孙美瑶上山办理孙部点验改编事宜。点验结果，匪军实数只有3000人，有枪者不足1200人。

    6月12日正午，官方代表陈调元、温世珍和匪方代表孙美瑶、郭其才、周天松，在士绅、商会和外国代表见证下正式签约。总统府外籍顾问安特生和匪方大总管孙挂枝各出具一文，担保双方不悔约，并由地方士绅、商会代表签字。最后一批外籍人票8名全部释放，13日全部到达上海。27日，孙美瑶部正式改编为山东新编旅，孙美瑶为旅长，郭其才、周天松为团长，开赴指定驻防地郭里集。被俘华籍人票也一律释放。但临案引起的外交纠纷一直延续到10月间，16国驻华公使联合向北洋政府照会，要求惩办有关官员等，大有当年签订《辛丑条约》时的气焰，而北洋政府一再唯唯诺诺。

    孙美瑶枣庄断头

    孙美瑶部被招安后，引起山东、河南一带土匪以孙美瑶为“榜样”，设法绑架“洋票”，成为“临城第二”。声称要官府将其改编为一个师。

    如此社会影响，引起社会舆论对北洋政府的谴责。

    1923年底，孙美瑶旅的士兵与驻枣庄的第十八团吴可璋的部下发生冲突，虽经地方士绅出面调解，暂时平息，但孙部与吴部矛盾日趋尖锐。

    枣庄驻军属于兖州镇守使管辖，临案发生后，原兖州镇守使何锋钰成为替罪羊被革职，由张培荣继任。张得知孙与吴的矛盾冲突后，匆匆赶来枣庄召见孙美瑶。张培荣也是一位江湖人物，孙已向张递过门生贴子，张以长辈口气批评孙说：“美瑶，你是个旅长、将官，与小小团长吵闹，不是让人家看笑话吗？”责备孙“太年轻！阅历浅！”

    张培荣见孙美瑶仍有不平之色，又说：“过几天，我备桌酒席为你们和解，请各位绅商到场作陪。”张请孙同上烟榻，边吸鸦片边聊天。孙说自己最近得了只鹌鹑，能斗善咬。张说自己手下人员也有养鹌鹑的，自己也爱看斗鹌鹑，不妨有空拿来斗斗。两人谈得志趣相投。张于当天返回兖州。

    不久，张培荣借枣庄中兴煤矿公司俱乐部设宴，向地方士绅、名流一一发去请柬，调解孙美瑶和吴可璋的矛盾。次日上午9时，客人们陆续前来。张培荣还特地通知孙美瑶，把那只鹌鹑带来与他的鹌鹑斗一斗为大家助兴。不一会儿，孙美瑶带着鹌鹑乘兴而来。到二门处，张的副官将孙的随从人员邀入二门内的客厅就座。孙美瑶一人大步跨向正厅，早有人大声传呼：“孙旅长驾到！”张带领士绅正要降阶相迎时，恰有一位便衣窜向前从孙腰间迅速抢过手枪。与此同时，另一便衣猛将一把石灰撒在孙的眼睛上，孙大喊一声“干什么？”一语未了，撒石灰的便衣顺手将孙的头往下一按，另一人手起刀落，将孙的头砍下来。全部动作如同迅雷不及掩耳。

    此时，孙的随从人员已被解除武装，囚禁起来。张培荣事先为了使孙放松警惕，特将枣庄的军队外调，仅留一个营，而在杀孙的同时，又令外调部队返回枣庄郭里集附近包围了孙的部队。孙部下级军官和士兵群龙无首，一律缴械，由张给资遣散。但营长以上军官20余人被处死。唯有郭其才、周天松因当初积极主张接受招安，官方对此两人网开一面。他俩因遭到被遣散匪众忌恨，只得远离鲁南，携眷避往济南，后入陆军讲武堂学习。

    张培荣杀孙美瑶后，将孙美瑶的头颅送到省城济南，由当局“验收”，后存放于省博物馆（在山水沟附近），成为该馆的一项展览品。可见张培荣杀孙乃奉上级指令而为。

    孙美瑶被杀后，其兄孙美松收集残部流窜胶东，与当地土匪合伙，占领马耳山为地盘，组织机关形同官府，按户勒捐、绑票勒赎。北洋政府时期鲁省匪患不仅未根除，反而此伏彼起蔓延不断。

麦国培

慢慢看看

雪泥鸿爪

转贴：从临城劫车案诞生的特殊邮票
1923年5月6日凌晨2时30分，由南京开往北京的第2次特快列车沿津浦铁路行驶到山东临城和沙沟之间时，被孙美瑶为首的一帮土匪截住，将车内旅客的财物洗劫一空，并把200多名旅客绑架到山东枣庄东北方的抱犊崮。在200多名被绑架的旅客中，有20多名是外国人，因此，“临城劫车案”迅速成为中外瞩目的大事件。

    事件发生后，英美等国立刻向当时黎元洪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黎元洪政府在最短时间内解救人质。

    黎元洪急电当时山东督军田中玉，令他全权代表政府，对孙美瑶进行围剿。田中玉派军队前往枣庄剿匪，孙美瑶把外国人质推向前，为保障人质安全，北洋军不敢贸然开枪，孙美瑶趁机提出三项谈判条件:北洋军阀不得再派军队前来清剿；必须担负他们一年的军饷；以那些被扣压的外国人当作抵押品。孙美瑶提出条件时，口气相当强硬。“临城劫车案”发生后，英美等国多次要求黎元洪政府，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人质安全。北洋政府担心处理不好，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便答应同孙美瑶进行谈判。因为孙美瑶手中握有外国人质，谈判自然占了上风，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由当时在上海经营广告业的美国商人卡尔·克劳做中间人，负责双方的沟通与联系。

    协议达成后的第三天，克劳和他的助手麦根，以美国红十字会及美国商会代表的名义来到临城，给被扣押的旅客送来食品和衣服，同时，还为旅客带来他们的信件，旅客如果要投寄信件，也由克劳代劳，这些信件装在一个木箱子里，箱子上面用英文写着“土匪邮政”，装有信件的箱子首先被送到临城，交到邮局，再寄往全国各地。

    克劳和麦根有傍晚散步的习惯，由于刚到一个地方，就更想了解这个地方。有一天傍晚，他们到枣庄外闲逛，来到一个小村庄，当他们走进小村庄时，发现有许多店铺，在一家小刻字店，他们停下了，克劳走进店里，看店里摆设的生产样品，觉得它们雕刻得非常逼真、形象，克劳一边看，一边用不太流利的汉语微笑着对老板说:“你的东西，很好，很好！”克劳还发现，就是这样一间小店，除了会刻字，还会印刷，印刷品的质量都非常好，他想到邮寄信件时，如果能有“土匪邮票”，那该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回到住处，克劳和麦根连夜设计邮票，他们找来当时的一些邮票进行参考，经过几次修改，终于绘制了样图。第二天，他们把样图拿到刻字店，要求老板按样图刻出模板。起初，老板不肯刻，他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但克劳一再保证，不会泄密，并且愿出双倍的价钱。老板答应了，立刻刻出了模板，并开始印制，于是，历史上的“土匪邮票”就这样产生了。

    “土匪邮票”共有两种，分为5分和10分的，两种邮票都是木刻的，黑色印刷，长方形，周边无齿，当时，第一次各印了300枚。5分的邮票是麦根设计的，上面有一座小山，代表旅客被扣押的地方“抱犊崮”，邮票的两边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写有“抱犊崮”的字样，在雕刻时，由于刻字人的疏忽，误将“C”刻成“0”，从而使5分邮票变成了50分票，也就是说，把“5CTS”刻成“50TS”以至成了错票。但是，这种邮票在所用时，仍然当作“5分大洋”，它是用一种红色的纸张印刷的。10分的邮票是由克劳设计的，与5分票不同的是，它的上面没有图案，也没有中文，只有英文。上面写着:“PAO-TAZKVBANDIT”，(意为“抱犊崮土匪邮政”字样)，邮票的周围有花边，它是用一种黄色的纸印刷的。

    克劳把邮票印好以后，便把它们带到被当作人质的旅客中，并且声明，今后无论是谁往外寄信，都必须要加贴这种专用邮票，否则信件寄不出去。有的旅客虽然怀疑有假，但为了信件能够顺利寄出，不得不掏钱购买克劳的“土匪邮票”。

    在孙美瑶那些匪徒中，没有人懂英文，也就不知上面写着什么，因此，没一个人对这些“土匪邮票”产生怀疑，旅客要寄信时，首先得在信封上贴上“土匪邮票”，然后再交给克劳，这种纸片只是克劳私自印的，不是什么有效的邮资凭证，每封寄往外地的信件，克劳都要加贴正式邮票，才交付给邮局。

    克劳和麦根故意将正式邮票和自制的“土匪邮票”并贴，信到邮局时，邮政局的工作人员在两种邮票上都盖了邮戳。

    这些信大都是寄往上海的，“土匪邮票”立刻在上海传开了。上海的邮商和集邮人把“土匪邮票”视为不可多得的珍品，拥有“土匪邮票”的人成为别人羡慕的对象。另外，“土匪邮票”确实来自土匪老巢，“临城劫车案”又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有关此案的一切东西都是新闻，一些新闻媒体把“土匪邮票”与临城劫车案联系起来，大肆进行炒作，一时间，“土匪邮票”在上海的身价呈直线上升。

    物以稀为贵，许多邮商和集邮人在上海得不到邮票，便把目光转向“土匪邮票”的生产地，他们写信给克劳和麦根，要求能得到“土匪邮票”，有的人怕遭到拒绝，不惜开出了高价。

    克劳和麦根当初印制“土匪邮票”时，只想赚点小钱，做梦也没想到会受到如此欢迎，收到来自上海的求购信后，他们几乎兴奋得一夜未眠，他们赶到印刷“土匪邮票”的小店，邮票的模板还在，于是每种邮票各加印数百张，寄给上海的邮商和集邮爱好者，所得的钱款，正好用于人质寄信的费用。

    由于报纸的大力宣传，克劳和麦根的“土匪邮票”在社会上的名气越来越大，时间不长，天津邮政局发现了这件事情，为了弄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天津邮局派人到枣庄进行调查，经过三天周密细致调查，终于弄清“土匪邮票”的生产、发行，以及如何流通的。调查人员把这些情况向天津邮局的领导汇报，天津邮局作出决定，从今以后，凡是贴有“土匪邮票”的邮件，不论是否贴有正式邮票，一律不予投寄，退回给寄信人。

    1923年6月13日，被绑架的人质终于全部被释放，在社会上发行了一个多月的“土匪邮票”，也就正式收场。

    克劳和麦根发行“土匪邮票”虽然收场，但是，那些已经发行的邮票已流入民间。因为发行时间短，数量少，更因为“土匪邮票”与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有关，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这些邮票变得越来越珍贵，成了集邮者的抢手货。一些人纷纷仿制“土匪邮票”。于是，在邮市上出现了大量“土匪邮票”的赝品，价格一时间下降许多，虽然如此，还是有许多人不敢购买“土匪邮票”。据老一辈集邮家说，真假“土匪邮票”虽然难以区别，但仔细辨认，是能够分得出真假。真品是木刻印制的，而赝品则是石刻印刷的。

    因为“土匪邮票”具有它的特殊性，有人便为它申请吉尼斯纪录。经过吉尼斯总部的考察，“土匪邮票”收入了吉尼斯大全，被称为“世界上惟一由罪犯开办的邮政”所发行的邮票。

徐刚

进来了解一下

麦国培

学习一下！

裔聃

我这也有一枚，不知真假
http://www.p1878.com/bbs/thread-27772-1-2.html

鲁南集藏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呀，我们本地的东东

AndyGu

学习

潇湘夜雨

来学习了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