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重新认识三区邮票的属性

张吉昌

关于三区邮票的属性问题，一直是集邮界争论的焦点，樊伯钦先生刊登在1991年《中国集邮年鉴》的文章“新疆伊塔阿三区邮票的归属问题”把三区革命的过程、政权性质和三区邮政、三区邮票等问题做了全面论证，确认三区邮票是解放区邮票。但张林先生侠刊登在《中国集邮报》2000年8月和2010年10月的两篇文章“解放区邮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和“我国解放区邮票要正本清源”仍主张将三区邮票划出中国解放区邮票范畴，以致目前集邮界对三区邮票的性质仍存在矛盾。针对上述观点，我们以为有必要对三区邮票的性质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重新予以认识。

一、三区革命的时段划分与三区革命的性质

    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来正确认识三区邮票，首先必须了解和认知三区邮票发行的历史大背景，因为邮票的发行和使用无不打上历史和政治的烙印。只要我们全面熟悉了这个大背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难题就很容易得到解决了。三区革命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按其革命的目的和政权的性质的不同，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1、前期（1944年8月至1946年6月）。三区革命爆发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1944年8月，此前新疆已有共产党人活动。1937年5月，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就有400多人来到新疆开展革命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又先后派陈云、邓发、陈潭秋、毛泽民等人来新疆工作，在新疆各族人民中播下了红色的种子，一批受马列主义影响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迅速成长。。阿巴索夫、木塔里甫等已在各地建立进步秘密组织，宣传马列主义，开始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并已逐步成为三区革命领导成员中的骨干，对三区革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43年-1944年上半年，伊宁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塔城成立了“解放委员会”，迪化成立了“解放组织”，均在地下秘密活动。阿巴索夫就是深受中国共产党教育的组织人员之一，这些革命的进步组织在新疆和三区革命运动中起着重要的领导作用。

1944年8月，新疆在盛世才统治时期长期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压榨广大劳动人民，从而激化了民族矛盾，以致三区革命爆发，11月12日伊宁建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革命初期，一些反动封建上层如乌兹别克大阿訇艾力汗·吐烈和伊犁商人赖希罕·吐烈把持了主要领导权，在民族问题上，他们极力主张分裂祖国统一，并公然宣称要在新疆境内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大肆制造民族矛盾，鼓吹泛伊斯兰主义，并有很强烈的仇汉行为。虽然仇汉和分裂也只是部分人的行为，但对三区革命的行为影响较大，并占主导地位，它完全违背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各族人民的意愿是背道而驰的。

三区革命前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中国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的影响，但其主流仍然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特别是泛伊斯兰主义对其革命的行为起主导作用，所以还没有完全成为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权。三区临时革命政府成立后不久，虽然就有了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人民革命党。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代表的进步革命力量与反动封建势力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但由于当时三区革命的主要精力用于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斗争，对于“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和以他为代表的反动思潮还需要一个认识的过程，所以在三区革命前期，这种斗争是以曲折渐进的方式进行的。

据包尔汉回忆，1945年10月中旬，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将军与三区代表进行第一次和平谈判时，已逐步成为三区革命领导人之一的阿合买提江等三区代表仍然佩戴泛伊斯兰主义的证章，并且要求以此身份和国民党政府谈判，遭到张治中将军的拒绝。最后在多次交涉后，才改由“人民代表”的身份谈判。

从以上情况看，三区革命前期的1944年8月至1946年6月，其革命行为还处于泛伊斯兰主义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还没有完全成为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组织，其革命性质是不能和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其它解放区等同的。

2、过渡期（1946年7月至1947年7月）。1946年7月，三区革命随着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受中国共产党和马列主义影响的进步革命人士进入主要领导岗位后，改组了三区临时政府，撤销了艾力汗.吐烈的职务，及时纠正了错误思潮，抛弃了泛伊斯兰主义，坚持了国家领土的完整，三区革命的航向开始逐步转向正规。但这一时期三区就如何选择正确的前进道路还处在探索阶段，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谈判之后，直到1946年7月才与国民党新疆省政府达成协议成立新疆省联合政府，归属国民党政府领导。1946年11月至1947年1月，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作为三区代表应邀参加了国民党在南京的“国民大会”。此间三区虽然从表面看已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但实际上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进行着抗争。在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之后，三区领导仍在黑暗中积极寻找新的光明道路。

1946年12月5日，时任新疆省联合政府副秘书长的阿巴索夫同志在参加南京“国民大会”期间主动和中国共产党直接联系，董必武同志在中共驻南京办事处两次秘密接见了这位三区领导人，并认真听取了他对新疆政治、经济和三区革命情况的介绍。董必武同志也向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和策略。阿巴索夫代表三区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爱戴之情，还转呈了迪化地下革命组织“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新盟）”给中国共产党的信件，追述了共产党员林基路给自己的教诲，提出了三区主要领导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并希望中国共产党派工作人员领导新疆革命，接纳“新盟”。董必武立即致电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次日，中共中央回电指示，原则上欢迎“新盟”领导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新疆工作以“新盟”为领导核心，秘密派遣共产党员彭国安携无线电台到三区负责联络工作，将毛泽东著作、中国共产党党章及其他文件交阿巴索夫带回新疆翻译印发。彭国安到新疆后，由于电台功率不足，未能实现与延安的直接联系，但却可以接受延安新华社的重要消息，供伊宁汉文《民主报》及其他报纸采用。阿巴索夫也及时将中共中央对新疆革命的指示进行了传达，并将中国共产党党章等文件转赠给大家。遵照董必武“新疆情况复杂，不能过早打出共产主义旗号”的谈话精神，阿巴索夫与“新盟”领导人决定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947年2月将“新盟”和“人民革命党”合并成为“民主革命党”。并参照中国共产党“七大”党章，制定出“民主革命党”的章程，阿巴索夫当选为主席。“民主革命党”由少数民族和汉族中的先进分子共同组成，冲破了民族和地域的界线，是新疆少数民族和汉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的具体体现。阿巴索夫还亲自将毛主席著作译成维吾尔、哈萨克两种文字出版，并在三区广为传播，使毛泽东主席及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革命论述通过电台不断地在三区报刊上发表，对三区革命产生着重要影响，此后，才真正使三区革命进入了正确的轨道。

由此可见，这一阶段是三区革命由泛伊斯兰主义走向马列主义的转折和过渡阶段，尽管中国共产党对三区革命产生着直接和巨大影响，但这一阶段三区还没有完全脱离国民党统治，三区临时政府还在国民党政府领导之下，三区政权还属于新疆省联合政府的范畴，因而此间三区的性质也不能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其它解放区性质等同。

3、后期（1947年8月至1949年9月）。1947年8月，封建专横势力的代表人物麦斯武德上台就任新疆省联合政府主席，蛮横推行泛土耳其主义。深受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影响的阿合买提江等三区领导人首先站出来代表人民利益和愿望对麦斯武德等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同时三区代表断绝与国民党新疆政府的合作，全部撤回三区革命人民政权的中心伊宁，至此，新疆省联合政府彻底破裂。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影响下，三区革命逐步纠正了初期的错误，开始沿着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轨道前进。期间，阿巴索夫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翻译出版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刘少奇的《论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守则》等著作和文件。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毛泽东的论述以及当时出版的大量马列著作，对新疆革命组织和方兴未艾的三区革命起了指引方向的作用。

毛泽东的著作以维吾尔、哈萨克文发表，在三区革命领导人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早年曾在莫斯科东方社会主义劳动者大学受过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伊斯哈克拜克、达列力汗等也先后去过苏联，深受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都具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思想基础，阿巴索夫是受中国共产党教育，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通过学习，他们认识到三区革命这一地区性的民族解放运动一定要和全国革命形势有机地联系起来，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正是基于这一正确的指导思想，三区革命后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始终贯穿着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全国和新疆人民的早日解放而奋斗这样一条主线。他们既把三区革命和中国革命密切联系起来，又把新疆各族人民的命运与祖国的前途联系起来，在强调在维护祖国统一的同时，把新疆各族人民彻底解放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从1948年初开始，三区革命进入了坚决清除泛伊斯兰主义反动思潮，反对分裂祖国，反对制造民族仇恨，坚持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历史新阶段。11月12日，“新盟”中央发表《告全省人民书》，号召各族人民同泛突厥主义分子麦斯武德之流作斗争，为新疆真正实现和平进步而奋斗。1949年5月11日，“新盟”召开积极分子大会，阿巴索夫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联系当时国内外的革命形势，系统地阐述了民族问题的实质和三区革命的任务及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热情赞扬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意义。这篇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政治报告，对三区革命从根本上纠正错误，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次会议，在三区革命斗争史中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成为动员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和新疆解放的誓师大会。1949年5月至8月，伊犁、塔城、阿山的报纸以维吾尔、哈萨克、汉等六种文字同时发表了阿合买提江《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一些错误》《我们的民族解放革命与同盟》等论著。指出当前的任务应当是：“迅速克服我们在民族问题上所犯的那些错误，无论是哪个民族，都应该不分民族，来建立没有国民党，没有帝国主义统治，以各民族的真正平等为基础的事实上的新民主主义政权。”1949年8月4日，“新盟”组织委员会召开第30次会议，专门讨论了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问题，会议决定“新盟”在纠正错误的基础上把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一件大事，放在三区革命的重要议事日程上。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和影响下，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与带领三区人民对革命初期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从思想上、理论上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并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从而大大提高了各族人民的思想觉悟，为迎接新疆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显见，此间三区革命领导人的思想觉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已完全接收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彻底抛弃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以坚决的态度坚持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并旗帜鲜明地与国民党腐朽政府形成对垒。从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的讲话中已显示出他们的世界观、民族观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由此可见，从1947年8月起，三区革命已开始真正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轨道。

全国解放前夕，中共中央、毛泽东始终重视和关怀三区人民及其武装力量。为了使三区的武装斗争纳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轨道，派出邓力群作为联络员，于1949年8月14日抵达伊宁，邓力群会见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后，他们表示“我们长期以来一直盼望能与党中央、毛泽东建立联系，能向毛泽东汇报我们的情况，直接听取党中央的指示，这一天终于盼来了。”并表示要尽一切力量协助邓力群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今后一切的工作都迫切需要得到我中央指示，才能良好的进行。”还当即在伊斯哈克伯克家中设立了“力群电台”，这表明三区革命已直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与整个中国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孤立奋斗的局面。从1949年9月起，三区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积极地从政治、军事、人力、物力等方面配合解放军西进，使三区革命真正成为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为建立新中国和新疆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显见，三区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区了。

二、三区革命的时段划分与三区邮票的属性

要正确认识目前存在的三区邮票属性的争议矛盾，我们以为必须结合以上对三区革命不同时段的性质来正确认识各阶段三区政府所发行邮票的性质。

1、三区革命的前期（1944年8月至1946年6月）还属于反动封建上层势力领导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反动的封建上层势力占主导地位，并打出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旗号。他们虽然有反抗国民党政权的一面，但其目的和主张是分裂祖国，显然这一时期革命的性质是狭隘的，有其极端错误的一面。还不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组织，其革命性质是不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等同的。

这一时期，三区政府先后发行和使用了加盖邮税两用票和“Б.Т.Р（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邮税两用票；从这两种邮票的特征看，加盖邮税两用票，无论是塔城加盖还是伊犁加盖，其印章上都有代表“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星月徽标志，并有“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财政厅”和“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字样；“Б.Т.Р”邮税两用票除了有相同的印章外，票上还直接印上了代表政权性质的星月徽图案和维吾尔文“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及俄文缩写“Б.Т.Р”字样的铭记。显然，从其票证的印章和铭记看，代表的是极端的封建反动势力领导下的政权，其属性是绝对不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区发行的邮票等同。由此可见，无论从邮票发行的时期和背景，还是邮票铭记所代表的政权看，三区革命前期先后发行的加盖邮税两用票和“Б.Т.Р”邮税两用票，均不属于解放区邮票范畴。再则，明确标有“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铭记的票证，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中国解放区邮票是绝对不会接纳的。

2、是三区革命的过渡期（1946年7月至1947年7月）也是新疆省联合政府时期。这一时期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进步革命人士进入三区主要领导岗位，及时纠正了错误思潮，坚持了国家领土的完整。但此间三区与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和谈正式达成，并成立了新疆省联合政府，三区已接受国民党新疆省政府领导。其革命的性质也不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等同。

这一时期，虽然集邮界有三区政府发行过劳动人民图邮票的说法，但仅是口头回忆，无任何文字依据，所以也就无需再对三区邮票的属性进行考证了。

3、三区革命的后期（1947年8月至1949年9月）属于中国共产党直接影响和领导时期。这一时期，三区已断绝与国民党新疆政府的合作，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影响下，纠正了初期的错误，走上了着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正确轨道，随后又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积极从政治、军事等方面配合解放军西进，使三区革命汇入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洪流之中。1949年8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给阿合买提江发的邀请信中称：“新疆伊宁特区人民政府阿合买提江先生：……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毫无疑问，毛主席语重心长的信中已表明，这一时期三区革命的性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是一致的。

在这一阶段，三区政府发行和使用了劳动人民图邮票，从该票的特征看，与过去的各种票证的不同点就是不再印有泛伊斯兰主义的铭记和星月图，也不使用中华民国的名称，增强了民族革命的性质。从邮票图案以普通劳动人民为基本内容的特征看，已具有人民政权和人民邮政的性质。由此可见，无论从邮票发行的时期和背景，还是邮票的特征看，三区革命后期发行的劳动人民图邮票已经理所当然地属于解放区邮票的范畴了。

    三、对两种不同观点的剖析

当今集邮界在确立三区邮票是否属于解放区邮票范畴的争议中，持全面否认三区邮票为解放区邮票观点的以张林侠先生为代表，他们总是把以建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为目的反动封建上层势力把持领导权的三区革命前期作为认定三区革命性质的依据；持全面承认三区邮票为解放区邮票观点的以樊伯钦先生为代表，他们则是把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新盟”领导人执政的三区革命后期作为认定三区革命性质的依据。显然，出现这种争议，主要是矛盾的双方对三区政权性质的认识所占的角度不同，未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的、全面的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因而得出的结果也各不相同。由于没有全面的、多角度的观察事物，对事物的认识仅限于局部，其观点也就必然会出现矛盾。我们以为“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连接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毛泽东《矛盾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事物的本质。

我们从毛主席给阿合买提江的邀请信中“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之语意看，这个“你们”显然是指代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新盟”领导者，而绝不是之前企图分裂祖国的代表反动封建上层势力的泛伊斯兰主义领导者。因此三区革命的曲折道路是一个从前期极端错误转变为后期走向光明的过程。而这个走向光明的阶段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影响和直接领导下的时期。

三区革命的曲折道路从前期极端错误转变为后期走向光明的过程，实际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中旧事物转化为新事物的新陈代谢过程。因为“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由此可见，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毛泽东《矛盾论》）显然，三区革命前后两个时期起支配地位的执政者，前者是代表反动封建上层势力的泛伊斯兰主义领导者，后者是代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新盟”领导者，他们是对立的两个阶级的代表，政权的性质和革命的性质也就不同。由此可知，两个代表不同性质的政权所发行的邮票，其性质也是不能等同的。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没有绝对的。我们把三区革命性质分为错误和正确两个时间段，并以此来确认三区邮票的性质，是符合一分为二看待事物本质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这样，不仅解决了两种不同观点之矛盾，而且也使两种矛盾由对立达到了统一。那种对三区邮票持全面否认态度，把三区邮票一棍子打死，驱之于解放区邮票大门之外；那种对三区邮票持全面承认态度，把三区邮票全部纳入解放区邮票范畴的做法，都是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的。

我们以为三区邮票以前后两个时段为基准，前期加盖票和“B.T.P”星月图票不属于解放区邮票范畴，后期的劳动人民图邮票属于解放区邮票范畴，不仅符合历史事实，也符合政治原则。

【参考文献】:
    [1]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
    [2]　新疆烈士传：第1、辑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1989.
    [3]　新疆简史（第三册）
新疆人民出版社

    [4]　新疆三区革命史大事记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5]　新疆和平解放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
    [6]　纪大椿  新疆近世史论稿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
    [7]　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文选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8]  包尔汉  新疆五十年

[9]  新疆文史资料选集  新疆区政协文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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