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邮政乌里雅苏台建局事略

2011年《中国集邮学报》（第五卷）曾发表李汇祥先生关于蒙古邮政史方面的研究文章《乌里雅苏台邮政开局考》。这篇文章在简述了十九世纪中俄双边关系以及在蒙古问题几次交锋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中华邮政乌里雅苏台邮局的开办经过及具体的开局时间。笔者读后深感受益匪浅，为此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现将自己的一些学习笔记和心得与各位邮友分飨如下：

一、乌里雅苏台的基本概况

在研究乌里雅苏台的邮政历史的同时，了解乌里雅苏台基本历史和建设状况也显得非常重要，但往期的邮史研究中并没有相关的专门文章资料。为此，笔者通过对有关蒙古史料的查阅，找到了下面一些材料供大家参考。

笔者首先查阅了《乌里雅苏台志略》。这是一本不知作者姓名的抄本地方志，据该志记载：

乾隆三十二年创建木城一座，周围三里有奇门三，南曰承恩，东西二门无名号，内设办公衙署一座（共房三十四间），正设万寿宫，东西设四部院（内阁、户部、兵部、理藩院），西设将军衙门（共房五十九间），东设参赞衙门（共房六十二间），将军在西蒙古以西为上。

《乌里雅苏台志略》的具体成文时间没有明确记载，笔者推断应该在清中期左右。

同时笔者又查到了孟榘先生的《乌里雅苏台回忆录》。孟榘在民国六年，曾随同被任命为乌里雅苏台佐理专员（亦称都护副使）的恩咏春（名恩华）赴往乌里雅苏台上任。孟榘后任乌里雅苏台佐理专员公署秘书长，兼任办理唐努乌梁海选举事务所所长。这篇回忆录是孟榘在散失其在蒙古五年时间的日记后，凭记忆所书。在这篇回忆录中孟榘谈到：

乌城围墙，乃草甓堆砌。草甓者，就草地掘起带草根之土块也。城高丈许，外树木栅，紧靠草甓。城东西约一里，南北半里，南东西三门，中设龙厅，供奉清圣祖神牌。

从《乌里雅苏台志略》和《乌里雅苏台回忆录》的记载来看，两篇资料的成文时间虽相隔较长，但对乌城状况的描述基本一致。因此可见：由于乌里雅苏台地处蒙古中部地区，地远人稀，因此从乾隆年间建城以来，直到民国初年，乌城本身的变化不大。

虽然乌里雅苏台城池不大，但由于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在这里驻扎人员的级别却很高。清朝雍正十一年（1733年），为征伐准噶尔部设置了正一品的定边左副将军。乾隆年间灭准噶尔，又平阿睦尔撒纳，定边左副将军遂成为管辖喀尔喀四部、科布多和唐努乌梁海事务的驻扎大臣。因其长驻乌里雅苏台，又称为乌里雅苏台将军。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置库伦办事大臣，土谢图汗部与车臣汗部民政事务改由库伦办事大臣管理；同年，置科布多参赞大臣管理科布多地方。此后乌里雅苏台将军仍监管赛音诺颜部、札萨克图汗部二部民事与唐努乌梁海事务，并统辖喀尔喀四部、唐努乌梁海与科布多各路蒙古兵。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定边左副将军品轶改从一品。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以乌里雅苏台将军统辖之地为乌里雅苏台统部。

二、乌里雅苏台邮政建局时间列表

在李汇祥先生的《乌里雅苏台邮政开局考》一文中，对乌里雅苏台邮政的建立虽有记述，但为了更好的了解整个过程的详尽始末，笔者根据《天津邮政史料》中有关记载，按时间顺序对乌里雅苏台建局开业的相关历史资料进行了整理。

1917年11月22日，乌里雅苏台代理都护副使洪桢呈文交通部总长。报告俄在乌里雅苏台及蒙古地区开邮设电的具体情况，详尽论述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建立中华邮政的必要性和重要度。

1917年12月21日，邮政总局据乌里雅苏台都护副使恩华电报呈文交通部。由于乌里雅苏台俄邮行将停歇，拟乘机筹设邮局，以便将邮政从库伦拓展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从而连接新疆邮务。乌里雅苏台邮政的开办预计每年亏损一万圆。

1917年12月27日，交通部指令邮政总局。考虑乌里雅苏台系蒙边要镇，同意不计盈亏筹设邮政事务。

1918年1月6日，乌里雅苏台都护副使恩华报告。俄国在乌里雅苏台邮政电报业务中断，希望尽快建立自己的邮政电报业务。

1918年1月12日直隶邮区邮务长海澜呈函邮政总办。派遣四等一级邮务员续勋从库伦前往乌里雅苏台开办邮局。

1918年2月8日，交通部训令邮政总局。关于报告乌里雅苏台邮政业务因蒙古时处寒冬，需延期来年春天开办一事，希望乌里雅苏台佐理专员敦促加快办理。并原文抄发1917年11月22日洪桢呈文和1918年1月6日恩华报告。

1918年4月5日，直隶邮务管理局邮务长海澜呈函邮政总办。报告乌里雅苏台邮局于4月1日开业，4月5日库伦和乌里雅苏台间将首次发送邮件。

从上面的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在乌里雅苏台开办中华邮政，从提案、论证直至实施到位，只有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置邮传命的方法来彰显国家主权在当时的蒙古地区有着特别重要的象征意义。

另外，笔者特别关注了代理都护副使洪桢和都护副使恩华分别于1917年11月22日和12月21日向交通部劝谏在乌里雅苏台等地设立邮政体系的公函。洪桢和恩华，一个是代理都护副使，一个是都护副使，两人的报告时间相差仅仅一个月。根据孟榘先生在《乌里雅苏台回忆录》中记录，民国六年九月初四，也就是1917年10月19日，他跟随恩华赶赴乌里雅苏台，经过奉天、长春、哈尔滨、满洲里、上乌金斯克、恰克图、库伦，途中共计53天，即1917年12月11日或12日，到达乌里雅苏台。因此代理都护副使洪桢于1917年11月22日上书交通部的时候，恩华还在赴乌里雅苏台上任的途中。

三、乌里雅苏台建局后通过蒙古连接新疆的邮路建设

乌里雅苏台邮政的建立为中华民国政府在外蒙地区彰显国家主权开辟了新的途径，也为整个外蒙地区邮政体系的建立完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为打通中国从北方经蒙古连接新疆地区邮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1918年11月1日，在乌里雅苏台邮局开业整整7个月后，科布多邮局开业，科布多与乌里雅苏台间旱班邮路开始通行，邮件分别于每周五及每周二发出。

1918年11月2日，科布多至承化府五阶段邮路承办合同签订。

1918年11月11日，科布多与承化府间开始运送邮件。

1918年12月18日，科布多至乌兰固木在邮运合同签订后开始运送邮件。

1918年12月20日，乌梁海都护进入乌梁海地区，计划与1919年1月8日将邮路延伸至乌梁海。

“乌梁海”这一名称大约出现在公元十世纪，泛指生活在西起额尔齐斯河、东至黑龙江上游一带森林中以捕鱼狩猎为业的居民。而“唐努乌梁海”这一名称出现在清代，不仅是对居住在萨彦岭与唐努山之间的乌梁海人的称呼，也代指他们所居住的地区。唐努乌梁海地区原为中国领土，直至清代，中国政府一直对该地区实行有效的管辖和控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由于新旧政权更替所产生的政治空白和对边疆控制力的下降，沙俄趁机宣布对该地区实行“保护”。1915年《中俄蒙协约》签订后的四年内，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收复海境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斗争。

1918年5月4日，经国民政府国务院会议研究，正式决定派严式超为调查员，并拟由库伦调拨军队随行进入乌梁海地区，同时对相关细节作出指示。经过数月的准备，严式超一行于1918年8月16日从从库伦出发，9月1日和23日先后到达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

为能够确保进军乌梁海的顺利进行，中国军队在外蒙地方自治政府和我驻乌相关人的配合下，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这其中也包括了在乌梁海地区开办邮政的前期筹备。

外蒙古地方政府预备了东西两路的台站，乌城佐理专员恩华组织乌城内地商号恒和义等，运货至乌兰固木接济军需，新疆邮务长杜和伯也由科布多前往乌兰固木，拟办邮政，以资配合。

经过充分准备的中国军队兵两路，其中东路军在黄成垿的带领下于1918年11月14日出师后，顺利收复唐努旗在山南的属地。西路军在严式超的指挥下于12月19、20两日分期抵达乌兰固木，1919年2月4日抵达乌梁海克旗境内前图拉贺里克河，2月14日外交部电函驻俄公使刘镜人并通报已任命严式超为乌梁海佐理员。

经过与俄人的数次战斗后，特别是乌梁海人民的自发抗争，克穆齐克旗于1919年6月底收复。加大是克旗总管的驻地，同时佐理专员公署也于7月12日从山南移至加大。

乌梁海收复后，新疆邮区随即派员在加大设立了乌梁海邮寄代办所。

由于新设置的由科布多向北经乌兰固木至乌梁海的邮路隶属直隶邮区，限于资料之局促，直隶邮区和新疆邮区在乌梁海地区开办邮政所承担的角色和实施的具体内容有待进一步研判。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由于时局的复杂，原计划1919年1月8日将邮路延伸至乌梁海实际上在7月中旬以后才得以实施。

民国七年邮政事务总论（1918年）邮差邮路部分写到：

因而在直隶邮区，则系因库伦以西邮路之扩张，该路径由蒙古之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沙札盖直至新疆边境之承化寺，计长五千五百二十五里，再如益以张家口、库伦间原有之邮路二千七百里，承化寺至迪化府之邮路一千九百里，诚为世界陆路上最长之邮差邮路。

根据民国八年邮政事务总论（1919年）记载，北京邮局脱离直隶邮区升为管理局，7月1日蒙古等地业务管理从直隶邮区划归北京邮区管理：

是年主要事项，系将蒙古及兴和口北两道并京兆区一部分之所有邮务局改为新邮务区，其管理局即在北京设立，此项变置系于七月一日施行。

民国八年邮政事务总论（1919年）邮路部分又写到：

所有北京邮区增加之部分，计新开邮路一支，由科布多向北引长百七里，经由乌兰固木至蒙俄交界处之乌梁海地方，并由科布多向南经过哈克沙至新疆所辖之古城子。

至此，伴随着民国政府对乌梁海地区武力收复的同时，中华邮政建立了覆盖蒙古全境并连接新疆的完整邮政体系。

后记：

笔者2012年4月在伦敦参加了由国家邮政局主办，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承办的中国邮票展览期间，有幸参观了大英图书馆邮藏部，在邮藏部主任毕茨先生（Mr. David Beech）的帮助下，借阅了民国八年（1919年）由交通部邮政总局印行的《中华邮政舆图》，在这份邮政舆图的蒙古东、西部分清楚地列出了新建立的由库伦向西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直至承化寺的邮路，但乌里雅苏台向北通往唐努乌梁海的邮路并没有在图上标出，这说明在这份1919年印行的邮政舆图编校期间，唐努乌梁海的领土主权问题尚未得以解决，邮政系统亦未建立，这与上文的推断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