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邮者需要交流、互助、沟通信息，三五成群即热衷建会办刊。集邮文献的收藏爱好者又喜欢翻印旧书，随着技术的发展，印刷成本相对低廉，近些年来集邮书刊的旧翻新已蔚然成风，竟至连绵络绎：有的是为探求邮识而印；有的是为方便阅读而印；有的是为保存原貌而印；有的是为补全缺本而印；有的是为圆藏珍之梦而印；有的是为缅怀先人而印；有的是为纪念历史名会而印。本书却是别具一格，为回眸自身历程、重温二十年来的足迹而印。

虽然带有怀旧的情愫，却毫无伤时的哀愁，因为回忆的主体正值壮年，追思的内容还并不久远，他们好比是一群中长跑的运动员，刚刚在跑道上兜过了最初的一圈，度过了起跑时的冲动，需要调整踋步， 正在迈向远大的灿烂前程。

《东方集邮信息报》是上海东方集邮联盟于1995—2003年间的会刊。上海东方集邮联盟是上海东联原地集邮研究会的前身，那么《东方集邮信息报》就是《春申邮刊》的“老前辈”了。此报1995年创刊伊始，版面与历史上著名的《国粹邮刊》一样，16开4页。创刊号上的《开卷语》开宗明义，亮出办刊的根本宗旨“立足本会，辐射全国，及时传送，造福邮人”，既平凡踏实，又豪气十足。我数了一下，创刊号的四个版面除报头不计外，共有27个板块，邮识传播、邮品换让、信息发布三个方面的安排均衡恰当，没有哗众取宠的标题，没有故弄玄虚的噱头，文字简炼、朴实，整个刊物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紧凑、扎实，富有实用价值。

会刊是邮会与会员之间、会员与会员之间相互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东方集邮信息报》充分体现了这样的功能。我在总4期第3版上发现，“四面八方”和“ 国际航讯”两个板块，总共只占四分之一版面，竟收纳了分别由11人提供的17条信息。这个现象不仅反映了此报信息密集，容量丰厚，更折射了读者（会员）群体对此报的凝聚力、向心力，也体现了编者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素养，他们认真负责地为来稿精心编织，努力将色彩不同、粗细不一的丝、麻、毛、棉进行筛选、清理、剪裁、熨帖、粘合，尽其所能地绘制成自己心目中最美最靘的画面。

刊物办得有声有色，读者自会增加，作者和稿件就会纷至沓来，同任何发展中的刊物如出一辙，会发生篇幅捉襟见肘的局促，其补救之策先是缩小行间距，然后减小字号，最后只能增加版面，由四版而六版（总15期），再由六版而变成八版（总16期），纸张和印刷成本翻倍，编者的工作量更非简单的叠加。

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出于共同的爱好，担当起众人的托付，办出了自己的刊物，但毕竟是业余的编刊，没有“身家性命”的约束，却与常人同样，也有柴米油盐的羁绊，毋庸讳言，此报也曾遭遇拖期的尴尬，但其为时之短，补救之妙，几乎难以令人觉察。

我饶有兴趣地发现此报2000年8月总35期第6版上，山西阳泉市邮协吴世君给《上海集邮》的一篇未刊稿。文章的标题有点繁复，为《对〈揭发吴世君私刻假冒纪念邮戳〉一文内容的澄清和恢复名誉的正当要求》。事情是这样的：吴世君是从浙江到阳泉承包工程的外来人员，却因参与邮协工作而成为阳泉市邮协理事、山西省先进集邮工作者，近两年来阳泉纪念邮戳的设计、申报、刻制、使用都由他操办。《上海集邮》经常收到他寄来的纪念邮戳实寄封和此类邮戳的报道稿。某日，《上海集邮》收到阳泉其他读者的举报信，揭发吴世君私刻，实寄封上盖销邮票的纪念邮戳未经邮局审批。《上海集邮》编辑部用信件和电话向阳泉市邮政局取证，对方证实举报属实。为此，《上海集邮》刊登上述“揭发”一文，吴世君不服，来稿申诉，因为他没有邮政部门盖章的公函保驾，《上海集邮》编辑部未予接受。

其实，当时和现在我都相信吴世君在申诉中所称，当时当地邮协刻戳邮政默认已成惯例，吴世君刻戳是邮协行为而非个人行为，邮协盖戳收费还是前邮政局长（邮协会长）的意愿，因盖戳收费遭舆论批评，职能部门全都噤声，却将责任全部推向作为邮协志愿者的吴世君，使其成为了“邮政内部矛盾的牺牲品”。然而，《上海集邮》是邮政部门领导的邮协会刊，我个人信任吴世君毫无作用，万万抵不住红色公章支持的权力。

我没有料到，我的遗憾原来已由《东方集邮信息报》代作部分的弥补，虽然它的影响不及《上海集邮》，但对受害者的抚慰犹如雪中送炭，功德无量。14年后发现此文，深感民刊自有其独特的长处，不仅是公开发行大报大刊的补充，而且还可起到监督和纠偏的作用。

翻印旧刊，贵在用而不在藏，温故可以知新，开卷总会有益，一个强盛的邮会必有一份犀利的邮刊，复习旧刊如同研究会史，可以检点过去，匡正前途。愿上海东联原地集邮研究会在风华正茂之年再接再厉，担当起集邮历史赋于年轻一代继往开来的重任！        （邵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