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公正的，袁履登无论如何狡辩，也逃脱不了被钉在汉奸的耻辱柱上。

1946年5月15日，上海高等法院又一汉奸案公开审理，由于此次事前并未公布，所以旁听席上人员寥寥，这反而更衬托出整个审判大厅的肃穆与庄严。

8点40分，萧燮棻庭长走上审判席，被告延请之辩护律师陈霆锐、李宝森、巢纪梅也相继到庭。在两名法警的押解下，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被带进被告席。他身着长袍，足登黑布鞋，步幅不大，走路缓慢，有一种失落感，但精神颇佳，态度甚是镇静。此乃何许人也？他就是在日伪统治时期，与闻兰亭、林康侯并称为“海上三老”的袁履登。

提起袁履登，今天的人或许感到很陌生，但是对于当时的人而言，特别是上海人，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袁履登，原名贤安，又名礼敦，浙江宁波人。幼年便入基督教。由于家境比较贫寒，十岁时方进入英国传教士在宁波开设的开明小学免费就学。因其学习勤奋，成就优异，升入斐迪中学，并在19岁时被保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一度担任教师工作。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被推为交通部次长。1913年后开始经营工商业，从为黄楚九推销香烟起家，而后担任上海宁绍轮船公司总经理、上海国民银行、中兴地产公司等多处工商业董事、上海商会副会长等多种职务。30年代时，由于其投资遍及地产、电影、渔业等行业，成为上海滩的一大闻人。

1937年8月13日，国民政府为打乱日本的侵略计划，在上海策动了“淞沪抗战”。尽管国民政府在此一役付出极大努力，然仍未摆脱失败的命运。12月中旬，日军攻占上海，租界沦为“孤岛”，一时间，上海成为无人管辖的地区。日伪特务与国民党特务在此展开了疯狂的暗杀活动，今天你杀他，明天他杀你，杀得难分难解。于是，上海一批知名大亨，如杜月笙、虞洽卿等为逃避日伪威胁，相继离开上海，但是，袁履登却并未离开。日本为了更好地实施“以华制华”政策，极力拉拢那些既有经济实力，又有政治影响的人，他们不想放弃任何一个。对袁履登，日本鼓动早已投降敌伪的汉奸人物去策动，丁默邨、李士群便频频出现在袁履登面前。袁履登认为不能趟此浑水，于是称病躲在家中，后发现住宅附近有人监视，便移居亲友之处。但由于日伪耳目众多，不久即被发现。日伪见其不识抬举，不肯归附，于是便把他绑架到虹口软禁起来，逼迫他作伪工部局的华董。在威逼利诱面前，袁履登动摇了，出任伪职。但是，他又函告杜月笙出任伪职纯系日伪逼迫，这又为自己在重庆方面预留了后路。

一旦上了贼船，一切都失去了控制。不久，袁履登兼任了伪上海市商会理事长。1942年2月，抗日志士在上海公共租界投掷炸弹，日本以此为借口，出动重兵包围租界，并将中心区分成六大区域，实行封锁政策。紧接着，2月20日，在日本人的策划下成立了公共租界“保甲筹备委员会”，袁履登任“会长”。为更好地控制民众，取悦日本侵略者，袁履登亲自主持成立了“保甲自警团”，租界内20至45岁的男子几乎都成为其团员，这对维持日伪统治区域的治安做出了巨大“贡献”。1943年10月1日，日本为了确保军队在粮食方面的供应，成立了由日伪双方米商共同组成的“米粮统制委员会”，袁履登担任了“米统会”的主任委员。在担任此职务期间，数以万计的米粮通过袁履登之手源源不断地运到日军的作战部队，据统计：1943年10月下旬到12月下旬，苏、浙、皖三省共收购米粮63万余吨，其中日军军用米超过民需米约10万余吨。这就有力地支援了敌人的侵华活动，为其做好了后勤供应；而一般民众却陷入饥饿状态，每天食不果腹，哭诉无门，苦不堪言。

随着日本在各个战场的失败，伪政权已经穷途末路。袁履登见形势于己不利，在1944年5月向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周佛海提出辞职。他本想寻找机会向重庆政府“输诚”，但是没有任何机会，于是在疗养院经过一个月的“疗养”之后，回到家中，称病不出。

抗战胜利后，在逮捕汉奸的潮流下，军统局并未忘记昔日日伪时期“海上三老”之一的袁履登。1945年9月，袁履登也进入了愚园路军统“优待所”的大门。经过短暂的审讯之后，他就被送到了上海高等法院。

1946年5月15日，上海高等法院首次开庭对袁履登进行公开审判。袁履登声称出任伪职，完全是为人民办事，并非通敌。在一番简单的辩论之后，法庭决定择日再审。22日，上海高等法院在袁履登辩护律师未到场的情况下再次开庭，袁履登之子袁森斋再次要求调查袁任“米粮统制委员会”时的“善积”，主要集中在三点：一是收买米粮的价格较前提高；二是每户所需之米确曾尽力维持；三是曾设立粥厂，施舍救济。袁履登还厚颜无耻地称：因为自己是商人，也许不懂法律，不知道为日伪所做的事是犯罪行为。尽管袁履登一次次重申自己的对人民的“善行”，31日，上海高等法院刑事庭仍以汉奸罪判处其无期徒刑。袁履登听到判决之后，面如土色，只是微微地了一下头。退庭时，他喃喃自语，向上帝祷告。在旁听席上的八九名家属见其状，对袁哭泣不已，并共同向上帝祷告。

对于初审判决，袁履登当然不服，他的家属很快就请陈霆锐律师具状国民党最高法院声请复判。由于国民政府在《处理汉奸条例》中规定“曾有协助抗战工作，或有利于人民之行为，证据确凿者得减轻其刑”，于是他积极联系那些曾经在抗战期间被汪伪逮捕又经其保释出狱的重庆人员，请求他们出庭为其作证。国民党高等法院将此案件发回上海高等法院，要求其进行复审。1947年9月30日，上海高等法院再次判决：袁履登，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七年，褫夺公权七年，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接着，庭长又说明了改判的理由：复判减刑理由，因被告曾于上海沦陷期间，营救地下工作人员多人，经黄涵之、郁秉坚等到庭作证，自可采信。又被告在沪曾从事慈善工作多年，衡情予以核减。袁履登听后，微笑点头称“好！好！”。

但是，袁履登并不以此为满足，再次上诉。然此次最高法院认为其言辞只是为自己所犯罪行矫饰，不可相信，维持上海高等法院的复审判决。

袁履登不得不入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在监狱中，相较于其他犯人，他有一定的特权，可以自带床铺、被褥以及日用食品，同时，起居由狱警照料。在百无聊赖之中，每天除了祷告与忏悔，就是向其他犯人传教。

1948年3月，蒋介石当选为国民政府总统，实行大赦，袁履登名列其中。于是，他结束了监狱生活。1949年4月，共产党解放南京，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大陆就难有其容身之处，共产党统治下更难有其立锥之地，深知此点的他在妻子的陪同下到香港就医。1951年，袁履登中风吐血，病情严重，于是急忙命家人准备了寿衣寿材，以备不测。但是，不久，他的身体又逐渐好了起来，鉴于香港昂贵的生活费用，他又偕同家人回到了上海。

回国后，新中国再次对其汉奸问题进行审讯，1953年8月，上海人民法院判其有期徒刑十年，但是，由于此时他已经卧床不起，免予执行。

1954年12月，76岁的袁履登因患动脉硬化症病死于上海，结束了其传奇、可卑的一生，也结束了其悲剧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