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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明天是五月4日 [打印本页]

作者: edward    时间: 2009-5-3 08:14     标题: 明天是五月4日

五四運動因救亡爆發


【明報專訊】內地官方所指的廣義「五四運動」往往與「新文化運動」混為一談,後者指從1915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雜誌開始,由胡適、蔡元培等精英知識分子發起批判傳統文化、崇尚「德先生(Democracy,民主)、賽先生(Science,科學)」的思想革新,推行白話文,提倡學術自由、兼容並包,北京大學成為重要陣地,各種思潮匯集於此。【明報專訊】內地官方所指的廣義「五四運動」往往與「新文化運動」混為一談,後者指從1915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雜誌開始,由胡適、蔡元培等精英知識分子發起批判傳統文化、崇尚「德先生(Democracy,民主)、賽先生(Science,科學)」的思想革新,推行白話文,提倡學術自由、兼容並包,北京大學成為重要陣地,各種思潮匯集於此。

新文化運動孕育中共
狹義的「五四運動」指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發,因青年學生不滿中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允許日本接手德國的山東租界,發起罷課、示威活動,隨後演變為罷工、罷市運動,並蔓延至天津、上海等多個大城市。救亡與啟蒙成為五四的主題。

共產主義思潮是新文化運動中的重要一支,後來陳獨秀、李大釗等人於1921年成立中國共產黨,故五四運動亦被中共認為是其誕生的文化和社會基礎。

共產主義思潮是新文化運動中的重要一支,後來陳獨秀、李大釗等人於1921年成立中國共產黨,故五四運動亦被中共認為是其誕生的文化和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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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翔    时间: 2009-5-3 08:23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次运动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弘扬民主、科学的精神,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条件。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五四运动的背景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却仍然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果实,又在1915年,为实现他的皇帝梦而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使中国面临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袁世凯死后,各帝国主义支持的各派军阀连年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洲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工业在这时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壮大起来了,产业工人的数目由1913年的约65万人发展到1919年的200万人左右。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参加斗争,是五四运动能够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

五四运动发生前,军阀势力利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推崇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借以维持统治。严酷的现实引发当时先进分子的反思。他们认为,辛亥革命由于忽视了思想文化战线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致使革命成果遭到破坏。因此,为了完成改造社会的使命,必须“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于是,作为五四运动的先导,标志着中国人民新觉醒的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起改名《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是中国近代史上未曾有过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为五四运动的发动作了思想准备。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革命指出了道路。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的社会情况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不久,五四运动就由“巴黎和会”作为导火线而爆发了。

五四运动的经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美、英、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实质上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其目的是为了重新分配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中国曾经在战争期间对德宣战,也算是战胜国之一,因而派出了陆征祥、王正廷和顾维钧等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在中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裁退外国邮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七项条件。代表到达巴黎后,由于留欧中国学生的要求,又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和要求收回大战时被日本乘机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的陈述书。

当时,许多中国人,包括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对“巴黎和会”的本质还认识不清,对于帝国主义、尤其是美英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认为美英帝国主义的胜利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把美国总统威尔逊看作“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他们以为巴黎和会可以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这种想法当然是十分天真的。由于美、英、法和日本相互勾结,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又奉行对外妥协的卖国政策,帝国主义根本不理睬中国人民的正当要求,反而无理地在和约中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全部让给日本,至于日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二十一条,又借口不在会议的讨论范围之内而置之不理。

巴黎和会彻底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也打破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先进的知识分子认清了这个真理:只有依靠自己才能解决自己的命运。 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进步学生获悉和会拒绝中国人民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5月3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在报上发表,全国群情激昂,人们的悲愤再也不能抑止下去,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爱国运动终于爆发。晚上,北大法科大礼堂挤满了学生。听到演讲者讲述中国在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情形,都捶胸顿足,愤慨万分。有一个北大学生,当场咬破中指,撕破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悬挂在会场的台前,表示爱国的决心。会上,大家纷纷提出严惩曹汝霖(经手签定二十一条的军阀政府的交通总长)、章宗祥(驻日公使,出卖胶济铁路经管权、济顺和高徐两铁路修筑权给日本的经手人)和陆宗舆(币制局总裁,1915年的驻日公使,向日本进行各种借款的经手人),并举行游行示威等建议。会议一致通过:一、通电全国,联合各界一致行动,誓死力争;二、电致巴黎的中国代表,决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纪念二十一条的国耻日)举行全国游行示威等决议,并决定次日(4日)联合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 5月4日下午一时,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北京师大的前身)、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朝阳大学、汇文大学等十四个学校的学生三千多人纷纷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他们手拿各色各样的旗子、标语牌,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字样,有的还绘着山东的地图和各种讽刺画。

当学生们正在天安门集会时,北洋军阀政府的步军统领和警察总监带着一批军警闻讯赶来,企图以“大总统”的命令解散学生队伍。学生们愤怒极了,高呼“打倒卖国贼”。随后, 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表示中国人民的意志,试图使帝国主义改变对中国的态度。但是帝国主义的巡捕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军警不准大队通过。队伍退出东交民巷后,便直奔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警察总监加派二百名警察守卫曹宅。学生围攻警察,向他们讲道理。少数勇敢学生则从窗口跳入院内,打开大门,使大队冲进曹宅。曹汝霖从后门溜走。学生们痛打了正在曹家的章宗祥,并在曹宅放起火来。北洋政府派出大队军警,逮捕学生市民32人。

同学们的正义斗争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广泛同情,社会各界对政府当局纷纷提出抗议。军阀政府不得不在5月6日释放被捕学生。

5月7日,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重庆等地学生都在这一天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开来。

5月9日,军阀政府以为风潮已过,下令为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并传讯被释放的学生,追究5月4日行动的主使人。当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同情学生而辞职出走。

北京学生们对反动政府这种反人民的措施愤怒之极,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要求严惩曹、章、陆三贼;取消诬蔑学生的反动命令。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北京学生在罢课以后,一方面派代表到全国各地联络,商讨采取一致行动,发动更大规模的斗争;另一方面组织演说团,在群众中广泛宣传。自此以后,北京全城的街道、胡同、游艺场所都有学生活动。军阀政府则采取极其野蛮无理的手段,制止学生们的各项爱国活动,不许学生举行会议,检查新闻,查封报馆。步兵和马队在街上往来巡逻,逮捕学生。5月21日,日本驻华公使提交“紧急照会”,威胁军阀政府,要它加紧镇压学生运动。5月25日,教育部开会:限各校学生三日内复课,否则将予以严厉镇压。6月1日,军阀政府下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

反动政府的镇压,激起了青年学生更大的义愤,斗争也更加尖锐。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反动军警逮捕170多人。北大法科竟被当作临时监狱。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6月4日继续逮捕,北大法科容纳不下,又辟北大理科为临时监狱。

皮鞭和警棍,刺刀和监牢没有使爱国学生屈服,反而更增强了他们反帝爱国的斗志。6月5日,全市出动了五千多学生,其中还有许多中学生,他们组成了三个纵队,到处进行讲演,连警察厅门前的马路也成了活动的地点。同学们都带着行李、用具,准备坐牢,迫使警察也束手无策。

6月3日军阀政府大肆逮捕爱国学生的消息,迅速传到全国。从广东到黑龙江,爱国运动的浪潮在二十多个省份的一百五十多个大中小城市掀起。从此,五四运动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运动的中心从北京移到上海。运动的主力,也由青年知识分子扩大到工人阶级。

首先发动罢工的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上海。6月5日,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6月6日、7日和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罢工工人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之多。上海工人阶级的罢工风潮,迅速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

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推动下,工商业资本家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举行罢市。但他们不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主张“文明抵制”,张贴“幸勿暴动”的标语,甚至还对帝国主义提出“秩序井然”的保证。

五四运动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后,北洋军阀政府大为震骇。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使经济生活几乎陷于停顿,对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更是意味着致命的严重威胁。上海的工商学各界联合会也于6月6日打电报给北洋军阀政府,要求严惩卖国贼,反对在和约上签字。

爱国运动汹涌澎湃地发展着,一个浪头比一个浪头猛烈,一天比一天高涨。军阀政府眼看“自身难保”,不得不于6月9日和10日批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贼辞职。这是五四运动的初步胜利。但拒绝和约问题还没有解决。

6月11日,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发出通电,抗议军阀政府的这一暴行。17日,北京政府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企图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北京学联立即号召学生投入拒签和约的斗争。18日,山东派出各界代表80多人进京请愿。北京、上海等地学生、工人纷纷响应。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也强烈要求拒绝签约。

6月28日是和约签字的一天,中国的留法学生和工人包围了中国代表的寓所,代表被迫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个消息传遍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大为震动。至此,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直接目标基本得到了实现。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只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6月3日之后,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圈子,形成全国范围内工学商联合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以崭新的战斗姿态、英勇顽强的精神和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显示出自己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锋队伍和领导力量。毫无疑问,中国工人阶级参加斗争,对五四运动获得重大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四运动的深远影响

五四运动以后,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创办刊物,编辑书籍,组织进步团体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仅在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就出现400多种刊物。在各种学说竟起争鸣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十月革命的道路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李大钊同志在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段时间内,写下了不少战斗性的文章。其中著名的像《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是我国第一篇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文。他还通过在北京大学讲课和学术讲演,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在这期间刊载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许多先进青年纷纷组织进步社团。李大钊同志和邓中夏同志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展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恽代英同志在湖北组织了“利群书社”,都在宣传新思想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毛泽东同志这时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他主持的《湘江评论》是当时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之一。由于它鲜明的革命色彩,只出了五期便被反动军阀封刊,但却对湖南革命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全国也有影响。

在社会主义思想潮流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开始出版,《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中文译本也问世了。

经过五四运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投身到工人运动中,马列主义通过先进知识分子的介绍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1920年5月1日,上海、北京等地举行了由共产主义者组织的我国第一次群众性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新青年》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北京还出现了要把土地、工厂收归劳动者所有的传单。这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和工人运动相结合。1920年5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上海首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同年11月上海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9月间,毛泽东等同志在湖南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与此同时,李大钊同志在北京以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为基础建立了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陈潭秋同志在湖北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广州、天津、杭州、济南等地以及留学莫斯科和日本的中国学生也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留法学生周恩来、李富春等同志也于1921年2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毛泽东同志在长沙同铁路、印刷、纺织、泥木、搬运等各行业各工厂的工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为工人办事,办学校,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同一时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刘少奇同志等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并组织了机械工人联合会和印刷工人联合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邓中夏同志等在长辛店举办了劳动补习学校,组织铁路工人开展了许多工作。当时还出版了各种以工人为对象的刊物,如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广州的《劳动者》等等,向工人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指导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工人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工人参加罢工的有五六万人,而1921年则达到十三万多人。

1921年7月1日,在中国的工业中心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工人阶级战斗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从此以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冲破各种障碍,从胜利走向胜利。

参考文献

中国青年的光荣传统丛书,1959,《光辉的五四》,中国青年出版社。 黄修荣:“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事件”,《中国青年报》,1989年5月2日。 陈铁健:“五四运动简介”,《中国青年报》,1979年5月1日。

中办发〔1999〕2号文件。


作者: edward    时间: 2009-5-3 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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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創始人、首任總書記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旗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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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是五四前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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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紅樓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近日重新對外開放。圖為《新潮》雜誌社原址,工作人員正在恢復其五四運動爆發前的原貌。(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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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dward    时间: 2009-5-3 08:39

「五四」民主與科學夢未圓 90年任務未竟 精神不存?


【明報專訊】現今在大陸談論「」仍是禁忌,但另一次學生運動「五四」至今已經90年,卻每年都成為學界話題,今人除了反思它以及「新文化運動」在上世紀初掀起的思想及政治的風雲,還藉此重提當年未竟的夢想--民主與科學,每次討論皆能勾起有識之士久埋心底的理想。「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今日起一連兩天,本報記者訪問數名內地學者,走訪「五四」策源地北京大學,探訪這名已屆耋耄的「新青年」。

民主科學被淡化 突出愛國
「從89年開始,談五四就一直是『愛國』。」隨着5月4日臨近,中國各地均有五四紀念活動,但都是強調「五四」是「愛國運動」,淡化其主旨「民主與科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員雷頤對此頗不以為然,「實際上是用愛國主義來獲得某種更大的民眾精神上的支持。」

「糭子對端午,月餅對中秋,民主科學對五四。」雷頤引述內地已故作家冰心的話說,談五四不談民主科學,就如端午節吃月餅一樣「不對味」。他說,官方對五四的宣傳在1979年之前都是強調知識分子改造,之後改成「愛國」,雖然連帶提及民主與科學,但擺在次要地位,但無論哪一種提法都是為維護統治服務。

思想啟蒙運動 受政治阻礙
雷頤解釋,90年前提出啟蒙是因「亡國滅種」的危機在即,知識分子意識到需要開啟民智,故啟蒙處處服膺於救亡,埋下了「救亡壓倒啟蒙」悲劇性的種子。推動民主與科學的啟蒙運動受政治因素阻礙,至今未能完成。雷頤認為,「阻力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因為50年代形成的一套意識形態,對民主、自由、個性解放的否定,強調集體主義;另一方面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形成。」他說,談民主會質疑官員權威、制約他們的權力,今年「兩會」時有官員被問到公開財產時反問「為什麽老百姓不公開?」體現了政治體制改革之艱難。

欠獨立思考 「科學」大忌
「民主」尚未解決,「科學」也難獨善其身。雷頤認為,現時所談的「科學」側重於技術,而不是獨立思考的精神,學術界還有很多禁忌,例如對於新文化運動先驅者之一的胡適,由於在上世紀50年代曾被毛澤東定為批判對象,至今在內地仍屬敏感名字。

至於「愛國」,亦可以有不同解釋。雷頤說,當時學生提出的「愛國」是「愛中國」,並不愛當時執政的北洋政府;而且陳獨秀所提出的「愛國」,是吸收西方先進文明用於強盛中華民族的愛國。但是,現時政府所定義的「愛國」是「愛社會主義、愛共產黨」,並且以「國情」來拒絕接受普世價值。

抵制家樂福 顯狹隘民族主義
令雷頤憂心的是,時下很多青年人接受了這種狹隘的、排外的民族主義,「去年抵制(法資超市)家樂福的時候,學生一煽動就起來了。」但他又指出,當局一方面強化學生的民族主義意識,另一方面又擔心會再有學運爆發,影響穩定,所以每年5至6月都較為緊張,擔心「」或是「五八」(1999年5月8日美軍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學生遊行並打砸美國大使館)再重演。


作者: 吴翔    时间: 2009-5-3 08:42

让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胡锦涛总书记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共迎五四青年节

   胡锦涛强调,当代青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对五四先驱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以执著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让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振兴中华新的实践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作者: -邓-    时间: 2009-5-3 08:44

革命靠青年人。
作者: edward    时间: 2009-5-3 08:45

國民心態與五四背馳


【明報專訊】「現在很多(內地)遊客到香港自由行,跑到尖沙咀嚷嚷地叫,很多香港人也還是不喜歡。」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開玩笑地說,五四時已提出中國人說話大聲等「國民性」需要改造,現時仍然「未解決」,不過中國的國力大大提升之後,很多想法與五四時恰恰相反。

網上要求民權呼聲高
張頤武說,從五四運動到二戰勝利之前,中國人往往覺得自己是劣等民族,有「被害--復仇」的感覺,但現在不用為「亡國滅種」而憂慮,反而認為中華民族是優越的,只是想怎樣活得更好。「強國夢想已經實現了,科學也已經實現了,民主的情况比較複雜,不像香港到2017年『一人一票』,但是公眾對政治的參與度的提升還是值得注意的,網絡上的民權也還是很張揚的。」

他提及近日上畫的電影《南京!南京!》,其中包含有日本人角度,便是超越過去「被壓迫」的悲情,用平和的心態審視中日民族的歷史。

國力提升 改革動力減低
張頤武又舉例說,五四時批判舊文化,現時中國人卻在思考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保留自己的傳統文化;五四時提出向西方學習、改革舊制度,最近卻因為金融海嘯,歐美各國紛紛討好中國,「資本主義還是很現實的,愛(中國)人民就有人民幣」,中國人也因為自己成為「債主」而要求更高的國際地位,間接令改革的動力也減低,「美國大企業還要改造成『國企』,那中國的國企就不用改了嘛。」


作者: 吴翔    时间: 2009-5-3 08:45

 90年前,由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率先组织发起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不仅启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还促成了中国人民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形成了以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弘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对于团结和凝聚全国各族人民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起点

  1840年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进行了一次次英勇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但在五四运动之前,这些斗争都失败了。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却没有改变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悲惨处境。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后,中国人民的斗争虽几经曲折和反复,但从总体上看,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却由挫折走向胜利,开始以崭新的态势向前大踏步迈进,五四运动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起点。

  首先,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实践证明各种理论都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于是,怀疑产生了、加剧了。1917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启了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一个过程,五四运动之前,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只有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五四”时期,以北京大学教师为主体编辑的刊物《新青年》出版了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专号,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等一大批先进青年先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此后,马克思主义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第二,五四运动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光明前景。近代以来,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中国的先进分子曾虔诚地学习西方,试图把中国建设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但从辛亥革命到“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他们的幻想迅速破灭。在苦苦寻求自救出路之际,俄国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在历史的比较和选择中,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于是,伴随着“五四”期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将关注的目光从欧美转向俄国,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第三,五四运动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革命之所以经历曲折、屡遭失败,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一个能够科学把握革命规律、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充分代表人民意愿的先进政党来领导和推动。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两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成为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力量,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第四,五四运动展示了群众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如果说辛亥革命的一个局限是没有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那么五四运动一个重要的历史进步,在于它是一个群众广泛参与的运动。这个事实,就是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本人也是承认的。1919年5月21日,各地学联代表在上海龙华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北大学生代表在会上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仅仅把大清门的匾牌换成中华门,这样革命不算彻底。我们这次要作彻底的革命”。正在参会的孙中山听到这些话后也热烈鼓掌。会后,他还对北大同学说:“我所领导的革命,倘早有你们这样的同志参加,定能得到成功。”五四运动由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率先发起,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人士的广泛参与,是五四运动胜利的基本保证,体现了人民群众在民族复兴斗争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

  五四运动孕育了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爱国主义

  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在我国历史发展的漫漫长河中,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文明几千年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源泉。但是,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推动爱国主义运动前进的社会力量,却是随着历史阶段和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前赴后继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随着时代的变化实现了重大飞跃。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既继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又具有了本质的进步和新的时代特征,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一是“五四”爱国主义精神蕴含着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要求。五四运动以前,中国近现代的爱国运动,无论是农民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所发动的爱国运动,都表现出一定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最终导致革命的失败。而在五四运动中,爱国青年不顾北洋政府的镇压走上街头,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具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要求的纲领性口号,使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任务结合起来,提升了爱国主义的思想内涵。

  二是“五四”爱国主义精神注入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新因素。“五四”期间,已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努力摆脱狭隘民族主义的束缚,把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放到人类文明进步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来思考。这就使“五四”爱国主义精神不仅以反帝反封建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而且同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促进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紧密联系起来。正如李大钊先生所指出:“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

  三是“五四”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和觉醒密不可分。历史发展表明,爱国主义只有找到强大的依靠力量,并上升为阶级的自觉,才能真正焕发无穷威力。在五四运动中,中国的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对斗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国的工人阶级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觉悟和鲜明的阶级特点,爱国主义日益紧密地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联系在一起,从此,爱国主义有了坚实的力量基础。

  五四运动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过程的展开和深化,最终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崭新的爱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将民族复兴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结合起来,集中地代表了中国人民的现实需要和长远要求。八十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亘古未有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是中国历史上最恢弘、最壮丽的爱国主义篇章。

  高举“五四”爱国主义旗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团结奋斗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五四运动所体现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是动员和鼓舞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一面光辉旗帜。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薪火相传、历久弥新的“五四”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所有的中华儿女都应万分珍视、大力弘扬。

  爱国主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题,每一代中国人也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历史责任。五四运动以来,围绕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这两大历史任务,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斗争和不懈奋斗。今天,中华民族已彻底告别了积贫积弱的历史和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更重要的是,经过漫长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已经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强国富民的正确道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人民的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说,“五四”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是救亡图存、改造旧中国、建立新中国,那么,今天爱国主义的主题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当前,我们继承和发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就是要坚持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不断深化对我国历史和国情的认识,深刻领会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进一步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要将爱国热情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投身于推动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时代洪流,为实现远大理想而不懈奋斗。要倍加珍惜我国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自觉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根本利益,任何时候都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要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中把握爱国的新要求,以更加自信、理性、平和、宽广的心态看待和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五四运动的先锋。继承和发扬“五四”爱国主义精神,当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党和国家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党的十七大做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决策,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报效祖国提供了空前广阔的平台和良好条件。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恰好是当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成才立业的黄金期。“五四”以来几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梦寐以求的实现现代化的理想,将通过我们的继续奋斗得以实现。我们一定要高举“五四”爱国主义旗帜,与全国人民一起投身民族振兴的伟业,决不辜负历史的重任和人民的期待。

  北京大学是我国近代建立的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是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110多年来,北京大学为推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族振兴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30多年来,北京大学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积极探索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取得了可喜成绩,展现出蓬勃活力。近年来,北京大学充分利用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等丰富多彩的载体和形式,不断加强近现代历史教育和国情、校情教育,积极引导学生文明生活、健康成才、理性报国,促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生生不息,推动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代代相传。

  在隆重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将进一步贯彻落实2008年5月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代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执著的努力,按照服务国家战略、坚持科学发展、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步伐的发展思路,努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不断将爱国主义精神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扬光大,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贡献。
(责任编辑:谢磊)



作者: 吴翔    时间: 2009-5-3 08:51

2009年04月27日 15:16 来源:半月谈 发表评论  【字体:↑大 ↓小

  90年云烟漫卷:“五四”精神如何照亮今日青年

  - 半月谈记者 许小丹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90年岁月悠长,当年降生的婴孩如今若健在也已是耄耋老人,但五四精神从不曾老去,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加鲜活,甚至更加难以定论。五四运动对于当代中国仍然有着强烈影响,从近年来不断高亢的各种争议之声就可见一斑:有人将其供于神坛,奉为先驱、传统;有人将其推上审判席,斥之为文化断裂根源。无论如何,对于当代中国学术界、政界以及社会、个人而言,五四运动仍是一个值得深入发掘的精神文化库。对于当代中国青年而言,也仍然需要对五四精神的两翼——科学与民主深入反思,加以继承和发扬。

  纪念五四:从一元走向多元

  正如五四精神在不同时期曾经历过多轮阐释、呈现出多棱光芒,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对五四的纪念不再仅仅围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展开,在“爱国、进步”的主旋律中,社会各界正以多元的视角和方式,汇成纪念五四的多声部交响曲。

  关于五四的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是主流。今年4月5日,在1919年《巴黎和约》签署地巴黎凡尔赛宫,全法学者学生联合会、欧洲时报等共同启动了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法国华人青年演讲大赛。中国驻法使馆教育处朱小玉公参指出,90年前在这里签署了不平等的《巴黎和约》,让当时的中国青年深感“弱国无外交”的切肤之痛,从而引发了著名的五四青年爱国运动。——如何继承五四爱国精神,在华人青年学子心中,引发出无限的思考。

  文艺界为纪念五四运动相继演出歌剧《青春之歌》、话剧《我的西南联大》;出版界以《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等种种文本、丰富史料从不同角度对五四及那一时期展开回望,表明我们的文化正自觉地对五四进行新一轮翻检: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五四的精神魅力和复杂性?我们如何摆脱对五四符号化的认知?《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一书主编、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指出,人们对五四的真实面貌以及历史场景,知道得越来越少,我们只记得一些抽象的概念,比如民主、科学、自由、平等。认识五四,摆脱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留下的烙印,必须回到五四运动发生时的众声喧哗的时代,在那个历史场景中重新体认五四精神的巨大价值。

  人文思想界在一次次讲座、讨论中争鸣,既是与五四先贤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更是对今人灵魂的撞击。五四精神中,“德先生”在中国为何处处不及“赛先生”?为何科学、民主被一再提起,平等、自由被有意无意地遗忘?3月7日,在何香凝美术馆“人文之声”讲座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富仁用历史反观现实,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不仅有从国家要求层面上的“科学”和“民主”,还有属于老百姓诉求的“自由”与“平等”,这四个关键词成为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仅仅用民主和科学无法完全概括其意义。民主与科学的人文思想基础正是平等和自由。平等自由是人民群众基本的要求,只要有了自由和平等,我们就可以承担困难,来追求我们的幸福。只有坚持了人的自由平等,才有正当的法制,社会才会趋向民主,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才能更加科学。

  感恩五四:中国公民社会崛起

  正是继承了五四精神

  “现在是有青年无‘五四’!”谈起五四运动90周年,供职于京城一家媒体的青年人小周语出惊人。“现在的青年人追求的是物质的富裕、现世的安稳,根本懒得去了解五四精神。”这样的悲观论调也许过于偏激,但它流露出的是一种普遍的担忧:我们是否还有“五四青年”?今日国民、特别是今日青年是否具有启蒙精神,是否具有公民意识?

  事实上,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中国公民社会正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而迅速崛起,这样的进步与五四精神的继承不无关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撰文指出:“在十多年前的中国,‘公民社会’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即使在学术界,多数人不仅对公民社会的概念相当模糊,而且对公民社会持怀疑的态度。如今,公民社会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议题。”今年1月,俞可平、高丙中、袁瑞军等20余位著名学者历时3年完成的首册《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出版,此书被学术界称为“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书中囊括了《政府转型对民间组织管理体制的影响》《中国式的社团革命》《中国公民社会指数》《中国志愿者服务的发展、问题及其走向》《我国网络媒介事件中公民性的体现与意义》等重要学术成果。不难看出,在中国的民间组织、志愿者、网民等社会群体中,具备启蒙精神、公民意识的今日“五四青年”不但没有消亡,而且越来越多。

  发展五四:用独立思考的

  理性精神迎向未来

  五四对国人来说,既是历史,也是现实,特别是在面临新一轮社会转型的当下。

  4月10日,“五四的精神遗产”座谈会在北京郭沫若纪念馆举行。会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主任李长莉提出,五四运动要解决的是文化重建,即建立新文化,以此来取代以往的与旧的社会制度、旧的社会结构、旧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对比现在另一轮社会转型以及文化重建,虽然处在不同的阶段上,但是从一定意义上看它们是有相似性的。”李长莉说。

  在社会转型时,国人不仅需要一种迎向未来的勇气,更需要认知体系的更新。正如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雷颐在《学习时报》撰文指出的,五四先驱提出要以现代“科学”作为新的认知体系,他们所主张、表现出的“科学”精神是一种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这种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是社会发展、演进的重要前提,在当前社会转型期仍然十分重要。作为今日之青年,唯有秉承五四时代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才能推动我们的国家实现顺利转型。

  “历史不是已成为化石的过去,更不只是时间长河中一段被截取的孤立场景:历史是祖先的脚印,是一艘摆渡民族的巨轮,是一个民族曾经的精神符号的记忆。”正如全法学联主席李正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法国华人青年演讲大赛上所言,“1919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爆发于这一年的五四运动以及由其引发的新文化运动把中国带入了现代史。历史是一段段螺旋上升以助民族抵达一个又一个高度的阶梯。纪念五四运动及其引发的中国巨变90周年,就是利用这笔宝贵的资源和财富,锻造我们走向未来的钥匙。”

 

作者: edward    时间: 2009-5-3 09:04

樓上文章,值得一看再看。謝謝吳先生提供!
作者: 王小虎    时间: 2009-5-3 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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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麦国培    时间: 2009-5-3 10:12

关注,谁有当时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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