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右一省额设二关，赣关抽收江粤往来商税，九江关抽收江楚往来船税。”①这一南一北两关，从传统到近代的变迁中，决定了江西商业的基本路径和货物流向，亦决定了江西在全国的贸易地位。
传统社会，国内市场流通多依赖水运，内河交通异常发达。自隋唐以后，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广州，这条被称之为“京广大水道”的流通路线成为全国漕运和南北货物对流的运输线。从明代海禁，到清朝乾隆二十二年实行广州一口通商，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大庾岭商道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成为南北贸易的重要干线。“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②处于南北贸易重要干线上的江西，以其“屏蔽吴越，控制荆楚，南腧庾岭，又可提挈粤东”③的优越地理位置，成为连接湖北、湖南、福建、浙江、安徽、广东的襟要之区，是中原王朝与南方数省联系的枢纽。自然地担负起闽、苏、浙、皖、湘、粤等省物货交流的中介作用，相应地带动了江西以赣江为主体的过境贸易的繁荣，并由此形成了若干条重要的商路。
其一是广东—大庾岭—赣州—樟树—吴城—汉口：这条商道在鸦片战争以前曾是国内长距离贸易的黄金商道，也是江西省际贸易的主要渠道。大庾岭是连接这条商路主要陆上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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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档案：乾隆十四年五月十九日唐绥祖折。
② 李鼎：《李长卿集》卷一九《借箸篇》。
③ 同治《铅山县志》卷一八《人物·善举》。
“许多省份的大量商货抵达这里，越山南运；同样地，也从另一侧越过山岭，运往相反的方向。运进广东的外国货物，也经同一条道路输入内地”①。同治《南安府志》亦记载：“与夫诸夷朝贡，皆取道于斯，则斯路之所系匪小。”②赣州、樟树、吴城三地构成江西货流的主要出入口和集散中心。吴城又是赣江人鄱阳湖的咽喉，赣江流域各种农副产品及由大庾岭商路输入的洋广杂货北出长江，转销江、汉、皖、豫诸省均要经过吴城转口换大船出江，素有“装不完的吴城，卸不完的汉口”之盛誉。
其二是广东—大庾岭—赣江—信江—河口镇—衢江—富春江—杭州、宁波：这条商路在江西境内是以信江为沟通纽带，以河口镇为主要集散码头，沟通闽、浙与广州联系的重要水陆运线。该商道在五口通商以前，极为发达，江浙一带的丝棉产品、福建的茶叶均由该条商道进入江西，或于江西内地行销，或溯赣江而上入赣关转大庾岭商道而下广州出口。而河口作为该条商路的主要集散码头，“货聚八闽、川、广；语杂两浙、淮、扬”③。其商业十分繁荣，所谓“舟车驰百货，茶楮走群商”④。由于这些省份通过江西水路的过境物资的运输量占有很大的比重，明清时期通过信江、赣江两条运道航运为生的省内外挑夫、客店、小贩再加船民，“以此为生者，不下数千万人”⑤。
其三是赣州—贡水—瑞金—汀州—汀江、韩江—漳州、潮汕。这条商道是赣南地区连接潮汕、厦漳泉地区的重要商道，也是由赣关商品流通派生出的一条商道，汀州是主要的中继集散地。据史料记载：这条商路外运的货物有稻米、大豆、烟叶、夏布、药材、瓷器等，运人的货物有来自福建的纸品、果品、最主要的是来自闽、粤的盐。汀州“山多田少，产谷不敷民食，江右人肩挑背负以米易盐，汀民赖以接济”⑥。与这条商道相伴的线路是赣州—贡水—会昌—筠门岭—嘉应—潮州，其交易物资与上一条商路基本相同，主要体现的是米、盐交易，会昌县南部的筠门岭是集散码头。
由此还派生出两条比较重要的商路。其中一条鄱阳湖—鄱阳—昌江—浮梁—徽州(祁门、至德、休宁、黟县)，这条商道是徽州地区两条重要出入商道之一。徽州“农者十三，……即丰年谷不能三之一。大抵东人负祁水人鄱，民以茗、漆、纸、木行江西，仰其米自给”⑦。大体说明江西与皖南徽州地区的贸易情况；另一条则是樟树—赣江—袁江—萍乡—醴陵—株洲—湘江。这条商道是湘赣贸易的主要通道，其间主要靠袁江和湘江相连，萍乡是重要的集散地，相互贸易中原材料是这条商道的特征，输入远高于输出。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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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利玛窦：《利玛窦札记》。
② 同治《南安府志》卷二《疆域》。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开放连原有广州在内的厦门、上海、宁波和福州等五个口岸对外通商。从一口通商，到五口开放，这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变化，在本质上促使中国传统的贸易商路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自此十余年间，中外贸易格局发生一个明显的变化，即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很快由广州转向上海。中国传统的由“京广大水道”构成的南北纵向贸易路线开始转向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为主体的东西横向路线。
与此相适应的是，江西的过境贸易亦开始逐渐衰落。以前江浙皖等省进出口货物多经赣江走大庾岭赴粤，“由南昌至广州计程二千余里，中隔大庾县之梅岭极其高峻，山路陡险”②。但至上海开埠，原先南下走大庾岭的商货纷纷改道经赣江趋九江转上海。“洋货广货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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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乾隆《赣州府志》卷一六《濂溪书院赋》。
② 《江西巡抚钱宝琮奏》，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1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