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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统计处
这个我研究得比较深，文章写得比较多。

多年以前也曾作过探讨！

谢版主关注！

（转贴）

刘汝骥与《陶甓公牍》
　　1997年12月由黄山书社影印出版的《官箴书集成》第10册中，收有《陶甓公牍》12卷。该书系宣统辛亥（即宣统三年，1911年）夏由安徽印刷局校印，作者为“新安守静海刘汝骥”，“新安守”即徽州知府。关于“静海刘汝骥”的生平，周骏富辑录的《清代传记丛刊》中，仅见有一处简略的小传：
　　刘汝骥，字仲良，号李青，直隶静海人，散馆，授编修，官至安徽徽州府知府。
　　“直隶静海”即今天津市静海县。在《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光绪朝》中，对于他的仕宦生平，则有较为详尽的记载：
　　刘汝骥，现年四十岁，系直隶静海县人。光绪己丑恩科举人，乙未科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四年散馆，授职编修。二十九年充国史馆协修，编书处协修。是年考取御史，奉旨记名。三十年补江西道监察御史，署江南道监察御史。三十一年十二月，截取知府。三十二年二月，由吏部带领引见，奉旨照例用。四月，转掌江西道监察御史，署山东道监察御史。七月，署河南道监察御史。十月，署湖广道监察御史。十二月，掌辽沈道监察御史。三十三年正月初七日，奉旨补授安徽徽州府知府。
　　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刘汝骥为科举出身，有着长期的从政经验，此其一；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出任徽州知府时，刘汝骥正是年富力强的壮年时代。这使得他能有充沛的精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此其二。另外，《陶甓公牍》之命名，似乎也相当耐人寻味。“甓”即砖。《晋书·陶侃传》曰：“侃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陶侃是东晋广州刺史，以勤慎吏职而名垂青史。刘汝骥以“陶甓公牍”命名，想来即与此一典故有关。倘若此种推测不误，则颇可反映刘汝骥出仕为官的志向。
　　刘汝骥在徽州以“循良”的形象出现，致力于教化民众的诸多工作。譬如，中国传统社会极为流行的缠足，至清末在全国的不少地区都已受到了冲击。但在徽州，此种陋俗仍然相当盛行。不缠足的女子，往往被周围的人看成是下等贱户，故而一般人家的女童往往都是裹成三寸金莲。尽管知府手撰告示，并饬令乡绅学界随时演说宣传，但受到感悟的人家，却不过十之二三。 为此，刘汝骥又专门颁布《劝禁缠足示》，指出：自己赴任徽州以来，沿途考察，“闻祁（门）、黟（县）之俗，同巷相从夜绩，一月得四十五日，此风至今未改。歙、休之俗，居乡者数月不见鱼肉，其荆布裙钗，提瓮而汲、烧笋而饷者比比也，未尝不叹其风俗之美、田家之苦。独缠足一事，尚狃于积习，而不悟其非，甚至三五岁垂髫稚女，无不足曲拳而行跛倚者，本府恻然悯之”。 有鉴于此，他现身说法，叙说自己3个女儿均未缠足。其中，长女任四川女学堂总教习，组织怀新学社，成就人才无数，以此证明解除缠足之益处。 又如，刘汝骥看到：江南风气素有佞神媚佛之风，“或舁一木偶出巡，名曰赛会；或悬一画容供养，名曰建醮。遇有丧祭周诞等事，则穷奢极欲，虽破产亦所不恤。掷脂膏于虚牝，乞冥福于刍灵，耗财废事，莫此为甚”。此种风气，徽州也不例外。而且，不仅是在民间，连官府也概莫能外。每年清明、七月十五和十月初一，俗称三元会。其中的中元会，一向在府署宜门外，招集僧道多人设坛诵经。刘汝骥到任后，便发布了《破除迷信示》，宣布废止此种陋例。 他还在《禁演淫戏示》中开列戏目，传谕当地各戏班不准再行上演“淫戏”。
　　刘汝骥出任徽州知府的年代，正是清朝政府推行“光宣新政”的时期。光宣新政的主要内容是振兴商务，奖励实业，推行地方自治。 从《陶甓公牍》卷首所列《丙午召见恭记》和《丁未召见恭记》中可以看出，刘汝骥似乎颇受慈禧太后的信任，他与后者曾多次论及中外形势、新政和立宪的诸多问题，并于出任徽州知府之后，就在当地认真推行新政的诸多措施。
　　相对于全国来说，徽州是当时全国推行新政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 1909年，宪政编查馆奏准将编订商法作为当年的筹备事宜，派法律馆纂修朱汝珍调查各省商事习惯。而徽州府也同样进行过类似的调查，其成果对于今天研究徽州的民俗文化和社会变迁，弥足珍贵。
　　刘汝骥在徽州的调查，其具体做法是先设立统计处，委派一府六县内“学识兼优，热心公益”的士绅组织成“统计学会”，分任调查。让他们将各种法制事项分民情、风俗和绅士办事习惯等类撰说，并经刘汝骥本人汇核编订。 刘汝骥对于此次调查极为重视，《陶甓公牍》中留有他与各县乡绅的诸多往返信函，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从政态度。如他在《复婺（源）绅李冬华》一信中指出：
　　法制一科，请即先将民情风俗、绅士、办事三习惯，逐条撰说寄府，以便编纂，愈确切愈好。披阅各县报告，多有敷衍缴卷者，此非实事求是意也！
　　由于各县的调查出自众手，彼此的认真程度不同，故而史料的详略及其价值也颇有差异。其中，以绩溪县的调查最为详尽。对此，刘汝骥在《绩溪县职贡生曹作朋禀批》中就曾指出：徽州各县统计处的成立，以绩溪县为最早，调查报告也以该县乡绅最先提出。刘汝骥在察阅法制三册（附风俗表一册）后发现，绩溪县的调查报告“详明精覈，切实不浮”，统计表也大致不差。只有农田表似乎是根据官册照抄，“稍欠精核”。他认为，由此可见绩溪乡绅“办事实心，确有见地，迥非率尔操觚、敷衍塞责者所能望其肩背”。 相形之下，黟县的调查所提供之资料最为简略，而且，多有抄自前代方志者， 这大概便是刘汝骥所谓的“敷衍塞责者”吧。不过，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是徽州府的此次调查，主要是通过当地士绅，采用社会调查的方式，调查有着固定的格式，形成的报告内容也就颇为详赡、可靠。笔者以为，这是所有言及徽州一府六县民俗中最为详尽的一种文献，因此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光宣新政”举办地方自治，对各地民事、商事习惯的调查，目的是为了找到改革或改良的切入点。 而作为宗族社会的徽州，似乎为此种契合提供了良好的标本。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祁门知县夏曾佑曾提及当时的一种说法：“祁门者以族制为俗者也，是故为治易，为不治亦易。” 所谓为“治易”，是指宗族社会本身即具有地方自治的某种特征。无独有偶，《陶甓公牍》卷十二亦曾指出：祁门一带聚族而居，恪守朱子家礼遗规，注重宗族制度，“遗书祭器，灿然备陈”。大凡婚姻丧祭，都分别各类子目，著录于祠规之中。其他的如客民种植山场，也都议立规约；商民赁租店产，则恪守规条，“似有自治之规则焉”。 因此，刘汝骥在《黟县胡令汝霖禀批》中，也流露出利用徽州现有的宗族社会推行地方自治的念头。他指出：
　　呜呼！宗法之不讲也久矣。自井田既废以来，其无常业无常居者，举目皆是，或至比邻不相识。独我徽之民聚族而居，家有祠，宗有谱，其乡社名目，多沿袭晋唐宋之旧称，此海内所独也，今稍稍陵夷矣。强宗豪族，或时有结党纠讼之事，然不数见也。乾隆中叶，江西巡抚辅德致有毁祠追谱之疏，此可谓因噎而废食。就徽言徽，因势而利导之，此其时也。由一族而推广之各族，公举贵且贤者以为族正，由地方官照会札付以责成之，户口以告，田谷以告，学童及学龄而不入学者以告，好讼好赌及非理之行为以告，一切争讼械斗之事，固可消弭于无形。即保甲、社仓、团练各善政，皆可由此逐渐施行。地方自治，此其初哉！
　　为了更好地了解徽州社会，刘汝骥曾到徽州民间察访， 做过一些调查。其成果对于我们了解晚清徽州宗族社会下的民众生活和民俗文化，提供了第一手的绝佳史料。

目前我收藏的山西宣统元年10月的实单,大约是最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