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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肖万里
    肖先生， 我在网上看到台湾东雅拍卖公司有张鼓岭1911年蟠龙封在拍卖， 起标是180000 台 ...
williamzhang 发表于 2020-5-2 03:35

   有同样的疑问：在东雅看到这张封后，我查了一下闰月分布，同时符合鼓岭拱形戳使用年份和月份（夏季）的，应该有1903年闰五月和1911年闰六月，至于是不是可称极罕，因为没找到当时信件数量资料，不太好量化，也许从只有不到两个月的使用时间来估计，数量不会太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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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3561# williamzhang


   好封啊，和东雅那件邮戳邮路邮资基本都一样，更多了美国的落戳，邮路信息更完整了。稍微搜索了下两件封上的信息，东雅那件比较明确，信封上标明了寄信人是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士，您这件上面的J.W.Hawley我在一本1910年出版的名录中美以美会传教士名录部分找到了，只是书上注明的地点是福建永安，封上是福建永春州，猜测是同一人吧。这样的话，这两件都是传教士封，又是一个相同点，这样的巧合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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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3563# williamzhang


   同样是谷歌，可能大家用的关键词差异吧。谷歌图书搜索结果中《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Sian, Netherlands India, Borneo, the Philippines, &c:》（Hong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910）P1069有如下记载：Rev. J.W.Hawley and wife       Yungan,VIA Foo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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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之乐在于故事，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藏品在光阴流转中见证世事变幻，有心人从中窥见历史之一斑而得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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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3565# williamzhang


   理论上说确实如此，但是这么宏观的问题怕是很难有相关研究了。记得前辈邮学家文章中曾写过，当时国人总体来说并没有集邮意识，有条件的收藏者更重视信笺的价值，很多信封都随便处置了，底层百姓就更不会去收藏，明信片则大多都是外国人才使用。而清民以来社会持续动荡，人民颠沛流离，除了随身携带的财物，很多有价值的文物都丢失和损毁，封片属于纸质，保存尤其不易。个人认为这些分析很有道理，起码说明进口封在国内要留存下来，条件实在比国外要严苛得多。出口封方面来说，由于所寄之对象大多是发达国家及其殖民地较有社会地位的政、商、教会人士，其保存史料和集邮的意识较强，相关研究者也比较多，这些物品留存下来的机会无疑要大很多。所以仅从数量多寡来看，进口封的收藏难度想必是更大一些。   写到这里，忽然想到，同样以宏观视角来看，可能中日间书信来往的保存方面会更好一些，一则因为日本在华时间较长且人数多，二则中国上流社会与日本接触较为密切，三则双方文化上有相通之处，很多书信都用汉语并以毛笔书写，收藏方面更受国人重视。而欧美方面，教会人士的封片之所以较多，因为这些传教者虽也办学行医等，但最终还是以传教布道为其事业，很注意相关史料的搜集保存，因此也更便于后人鉴别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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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寻梦之旅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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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老师，我最近收到一件民国时期武昌教会总医院封，觉得亲切。您知道这家医院的前世今生吗？。
爱邮高 发表于 2020-5-6 22:04

   据百度搜索，《中国早期医院的建筑风格形式_1835——1928》将之译为武昌同仁医院，据此继续推论，应该就是现在的武汉第三医院，因为其百科介绍中写道：“武汉市第三医院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黄鹤楼脚下，东接辛亥红楼，南临武昌首义园，西连繁华的解放路。1875年由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创办取名为“同仁医院”，1951年由武汉市卫生局接管，1958年改称武汉市第三医院。”医院旧貌于该贴中有较详细呈现：https://www.douban.com/note/346136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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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3584# 肖万里


   我是直接根据信封上的英文搜索的，因为这类特定名词，根据英语单词意思直译往往都是不对的，所以才需要引用学术专著中的转译名词，这个武昌同仁医院的翻译结果搜索结果里出现了多处，我是感觉学术论文都这么用了，应该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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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百度搜索，《中国早期医院的建筑风格形式_1835——1928》将之译为武昌同仁医院，据此继续推论， ...
bluesky8888 发表于 2020-5-7 09:23

   中午抽空继续上谷歌搜索，一本名为《The Living Church》的书中提到了信封上这位louise reiley是该医院的一名护士，日本占领后根据交换协议返回美国，有兴趣可以用英文直接在谷歌上搜索看看，甚至还有民国时期美国坎特伯雷当地对该医院的援建计划和一些细节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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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3586# 肖万里


            还是这张图上说得清楚，就是同一个医院在不同时期的名字，抱歉图没法更清晰了，这是从学术论文里截下来的，大图得付费。另外我前述书中提到这位护士时说她可能在汉口居住了一段时间，按该表应该是去汉口住院部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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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3590# 肖万里


   该表出自《武汉教会医院的源流、演进与社会动因研究(1864-1953年) 》，所引资料在表下方只有简单标注，由于没有看到原始资料，不好说是原始资料有误还是引述错误。只能说该表关于圣公会医院的部分，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有多个圣公会建立医院的不同名称出现，因为在该论文中有一段专门写武昌圣公会医院沿革历史的内容，提到了其随文华书院搬迁一事，称其类似校办医院，并说该院1911年改称武昌同仁医院。但该段内容没有引述出处，所以暂时无法继续考证其说法来源。假定这段内容无误的话，则美国圣公会在武昌建立的医院，无论是圣彼得医院、圣公会医院还是同仁医院，说的都是这所医院。另外据我之前找到的美国坎特伯雷关于该医院资料中有一张老照片在将The Church General Hospital,Wuchang翻译为武昌同仁医院的论文《中国早期医院的建筑风格形式_1835——1928》中也出现了，说明两文说的是同一个医院，也算一旁证吧。写到这里不免感慨，西方教会在这方面确实工作很细致，传教人士巨细靡遗都有资料留存，虽然历经百余年，从一张封片上的人名地名还能考证出许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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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3593# 爱邮高


   “老师”不敢当，后学末进，肖兄是我老师！我是谷歌图书上找到的，图书信息如下：The Living Church, 第 105 卷，Morehouse-Gorham Company, 1942。书中第7页有这么一段话：“……Return of the following is under the exchange terms arranged with the Janpanese Goverment:……Louise Reiley of Cleveland,Ohia,a nurse at the Church General Hospital,Wuchang,and for some time past at Hankow.”该医院和该人的相关内容在谷歌搜索结果中还能找到不少。坎特伯雷的资料在这里：http://anglicanhistory.org/usa/misc/advance1932/，里面给医院建职工宿舍列了5000美金预算，比较了中美医院差异，还有病房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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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3596# williamzhang


   谢谢指点！搜索史料确实是我研究的乐趣，哪怕不是自己平时关注的范围，能循着线索找到些历史的痕迹也是有趣的事，可惜人在国内，很多资料要在网上搜索到是有难度的。美国大学图书馆的资料确实很丰富，至今我查大清邮政公署备用舆图还都要上哈佛图书馆网站，因为下载的图片分辨率不够，放大后很难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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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3599# williamzhang


   这个是福州柴井基督医院的资料http://www.fzcuo.com/index.php?doc-view-2931.html，该院即现在的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福州市第一医院。附该院官方简介：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福州市第一医院前身系1898年英国圣公会创办的福州柴井基督医院，是一所具有百年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公立医院，是福州市属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同时被省政府命名为福建省福州红十字医院。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医院在医疗技术、设备、服务、环境、人才培养、医院管理及医院文化建设等方面均取得跨越式的发展，2011年，被卫生部评定为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单位、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爱婴医院等多项荣誉。这个是医院自己做的历史沿革介绍，里面有很多老照片：https://mp.weixin.qq.com/s?subscene=23&__biz=MzAwMDUwNjQwOQ==&mid=2650012235&idx=1&sn=40f5a9c4a528c61b1839bc16943f6dc7&chksm=82e0b50db5973c1b9ae8340b4b1fe98f40efa23f61bcc2cf55b9e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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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3599# williamzhang


   至于Christ’s Hospital，在一篇叫《MISSION IN CHINA——A History of theChurch Mission Society》（by P. K. Tang）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内容：CMS Hospital, Fuzhou also opened in 1901 with first service for women but later expanded into different services for men, lepers, tubercular sanatorium and maternity and up till 1940 it continued to train nurses in spite of difficult war conditions. Fuzhou hospital also had its branch hospital in Lienkong (founded in 1910) and a dispensary in Doshun. Later in 1943, Fuzhou hospital was put under the union scheme for 'Christ’s Hospital'. 另外查到一段不知名的记录中也有“Foochow: Christ's Hospital.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的写法，大致可以判断即柴井基督医院，但可能在特定历史时期有过合并及改换过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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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肖万里
寻梦鼓岭（五十五）
（一枚值得我珍藏的“我爱鼓岭”美国邮票）

每年的圣诞节来临前，我 ...
williamzhang 发表于 2020-5-13 22:51

   穆老师是否照片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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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3626# weng


   您百度查到关于陈志川的说法，我在《刘肇宁集邮文选》中看到过，刘先生在1993、1994年两度撰文，明确指出1942年4月1日上海出版的《国粹邮刊》第二期第三版《国邮古票不见经传之新变体》一文为最早报道绿衣红娘者。该文中写道：“此票最初由陈志川君以重值购自一西人集邮家。”此文作者笔名“惜邮馆主”，据刘肇宁先生推论，应该就是陈志川，因为最早发现并购入绿衣红娘的是陈志川，其同时又是《国粹邮刊》主编。宋慧泉是从陈志川手中得到绿衣红娘的，其中还有邵洵美去晚一步的故事，因此宋不可能是第一个。当然，根据刘肇宁先生该文，最早拥有绿衣红娘者，应当可以推定是外国人无疑。   另据赖茂功先生《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所载，中国境内最早出现的集邮团体，为1912年成立之上海邮票会（Shanghai Philatelic Society）。如该文无误，则您所说19世纪末之上海外国人集邮俱乐部应该是不存在的。查找上海邮票会会长相关资料，亦未见您所说的丹麦人。关于上海邮票会会长资料，可参考金问涛《上海邮票会历任会长考略》（这个百度可以查到）。当然，个人认为也许当时在华外国人依托此前在外国已成立的其他集邮团体名义活动也未可知，但这个需要考证世界集邮史了。此人如真的担任会长，不论是哪个团体，一定是当时世界著名集邮家无疑，然后再结合有无来华经历判断。按这个思路，我查阅了《Roll of Distinguished Philatelists》（卓越集邮家名册），其中并无Hansen，丹麦集邮家仅见J. Schmidt-Andersen一人，该人被称为 "the Father of Danish philately"（Gibbons Stamp Monthly语），生年不详，卒于1976年，但从卒年推测其担任会长时间不太可能早于1912年，也没有关于他是否曾来华的记载。至此所有线索中断，由于缺少方向，我没有进一步查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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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3628# weng


   The International Stamp Directory这本书帮了大忙，这些线索国内确有人已做了一定程度之研究，详见徐金德《早期在沪外籍集邮者新例证》（百度可查），该文记载：“名址录”上的H. P. Hansen，可能出现排印错误，所见早期史书内汉森的姓名均为H. P. Hanssen。1875年和1876年2册《行名录》刊载，汉森与艾尔弗雷德·登特（Alfred Dent）合伙经营新宝顺洋行（Dent, Alfred & Co.）（图6）。查1856年《上海年鉴》，汉森已经是宝顺洋行（英文Dent, Beale & Co.）职员（图7）。后来他与宝顺洋行登特家族的其他人员另起炉灶，字号称“新宝顺”以示区别。他在1871年5月当选为工部局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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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3631# weng


   零零碎碎找到一些关于H.P.Hanssen的资料，最主要的难点一是不懂丹麦语，二是还有一位稍晚出生的政治家名字缩写也是H.P.Hanssen，导致查找起来非常困难：
  1、谷歌图书《The Chronicle & Directory for China, Japan, and the Philipines，for the year 1876》一书59页广告显示，The Union Insurance Society of Canton有个Shanghai Branch， H.P.Hanssen是其委员会成员，代表Dent & Co。
  2、另查到一段关于葡萄牙领事馆的资料：In 1862, Henry W. Dent had been appointed as Portuguese Consul at Shanghai then raised to Portuguese Consul-General for China and Japan in 1866. H. P. Hanssen was Vice-Consul, L. A. Tavares was the Chancellor and F.L. Monteiro was Constable.
  3、《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书中Denmark in China 1839–65: A pawn in a British game部分有如下记载：H. P. Hanssen, a South Jutlander from Nerremelle, carved out a unique career for himself. He arrived in China in 1852 and three years later joined the great English merchant house of Dent & Co. He had worked his way up to become a partner in the firm by 1864, but a concatenation of unfortunate circumstances brought about its fall in 1867. In 1869 he was a joint founder of Alfred Dent & Co., remaining a partner until he left China in 1876 to settle in London." 并注释如下：This is based on Chinese Repository 1844-48; The Anglo-Chinese Calendar 1844, 1845, 1847, 1848, 1854, 1855; The Overland Register and Price Current 1846--60; China Overland Trade Report 1860-61; Erhvervsarkivet, Arhus, H. P. Hansens Erindringer. These were written in the 1880s and 1890s and partially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Erindringer fra Kina-kysten i 1850-erne', Erhueroshistorisk Arbog, V, 1953, pp. 2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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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3634# weng


   我感觉也是，这位应该没有在中国待到19世纪末，而是于1876年去了伦敦，这么说来，他也应该没机会收集中国邮票了，不太像是您说的那位集邮家。丹麦皇家图书馆有官网，应该资料会比较多。不过这个我玩不转了，就算用英语注册了，里面丹麦语的资料我也读不了。另外，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这套书是按年编的，里面有所有当时在华的洋行和洋人名录，按理如果您知道人名或所在洋行，基本可以在这书里找到。只是这书只有部分年份是网上能够查到具体内容的，比如1899年的在密歇根大学图书馆有，而部分年份如1897年在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仅供搜索关键字而看不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