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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名家-邵洵美

本帖最后由 集邮集邮 于 2009-10-30 19:35 编辑

邵洵美    Shao Xunmei
(Sinmay Shao
19061968)  中国作家,出版家,集邮家。笔名郭明、荀枚、初盦等。浙江余姚人,生于上海。留学英国剑桥大学。


     合作开办新月书店,主编《论语》等杂志。抗日战争期间,除秘密宣传抗日言论外,以弘扬国粹的情怀投身集邮。在集邮实践中,学藏并重,主要收集、研究中国早期邮票,努力搜求未见著录并有研究价值之物,集得孙中山主持设计的飞机图样票、红印花小2分绿色加盖票等珍品,创用绿衣红娘的昵称,在大龙邮票、万寿加盖邮票、蟠龙邮票的版式研究中都有创见。为促进中外集邮家的学术交流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曾由新光邮票会聘为顾问。著有《民国试制票中之珍品》、《清红贰分修饰新变体》、《总理侧面像试制票之发现》、《如何集邮》等邮文。为向各界宣传集邮,19433月起逐日撰写《中国邮票讲话》,于《新申报》连载60天,在当时产生较大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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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画报》、《时代漫画》和《万象》对中国漫画的发展起很大的作用,漫画的发展也影响到绘画的发展。如果没有洵美,没有时代图书公司,中国的漫画不会像现在这样发展。
                                                                        —黄苗子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里,邵洵美(1906—1968)比大部分作家都不为人知,因为他最不符合有社会良知的“五四”作家之典型。作为诗人、散文家、翻译家、出版家以及招摇的文学纨绔子,邵洵美酷肖他的朋友徐志摩;徐志摩是新月社的重要诗人,而且他的死后声名也一样盖过了邵洵美。
                                                                       — 李欧梵

    我觉得洵美一个人有三个人格,一是诗人,二是大少爷,三是出版家。他一身在这三个人格当中穿梭往来,盘回往复,非常忙碌,又有矛盾,又有调和,因之,他这个人实在是很难以捉牢的,也就是很难以抒写的。
                                                                       — 章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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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邵洵美一些轶闻趣事:
l 邵洵美原名云龙,祖父邵友濂曾任上海道台(相当于现在的市长),外祖父是赫赫有名的盛宣怀,嗣外祖父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
l 邵洵美迎娶盛宣怀的孙女、即自己的表姐盛佩玉为妻。《诗》云:“佩玉锵锵,洵美且都。”故改名“洵美”。
l 邵洵美对金钱一向淡漠,家里有多少房产、地契、当铺,自己也说不清。邵氏不仅多金,而且多情,他与美国女作家项美丽的“异国情缘”,在上海滩轰动一时。
l 邵洵美丰姿俊美,仪容不俗,与徐志摩同是当时有名的“美男子”,被称为“玉树临风,人称双璧”。
l 邵洵美生就一副热心肠,有求必应:徐悲鸿夫妻失和,邵家成了庇护所;丁玲生活困顿,邵洵美出钱资助;英国作家萧伯纳到上海,也是邵洵美掏钱请客。
l 出于对文学的热爱,他出诗集、编杂志、开书店、办出版,全然不计成本,即使为此亏损累累,他却依然乐此不疲。他当年从德国进口的影写版印刷机,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
l 邵洵美还是英译本《论持久战》的秘密发行人。
l 1956年,邵洵美曾以“外国特务”的罪名被捕入狱。在狱中拜托贾植芳替他澄清两件事:1933年萧伯纳访问上海,邵洵美掏钱请客,但当时上海大小报纸中都没他的名字。还有一件是他的文章确实是自己写的,而不是像鲁迅先生所说是花钱雇人代写的。
l 邵洵美晚年疾病缠身,生活困苦,靠翻译为生。奢华的生活已是明日黄花。老友施蛰存回忆道:“洵美是硬汉,经济困难,没有使他气短!他最后一年,确是很穷,但没有损害他华贵的公子气度。”

二、邵洵美的作品
诗集
《天堂与五月》 上海光华书局 1927年
《花一般的罪恶》金屋书店 1928年初版。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 1992年
《一朵朵玫瑰》金屋书店 民国十七年三月(1928年3月)
《火与肉》金屋书店 民国十七年三月三日[1928.3.3]
《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金屋书店 民国十五年(1929年5月15日)
《诗二十五首》 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6年4月初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影印  
邵洵美译著:
《玛丽巴顿》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年
《拜伦政治讽刺诗选》 (英)拜伦(G.G.Byron)著 邱从乙,邵洵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年
《麦布女王》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年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
《家庭与世界》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年
《论幽默》 邵洵美选 上海 时代书局 民国38年[1949]印行

三、相关的文章与著作等:
1. 1981 年 7 月,《西湖》上登载了费在山的访谈文章《盛佩玉谈邵洵美》,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2. 1982 年, 南京《文教资料简报》刊载了邵洵美的研究资料专集, 收有盛佩玉、章克标的回忆文章以及邵洵美的《〈诗二十五首〉自序》等重要文论。  
3. 1985 年, 浙江《湖州师专学报》第 2 期也刊发了一组邵洵美研究资料及文章 , 收有盛佩玉、林达祖、云汀等的回忆文章、邵绡红的《〈新诗历程〉简介》以及李广德的研究文章《邵洵美的诗和诗论》。
4. 此外 , 邵洵美的情人项美丽的《潘先生》、《中国与我》等著作 , 也提供了不少资料。
5. 解志熙在《美的偏至》一书中认为, 邵洵美是唯美—颓废派的代表人物, 邵洵美认同的是唯美、唯我、唯感官之乐的三位一体的立场,“吸收了波德莱尔将丑恶艺术化的风度,去对象征观中的超验情绪不感兴趣; 他赞美凡尔仑欣然面对邪恶的率直和亲切,却不相信凡尔仑会由耽迷邪恶而皈依宗教;他特别推崇注重感官享乐的王尔德,G·摩尔及《黄面志》作家群, 却很少提及注重精神情趣之丰富的沃尔特·佩特。”因此, 他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没有任何精神情趣可言,只有赤裸裸的感官欲望和生命本能的宣泄,甚至鼓励人们在颓废的人间苦中及时行乐。
6、 1999 年李欧梵的英文著作《上海摩登》也花费了相当的篇幅来讨论邵洵美其人其诗, 第七章为“颓加荡与美男子”。 李欧梵特别强调邵洵美有着英、美、法等国文学的广泛的知识背景 , 对英国颓废主义有系统的了解 , 但比较偏爱乔治·摩尔的享乐主义。他认同戈蒂耶现世的放纵怪诞、恃才傲物的反抗姿态 , 在当时中国的文化背景下 , 这也是颇为前卫和先锋的姿态。李欧梵还提到邵洵美对现代中国文化的贡献 : 他为出版事业倾尽财力, 出版了高水平的文学刊物《金屋月刊》《论语》等, 而且他十分重视书刊的装帧设计 , 具有很高的艺术设计水平 。 他还具有敏感的当代意识 , 出版了《时代》等几份流行杂志 , 团结了一些有天分的艺术家。“他幸运地具备了能量、金钱、文学天才、时间诸方面的机缘 , 使他得以为自己的梦想而不懈地努力。”

四、目前关于邵洵美的书有三本:
l 《海上才子——邵洵美传》,林淇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l 《盛佩玉的回忆——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盛佩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初版。
l 《项美丽在上海》,王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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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植芳先生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捕入狱,而邵洵美先生在1958年时也因所谓历史问题被关押,他们不幸也有幸在短时间内成为同一间牢房的狱友。  

虽然听力明显不行,且操着一口难以听懂的山西乡音,但现已91岁的贾先生性格爽朗,精神矍铄,记忆力更好得惊人,话锋里透着幽默和硬气。
  狱中遇老友  
1955年,我因胡风案被捕,关了大概5年之后,遇到了所谓的“自然灾害”。我由于长期吃不饱,所以得了浮肿,两条腿肿得又粗又亮,一直肿到了腹部。看守所(上海市第一看守所)把我送到提篮桥监狱,在“公安医院”治病,住了3天就好了,其实就是饿的。所谓“营养品”,就是豆腐干,三块带鱼,吃了就一切正常了。

  所以3天后,一位自称“病区负责人”的劳改犯就叫我下床劳动了,打扫卫生,照料重病犯的饮食起居。我对他提出抗议:“我已经快50岁了,病还没好利索,为什么不叫那些躺在床上休养的年轻犯人劳动呢?”他说:“他们是普通刑事犯,你是看守所来的政治犯,你怎么能和他们比?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原来我那时的身份地位还不如那些流氓阿飞。

  我在医院住了十几天后,又到了8号监——“休养监”,都是关的医院出来的人。我倒觉得这个地方蛮幸福,因为能吃饱。后来,我又被调回看守所。

  看守所例行“调房间”,我被调到二楼的一个牢房,门一开,我看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尽头坐着个老头。警察把门锁了,我走近一看,这个老人年纪很大,很虚弱,头发花白乱蓬蓬的。我刚坐下来,他就跑过来,小声问:“咱们不是在韩侍桁家一起吃过螃蟹吗?你还记得我吗?”我说是,然后示意他别说话,因为我知道刚才那个监察肯定还在门口暗中监视,如果看到犯人在说话,就会冲进来,把人调出去盘问:“你们谈了什么?”要是让他知道我们是朋友,那可就麻烦了。

  这个老人就是邵洵美了。我在解放前跟他没什么来往,第一次与他见面是1952年。当年,开国际文化服务社的韩侍桁(他是翻译家,也是批评家),想编一个“世界文学名著译丛”,收入罗玉君(他是法国留学生)翻译的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红与黑》原来是由国民党的南京正中书店出版的,解放后停印了。所以,韩侍桁就邀请罗玉君修订,在新雅酒店摆席,还请了一些其他朋友,有刘大杰、施蛰存、李青崖、余上沅,还有我们夫妇。席间,我第一次见到了邵洵美,他穿着不大整齐的旧棉袄,须发蓬乱,介绍以后就认识了。

  后来,我们夫妇又到韩侍桁家吃螃蟹、喝酒,邵洵美也来了。这就是邵洵美在监狱见到我时提起的“螃蟹宴”了。

  同监四个月

  没想到,我和邵洵美再次相见,居然是在看守所的牢房里。那天中午,我们吃了午饭,就是水、米饭加菜皮。邵洵美向门口吆喝:“报告”,跟警察说要写交待,要来了钢笔和墨水。他就拿出几张草纸来写,写什么呢,写首诗,叫《狱中遇甄兄有感》。我不是姓贾吗?《红楼梦》里有个贾宝玉,还有个甄宝玉,所以有了这个标题。诗中还有“有缘幸识韩荆州”的句子,他拿给我看,我点点头,表示看过了。我说这个东西啊得马上撕掉,要不到时警察来“抄靶子”抄出来,可不得了。

  后来,我们这个监房里又陆陆续续关进来不少人,慢慢人多起来了,有20多个,里面有老外——白俄、日本人,还有资本家。那个白俄原来是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编辑;那个日本人是日本浪人,据说敌伪时期在济南开过一个咖啡馆。于是,这个监房里通中文、英文、俄文、日文,好像“国际监狱”。

  每天吃完饭转圈“活动”一下的时候,大家可以讲讲话。邵洵美告诉我,他已经进来3年了,他是继续“肃反”时被抓的。说他以前与南京政府的文化特务张道藩和谢位鼎(谢位鼎是现代派诗人,后来做了国民党政府驻梵蒂冈的大使)是磕过头的拜把子兄弟。他们在一起照过相,说是有证据,就把他抓来了。

  当时正是“自然灾害”时期,我们都挣扎在饥饿线上。每天两餐稀饭(主要是汤水),一餐干饭(其实形同烂稀饭),根本吃不饱。所以大家都非常珍惜,铁盒子外面有几粒米粒,也是要赶紧舔干净的。大家一般都吃得很慢,吃到一半,就舍不得吃了,把饭盒包在自己的棉被里,留到肚皮叫的时候再吃。吃完后,还要用手指刮光饭盒里剩余的残汤米粒,才罢休。而邵洵美呢,几乎每顿都是一下子就吃光,刮光,然后不得不挺着挨饿。

  他有气喘病,年纪也比我大,他跟我说:“贾兄,你比我年轻,你还可能出去,我不行了,等不到出去了。”他郑重交代我,将来出来的话,有机会要为他写篇文章,帮他澄清两件事。第一,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来上海,是以中国笔会的名义邀请的。邵洵美是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秘书,萧伯纳不吃荤,吃素,他就在南京路上的“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花了46块银圆,是邵洵美自己出的钱。因为世界笔会只是个名义,并没有经费。但是后来,大小报纸报道,说萧伯纳来上海,吃饭的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林语堂……就是没有写他。他说,“你得帮我补写声明一下。”“还有一个事,就是鲁迅先生听信谣言,说我有钱,我的文章都不是我写的,像清朝花钱买官一样‘捐班’,是我雇人写的。我的文章虽然写得不好,但不是叫人代写的,是我自己写的。”他的嘱托,我记住了。

  我和邵洵美“同监”一共四个月,后来我被调走了,不料竟成了永诀。

  践约人茫茫

  到1966年4月,我被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说我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企图夺取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判12年,当时我已经坐牢坐了11年了。

  “文化大革命”,我被劳改,在印刷厂里做重劳动,是“专政对象”。和我一块劳改的外文系教授潘世兹,原先是右派,后来变成了反革命,他早年是圣约翰大学的校长。我问他:“潘先生,你是英国留学生,邵洵美也到过英国,你们认识?”他说:“我们熟,但是现在不敢来往了。”潘世兹告诉我邵洵美已经从“里面”出来了,但是生活很苦,与儿子媳妇一起住个小房,后来穷得没办法,把床也卖了,睡在地下。

  1980年,我平反了,邵洵美的儿子和媳妇来看我。他们说,“法院也没审判,父亲被关了几年,就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我们的生活很苦,父亲睡在地板上,身体又有病(气喘、肺病),就这么死了。”

  记着邵洵美在狱中叫我要帮他澄清两件事(现在已成遗愿了),1989年,我写了篇文章,登在《上海摊》杂志上,算是践约。

  邵洵美留学回国以后,写作、翻译、办出版社、编画报,又是“新月派”的重要人物。刚解放时,他在四川路办了个时代书局,“赶时髦”,出了些“托派”、第二国际的书,《人民日报》图书版发文批判,后来让公安局查封了。我后来一直说,邵洵美集诗人、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但中国解放以后出版的文学史里却没有他。

  上海书店出版社老板毕清,是我1948年在国民党监狱的难友。解放后出版社公私合营,政治标准第一,这些有问题的人,书都不能出版了。后来,80年代,我跟毕清说,你可以用“中国现代文学参考书”的名义,影印一本邵洵美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作为“内部发行”。刚印出来,他们出版部的部长来找我了,说,这书一出版,邵洵美的小老婆就来要稿费了,给了一百多块钱。

  邵洵美从前翻译过一本书,是英国唯美派作家乔治·莫尔写的《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他没有全部译完。我叫学生孙宜学把它全文译出来,2001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在出版后记里面讲到,我和邵洵美是朋友,我推荐他翻译这本书,为了纪念邵洵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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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邵洵美是一个寂寂无名的人。1990年代以后,有学者将他作为颓废主义文学代表人物进行讨论。解志熙认为他有过“唯美一颓废”主义文学方面的实践,并生活在“五四”运动落潮知识分子信仰崩溃的时期,便自然是一个“唯美一颓废”主义诗人。李欧梵则在“现代性”的谱系里解释他,认为他是生活在摩登上海的颓废诗人,但李因将西方现代性过于简单地移植到中国历史语境,而无法对邵洵美展开有效的讨论。这两种理解都掩盖了邵洵美或上海都市“现代性”问题的丰富面向。 本文尝试还原邵洵美与上海都市“现代性”的复杂面貌。找出邵洵美最为本质的生活方式乃是他围绕“出版”而形成的一系列文化实践。早年,他通过财力轻易展布“出版”平台,于是他的文化实践包括写作、编辑、出版,以及参加社会活动等。上海的都市文化空间为他的这些文化实践提供了舞台,他游走于都市里的“贵族区”、“沙龙”、“书店”等文化空间进行文化实践。通过对那些都市文化空间的考察,我们了解了1920年代至1930年代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形态。最终,这些文化实践帮助他确立在上海的主体地位,而上海的都市文化空间也赋予了邵洵美的文化实践独特的形式。而为了更好地理解邵洵美的文化实践与上海之间的关系,从而揭开邵洵美与上海更丰富的面向,我们还必须将其具体的文化实践内容放入都市文化空间中考察。通过对邵洵美早年《狮吼》复活号与《金屋月刊》时期的编辑工作、“唯美派”诗歌的创作、《时代画报》编辑理念的研究,我们发现了邵洵美的文艺思想以及文学感受与都市“现代性”与消费主义都有一定的关联,并纠正了某些文学史上对《狮吼》复活号、《金屋月刊》以及邵洵美本人的误解。而我们也顺着他在“杨树浦”的文化实践,看到了上海以及他自己的另一面,从而在殖民现代性的意义上发见了邵洵美与上海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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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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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旧居

建于1916年  西班牙式别墅

    位于淮海中路1754弄在解放前被称为霞飞路“外国弄堂”。这片黄色的西班牙式联体别墅,组合在一片茂密的樟树下,最大的特色是其屋顶上的瓦片不是西班牙式筒瓦,而是法国式菱形平板瓦片。小区内17号住着曾任台湾巡抚、上海道台邵友濂的孙子、浪漫派诗人邵洵美一家。9号楼住的是美国《纽约客》杂志驻中国记者项美丽小姐。由于住户多为外国人,夜晚微风中总是飘荡着钢琴声和小提琴声,充满了异国情调。

     “八.一三”抗战之后,邵洵美与项美丽出版了抗日月刊《自由谭》和英文月刊《公正评论》。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继而党组织决定将《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传播到国外去,担任此工作的杨刚女士就住进了项美丽家中。翻译过程中,项美丽和邵洵美都成为了最好的帮手。出版后,邵洵美与项美丽利用多种方式把《论持久战》塞进霞飞路外国人住宅的信箱里。这里也成了毛泽东《论持久战》英译本的诞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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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洵美与夏衍二三事
   
       1928年7月1日,我国二、三十年代著名诗人、作家、出版家邵洵美出资跟作家滕固、章克标等人(1925年在上海出版的文艺刊物《狮吼》半月刊原创办人)一起将已停刊的《狮吼》半月刊重新恢复起来。复刊后的《狮吼》半月刊称复活号,它由邵洵美创办的金屋书店出版发行。

    《狮吼》半月刊复活号第5期里有作家沈端先(夏衍)的一篇译文,叫《女人的天国》。这是他翻译的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北美印象记》中的一章。《北美印象记》后由金屋书店出版。出这本书还有一段小故事。有一天,一个朋友来找邵洵美,说他有个叫沈端先的好友刚从日本留学回来,厄困愁城,生活维艰,是否可以替他出这本书,接济一下。邵洵美二话不说,一口答应下来。隔日,沈端先持译作《北美印象记》往见邵洵美,邵热诚接待,接过译稿来,未等沈开口,立付大洋5百元。不多天,《女人的天国》一文就在第5期里先与读者见面了。同时,复活号所辟专栏《我们的话》里还对译作做了介绍,并预告读者此书即将由金屋书店出版问世,替它做了义务广告。随后,邵洵美还邀请沈端先担任《狮吼》半月刊复活号的撰稿人。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一文。《论持久战》英译的第一个单行本是由时在上海的女地下共产党员杨刚翻译的。杨刚于译毕后,即密商之于邵洵美,以印刷发行事郑重恳托。邵洵美慨然允诺,嗣花时两月,邵出了书本,共5百册(32开本),并完成了40多本的“暗销”任务,当了个义务推销员。当时,毛泽东还特地为外国读者亲笔写了一篇序言,也由杨刚译就。序言原稿写在黄色毛边纸公文笺上,就留在了邵洵美处。邵洵美保存序言原稿约11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得到消息说奉令奉劝奉请去台湾而迟留不行者要大抄家,因胡适、叶公超等国民党大员曾劝他去台而遭到他的谢绝,乃不得不在一个晚上将所有进步或稍涉进步的藏书付之火,序言原稿居群书之首,不得不让它第一个变成了灰。解放之初,夏衍登门拜访邵洵美。夏衍之来,一为取还序言原稿,二为访故旧。邵洵美据实相告,夏衍跌足长叹!惜乎憾哉,至今毛泽东选集就独缺此序。

    1950年春,邵洵美去了一次北京。半年后他回上海时是带了一个职位回来的,那是在夏衍力荐下,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聘请他担任了社外翻译一职。

    1952年春,某天,时任上海文化局长的夏衍打电话给邵洵美,请他即日来自己家里一叙。邵洵美欣然而去。夏衍将自己的一本邮集递给邵洵美请他鉴赏、指教(四十年代邵洵美成了一位集邮家)。夏衍又告诉说自己多数只去南京东路福利公司买邮票,并探询上海集邮界及买卖邮票等情况。邵洵美一一俱答之,还介绍了当年设在延安中路622号二楼的上海唯一的一个华人邮票会新光邮票会。当时邵洵美的一位侄儿名叫邵林(现为中国著名集邮家),常在新光活动。于是后来夏衍就在邵洵美的安排下,去了新光,跟邵林会过一次面。那天夏衍怕被人认出,就在邵林陪同下,观看了几件邮品的拍卖过程和问了一些邮票会和邮票的事后,即匆匆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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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集邮集邮 于 2009-10-30 21:44 编辑

邵洵美与鲁迅的关系,原本是很正常的。1933年2月间,英国大文豪萧伯纳来上海,中国笔会出面欢迎,就是邵洵美自个出钱,在功德林订了一桌素席,送到宋庆龄府上宴请萧氏,出席作陪的有蔡元培、鲁迅、林语堂诸人。宴会过后,又进行了一些活动,见鲁迅无车返回,又是洵美用自己的汽车送鲁迅回府。然而,半年之后,洵美发表了一篇小文章,鲁迅接连著文大加呵斥,说他是无耻的“富家儿”,“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就自以为是文学家了。

这场官司,好多人都写过,最详细的还要数朱正的专文《鲁迅与邵洵美》,载2006年《新文学史料》第一期。朱文中说,“这一回是邵洵美自己先拿出大富豪的口气,去奚落贫穷的文人,鲁迅看不过去了,才作文指明这一点。这完全是他自己招来的。”于此可知,朱先生并没有见过邵洵美的文章,只是根据鲁文中引用的部分文字推断,便下了这样的定谳。当年的鲁迅研究者们,绝没有想到邵洵美这样的人,也会有文集一册一册地出版,以为随便怎样说,都无法对证。比如朱正在这篇文章中就说:

现在来写“鲁迅与邵洵美”这个题目,有一个困难,就是鲁迅这一面的文章都收到他的全集里面,容易看到;而邵洵美写的诗文,现在却很不容易找到了。鲁迅攻击过的文人,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梁实秋、施蛰存等,他们的作品都留下来了,表明了他们的存在。而杨邨人、张若谷、邵洵美却没有能够留下多少痕迹。这真是无可如何的事。

“这真是无可如何的事”。朱先生的笔法,还真有点鲁迅的味儿。

按朱先生的理念,鲁迅批评林语堂等人的对与错,是可以商量的,批评邵洵美这样的人,绝不会有错,是钢板上钉了钢钉,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则认为,对错且不必管,先应当把事实弄个清楚。现在邵洵美的文集出版了,我们可以看到邵的这篇文章了。题为《文人无行》,收入随笔卷《不能说谎的职业》。看过之后,我可以肯定地说,邵氏此文的要义,绝不是“奚落贫穷的文人”,他的立论,要高得多。最为明显的,是奚落当时上海滩上的左倾文人,比如“(二)游学几年,一无所获,回国来仰仗亲戚故旧,编张报屁股,偶然写些似通非通的小品文。”说的是当时主持申报《自由谈》副刊的黎烈文。还有的话,竟可以说是挖苦鲁迅的,比如“(四)离开学校,没得饭吃,碰巧认识了一位拔尖人物,一方面正需要宣传,一方面则饿火中烧:两情脉脉,于是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办个刊物捧捧场”。鲁迅是《自由谈》的撰稿人,又是公开化了的左翼作家的首领,当然要挺身而出,狠狠地给以回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完全是他自己招来的”,朱先生这话是说对了。

放开了眼,从更大的背景上看,又不一样了。1930年春,鲁迅出席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正式成为左翼文化阵线的掌门人之后,便不停顿地向右翼文化阵线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攻击的主要对象,是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新月派文人。而此时,上海文坛的情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27年前后,像候鸟似的飞到上海的新月派文人,1930年前后不长的时间内,又一个一个地像候鸟似的飞走了。且举几个著名的,叶公超1929年秋离开暨南大学,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书;胡适1930年11月回到北平,任北大文学院长;梁实秋1930年秋去了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徐志摩1931年初去北京大学任教授。新月派是鲁迅的死对头,既然头面人物如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之流都远走高飞了,那么作为新月派小兄弟的邵洵美就水落石出,暴露在鲁迅枪弹的射程之内了。

可以说,邵洵美写不写《文人无行》这样的文章,都会撞在鲁迅的枪口上。这样理解鲁迅对邵洵美批评,或许更近乎事实。

鲁迅1936年秋去世,没有经历抗战。邵洵美是全程经历了抗战的,应当说,在这场全民族的圣战中,邵洵美有上佳的表现。先是出版宣传抗战的刊物《自由谭》,后来又在英文版的《直言评论》上刊发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译文并出版单行本。更为可贵的是,他的弟弟当了汉奸,拉他下水,他义正辞严的拒绝了。刻苦自励,艰难撑持,一直到抗战胜利。解放前夕,胡适曾劝他离开上海,他没有听从,叶公超甚至提出愿意帮助他将印刷厂整体搬迁到台湾,他婉拒了朋友的美意。他等待着,也盼望着,在新中国一展他的才华,继续从事他喜爱的出版事业。

上海解放后了。应当说,当时的执政者,对接收这个东方大都会,无论在政策上还是人事上,都有别于内地的城市。有留学经历的陈毅出任市长,或许有其时势的必然,而选派潘汉年出任分管文化的副市长,夏衍出任负有专责的文化局长,确实是周恩来事先的着意安排。可以说,在潘夏二位统战高手的操作下,只要没有大的罪恶,而有一技之长的党外人士,都得到了恰当的安排。

独有邵洵美是个例外。   不说邵氏先前无大过错,就以解放后的表现来说,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上海解放后,夏衍代表政府与邵洵美商谈,将他的影写版印刷机卖给国家,连同工人全部迁到北京,印制即将出版的《人民画报》。邵洵美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仅这一功劳,也应当给以安置。然而,邵洵美将家搬到北京,一年多的时间里,四处奔走,各方求告,还是未能如愿,只得又灰溜溜地回到上海。原因无他,只因为彼乃新月派的一分子,是鲁迅曾经痛斥过的“富家的赘婿”。当年在上海,邵洵美曾接济过夏衍,夏衍也确实有心成全邵氏,然而,面对如此局面,聪明过人的夏衍,竟一点办法也没有。直到1954年,看邵洵美实在是穷愁潦倒,生计无着,夏衍才出面关照北京有关出版社,邀请邵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每月可预支200元稿酬,相当于有了一份正式工资。

无妄之灾还在后头。

1958年10月,邵洵美以“帝特嫌疑”被捕,长期关押在提蓝桥监狱。早他几年,因胡风案件被捕入狱,也关的提篮桥的贾植芳先生,释放后,有文章记叙邵氏在狱中的情形。且看这样一节文字:

他患有哮喘病,总是一边说话,一边大声喘气,而他又生性好动,每逢用破布拖监狱的地板,他都自告奋勇地抢着去干。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弯腰躬背,四肢着地地拖地板。老犯人又戏称他为“老拖拉机”,更为监房生活增加了一些欢笑。(贾植芳《我的难友邵洵美》)  1962年4月,释放出狱。上海已无他的住房,妻子在外地女儿家住,他只好与儿子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仅有一张单人床,他只好睡在地板上。这样屈辱没活着,已是幸福的时光。一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厄运又降临在这个毫无防范能力的文化人身上。备受凌辱之后,他选择了死亡。1982年,上海市公安局发出平反决定书。又过了多少年,邵祖丞才给妹妹邵绡红说了父亲离世的真相。先是他的一个叫王科一的朋友开煤气自杀,此后“我见爸爸天天在服鸦片精。不知他是从哪儿取得的?可能因病情加重,咳喘难忍,加上不时泻肚,他想以此镇咳止泻?也可能爸爸不想活了!因为我发现后向他指出:害心脏病的人吃鸦片是要死的。他明白这点。但是第二天他还在服。我提出反对。他朝我笑笑。第三天,爸爸就故世了。”(邵绡红《我的爸爸邵洵美》)

经历这么多苦难,去世的时候,只有六十二岁。   说到这儿,该给个结论了。邵洵美是个什么人呢?有感于时人诸多不公正的评价,早在1936年,他就在一首名为《你以为我是什么人》的诗里说过: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

                                                                              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

                                                                              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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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邵洵美的名字似乎又比较多地被提到了,关于他的书市面上也能看到若干种了,有传记,有家人的回忆录,邵洵美的文集也出版了,这位当年被鲁迅贬得很不堪的文人重新得到尊重。上世纪30年代有一幅很有名的漫画《文坛茶话图》,人物众多,集一时之盛,画中有鲁迅、巴金、茅盾、林语堂、冰心、周作人、郑振铎、沈从文、叶灵凤、郁达夫、老舍、施蛰存等,而“坐在主人地位的是著名的孟尝君邵洵美”。漫画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这个信号是明显的——邵洵美在上世纪30年代的文坛是位中心人物,虽然自那时起邵洵美就越来越边缘化。70年后他又被人们重新提起,甚至于试图再现邵洵美30年代的光彩。上海有家电视台找到我,他们了解到我私人收藏了不少邵洵美主办的旧画报旧文学杂志,想在这档邵洵美专题的节目里多一个视角。我不愿意在电视节目里谈邵洵美,——谈不痛快,我跟编导说我不参加节目录制,就在电话里聊聊邵洵美吧。zx.findart.com.cn

  几年前我写过《海上才子·邵洵美传》的书评,其中有一段话“林淇(该书作者)先生在邵洵美已有的那么多个‘家’(散文家,翻译家,诗人)的身份之后,又加了个‘集邮家’,其实这些个‘家’都不足以概括邵氏的事业,出版家才是最要紧的”。现在我还是持这一看法,有些事当时不做就永远弥补不了了,邵洵美主持、参与、出资、主编的那些书刊是会世世代代留传下去的,有和没有这些打上了邵氏印记的出版物,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后世对邵洵美的评价。zx.findart.com.cn

  邵洵美是大出版家,有自己的书店(时代书店);有自己的出版公司(时代图书出版公司),因此,邵洵美出版的杂志多有以“时代”命名的,如《时代漫画》《时代画报》《时代电影》;有自己的印刷厂(时代印刷厂);有从德国进口的中国当时第一台影写版机器[这套影写版印刷设备,包括有两层楼高的印刷机,另有照相设备、磨铜机、镀铜机等一系列设备。解放初,这套机器作价让给人民政府(让价约为五万元,当初购新机时是五万美元),新中国第一画报《人民画报》即由这台邵洵美1932买的印刷机印出。我收藏有这台印刷机印出来的《时代画报》,又收藏有这台机器印出来的《人民画报》。关于这台影写版印刷机有不少传奇的经历。据一直跟随着这台机器的老工人回忆,机器已光荣退役。]当年他办的刊物印制得非常精美。邵洵美对30年代文化的贡献是全方面的,是30年代文化人中被低估的最为严重的一位。zx.findart.com.cn

  单以期刊画报为例,邵洵美亲自参与的即有:《狮吼》(1928年)《金屋》(1929年)《新月》(1928年)《时代画报》(1930年)《诗刊》(1931年)《论语》(1932年)《十日谈》(1933年)《人言》(1934年),《时代漫画》(1934年)《万象》(1934年)《时代电影》(1935年)《声色画报》(1935年)《文学时代》(1935年)《自由谭》(1938年)《见闻》(1946年)等。我有幸收存这些刊物中的大部分品种,我本无心作“邵迷”,却实际上做了,这也许是我对邵洵美的方方面面有兴趣的另一原因,谈起他来距离拉得比别人近一些,事已至此,我对昔日轻率地放弃《狮吼》而后悔(此刊及《金屋》是我所失藏的),为什么放弃,因为嫌它太过于破烂不堪了,现在来看《狮吼》比《金屋》还稀有,只有那些在大图书馆供职的研究者,才有机会近水楼台地接触旧刊并从容取阅发表论文。李欧梵说“供职于上海图书馆的张伟先生是唯一的对‘狮吼社’做了研究的中国学者。”(张伟的论文为《狮吼社刍论》)zx.findart.com.cn

  前向把寒斋所存的与邵洵美有关的刊物整理了一下,挺有趣味挺有成就感,此项收集工作如果现在才着手的话,很难做成这样的规模了,时过境迁——对收藏这等事说来尤为如此。

  《新月》存毛边创刊号,另存散本十数期。最想得到《徐志摩纪念号》。

  《时代画报》总出118期,存包括终刊号在内的三十几期。前向有机会买到汪曾祺旧藏的几十本此刊,无奈要价太高并须与几十本《良友画报》合售,只好放弃。

  《诗刊》,存另本。

  《论语》总出177期,我耗时20年搜罗此刊,现仍缺11期。

  《十日谈》原为八开本,后读者提意见改为十六开本,我原存十数期,近日又得十数期,可是仍不全。

  《人言》,存一合订本。

  《时代漫画》总出39期,我先以低价得二十余册,后零星配得几册,离全璧尚远,亦不作此念想也。拙书《漫画漫文》从此刊中取材不少。

  《万象》,取名“万象”的杂志有好几种,我说的这本《万象》的书影在姜德明著《书衣百影》中有展示,此刊出了三期,我藏的是全份,假如它出的期数多,攒齐就困难了。

  《时代电影》,旧电影刊物很抢手,价格一直很辣手,现在根本买不起,我存的几本还是早先买的了,拙文《民国电影杂志过眼录》内有此刊的图片。

  《声色画报》,它使人想到“声色犬马”这声名狼藉的词,用它作杂志的名字,真要顶住世俗的非议,其实它的内容并无大出格,我有两本。

  《文学时代》,我存创刊号,最不可思议的它竟是储安平的签名本,天地间我不知道我这本是不是孤本。

  《自由谭》总出八期,我只有第一期,得自拍卖会。听别人讲我没有的那几期非常漂亮,我却连看一眼的眼福也没有。

  《见闻》是唯一一本出版于战后的刊物,它离文学和文艺很远,它是一本时事类刊物。我存有含第一期在内的十数期。关于此刊,只见过姜德明先生写的《邵洵美与〈见闻〉》这一篇,姜德明还写过《邵洵美与〈自由谭〉》,好像除此之外就没人写过了。zx.findart.com.cn

  说到邵洵美就不可避免地要提起鲁迅对邵洵美的评论,这虽是不愉快的回顾,却又是绕不开的。在鲁迅先生笔下,邵洵美的出场,名字前面总会冠以别称的,譬如“邵公子”,“自称‘诗人’邵洵美”,“富翁赘婿”,“美男子之誉的邵洵美君”等等。但凡鲁迅对某人有了成见,某人的名姓就会首当其冲地代主人受过了。邵洵美一开始是写诗的,1928年5月出版诗集《花一般的罪恶》,这书的原版本很难找,此诗最初是发表在《一般》杂志四卷一期(1928年1月),我忽然想到去年夏天重金买的十几本《一般》,里面正好有初刊《花一般的罪恶》的这一期,此诗的上头还有钱君匋作的题头画,我本无心做“邵迷”,却每每在纸面上碰到邵洵美。在这期《一般》上还有一条启事,是章克标写的,他要“征求”《狮吼》半月刊,并称“备有相当酬报”。《狮吼》有邵洵美的背景,在当年就这么“一刊难求”。邵洵美对文化事业做了很多的事,他办了那么多的刊物,他没做过一件坏事,甚至于连一件“不对的”事我也觉得他没干过,所以只好拿“富翁赘婿”与“欲登文坛,须阔太太”来做文章了。zx.findart.com.cn

  惹得鲁迅很不高兴的邵洵美的《文人无行》发在《十日谈》,鲁迅为此写了一篇超长的杂文(鲁迅说“真的且住。写的和剪贴的,也就是自己的和别人的,化了大半夜工夫,恐怕又有八九千字了。”)鲁迅文章里的引文用的是“剪报法”,不然的话,八九千字一字一字写去怕是一整夜也写不完。最近看到一封20年代胡适写给钱玄同信的原迹,其中所引《老残游记》一段即为剪报,贴得整齐。可是,贴剪报原是为了省些写作的工夫,那连写都不必写,岂不最省工夫。熬夜写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宫保’的孙婿”,“这两位作者都是富家女婿崇拜家”,“但邵府上也有恶辣的谋士的。”这样的字句,损害了鲁迅的健康,连鲁迅自己都说“给‘女婿问题’纸张费得太多了”。现在好了,邵洵美的文章大家也可以看到了,至于不至于让鲁迅写八九千宇你自己去判断。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毁者,称人之恶而损其真。誉者,扬人之善而过其实。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上海沦陷时期,邵洵美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不写(集邮文章除外),不说,不做事,不出面,这也许就是我们习惯说的“大节”——也许是我们故意忽略的“大节”。在对抗审查制度上邵洵美和鲁迅本是一战壕的,只是由于种种的难以说得清的原因,许多误解拖延至今,当事人都不在了,唯愿以后的人们不再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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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用过的笔名多达二十四个。试着结合他的生活来解释它们的用意。
   
    早年他崇拜英国诗人史文朋,用过笔名“朋史”。“浩文”则是表达自己要成为多产作家,常用于一般文艺评论、短篇小说、不太在意的小诗和一些短小的译作。他和项美丽合作写的一篇篇短文,发表在美国《纽约客》杂志,后来集成一本《Mr.Pan》,书中主人翁Pan Heh-ven,原型就是邵洵美,其谐音Pan Heaven,可以说,他有“笔天下”的雄心。

    以民族的先祖“唐尧虞舜”之一作笔名,可能是想以《贵族区》作为他发奋写长篇小说之始。纪念他的母亲和祖母的诗用“荆蕴”,有负荆之意,他深感失去亲人后作为长子长孙重任在身。“郭明”可能用的是谐音,此名署在他所写的数十篇忧国忧民的文章上。而“明言”,乃“郭明”所言。“荀枚”和“辛墨雷”是“洵美”的谐音。

    杨刚翻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在《Candid Comment》,用其笔名“失名”的音译;邵洵美便效仿她,发在《自由谭》里的《游击歌》即署上“逸名”。集邮的文章用“护封”,他以为邮票的珍品也应如名著一般加“护封”收藏。“初盦”表示他在邮学的领域里初出茅庐。以“龙头楼主”写的文章讨论的多以龙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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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和钱锺书

       1945年抗战胜利后,邵洵美曾请钱锺书主编英文《自由论坛报》的主编。但已见的几乎所有关于钱锺书的传记,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是邵绡红记忆失误呢,还是有关传记遗漏了这段历史?(见八月三十日本栏)

     我把书中的相关章节复印后寄给杨绛先生。近获杨先生复书,对书中提到钱先生的部分作了答复:“钱锺书没有当过英文《自由论坛报》的主编,他的履历里一字未提。他一生只担任过中央图书馆书林(Philobiblon)的主编,没担任过其他报刊的主编。‘几乎每天到邵家午饭’云云,恐也不确。那时我们夫妇避难住法租界,居处逼仄不堪,无处藏书,我们常到邵洵美先生家借书。有一次,邵夫人的朋友容稚蘅夫人带我们俩晚饭后到邵家闲聊,她带着我直上楼去(我从未上过楼),一面呼唤‘茶!茶!’,刚到半楼梯,邵夫人就急忙忙地下来了。那是钱锺书和我第一次会见邵夫人。如果钱锺书常去吃午饭,应该早见过面了。钱锺书不通希腊文,不可能背诵荷马史诗中原文。‘赵辛楣’此名,和邵先生全不相干。许国璋也没有和钱先生‘不和’,他们到老很和好。”

    杨绛先生在《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中记载:“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日乘P&O公司邮轮出国。我由三姐送行,锺书有温源宁师、邵洵美先生送行,他们都坐小船直送上轮船。”可见钱先生在出国留学前就与邵洵美有交往。钱先生的好友冒孝鲁七十年代末给钱先生的诗中有“有人尊帝号,倒读却如何”的句子,自注云:“邵洵美尊子为GOD,试倒读之如何?”据说钱先生没生气,笑着说:“余庚戌年生,呼狗固宜。”(见刘永翔《蓬山舟影·钱通》)

      邵洵美的太太盛佩玉在《邵洵美与我》中引了邵在六十年代初给她的一封信,其中提到:“钱锺书处也一样,也是去年春天起不通信的。”那么钱、邵一直到六十年代初还有书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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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集邮家《邵洵美传》精彩片断

    夏衍又告诉说自己多数只去南京东路福利公司(原惠罗公司,已恢复原名)买邮票,并探询上海集邮界及买卖邮票等情况。邵洵美一一具告之,还郑重介绍了新光邮票会。他又对夏衍说自己已不染此好多年,现侄儿邵林常在新光活动,您沈兄如有此雅兴去新光一领上海集邮界市面,买些邮票,他可命邵林接待。夏衍点头道好,于是约定了日期。邵洵美回转家来,即将此事通知邵林,并告知夏衍面貌、身材等外形特点,还关照说不戴眼镜,以便邵林认人。

    邵林是邵洵美四弟邵云麒的独生子。此子夙遭闵凶,尚在襁褓中,父亲突遭不幸去世,母亲许云守节自誓,自力于衣食,以长以教,俾至于成人。邵林少小时,即聪慧过人,读小学五年级时,老师出作文题“秋”,他几百字的一篇文章里竟未及一“秋”字,母亲很高兴,拿给邵洵美看,大伯父赞喜不已。邵林进了中学后,下笔更见流畅,有次作文,竟洋洋洒洒一气呵成万字文章。故邵洵美于诸子侄辈中独爱此子。而邵林对邵洵美呢,这位大伯父是他最崇拜的人。有次,老师出了个作文题《我最尊敬的人》,他就写了他的大伯父,老师看了这篇文情并茂的佳作大为赞赏,朱批:邵洵美是我国文化界的一位杰出人物,应继承其优秀传统。

      邵林集邮,开始是学样于外祖父开办的上海尊古斋木器店里的一个伙计。那伙计喜欢集邮,邵林见到了,就跟着他玩,时年尚未满十岁。后来,邵林在集邮过程中遇到了疑难,知道大伯父是此中行家,就去求教。这位大伯父见爱侄来学,喜不自胜,倾其所知,传道授业而解惑之,邵林临走时,他有时还要送几张邮票,或赠一二本邮书,鼓励其奋力以进。邵洵美传道给邵林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即其一贯主旨“璞中取玉”四字训。日后,邵林在朋友前或在文章中总喜欢说“伯父教我璞中取玉”。邵洵美还教邵林搜集能写出文章来的邮票,教他如何写集邮文章。邵洵美本人之所以会喜爱上集邮,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这方寸之内大有文章可做,这是文人本色使然。

      语云“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集邮也当如此,以集邮会集邮界同志,靠了同志间的互相交流,切磋琢磨,以广邮识,做下成绩,作出贡献。所以邵洵美在传道授业之余,把邵林推出,送进了集邮界。上海集邮人士聚会、活动的组织叫新光邮票会,1925年创立于杭州,后总部迁沪,设在今延安中路622号二楼,创始人为张包子俊(集邮界巨擘,领衔、挂帅人物。1994年逝世,享寿九十二岁)。当年新光邮票会是上海唯一的一个华人邮票会,后于1954年停止活动。旧中国有三大邮票会“中华”、“新光”和“甲戌”。据悉,“中华”这个最老牌的邮票会的会员全都去世了,所以“中华”也就化为乌有,不复存在。“新光”和“甲戌”已合并为新光集邮联谊会。当年,新光邮票会的负责人是研究近代票权威、集邮家钟笑炉。邵洵美就是将邵林引荐给钟笑炉的。钟时年四十六,邵林仅是十来岁的一个大孩子,两人结成了忘年交。有一个时期,邵林每星期天上午去钟家玩赏邮票,增进邮识,下午去新光参加拍卖。日长月久之后,他在新光渐露头角,人以“小钟笑炉”视之,俨然成了会中小有名声的人物了。

     夏衍按照约定的日子,只身赴会,来到新光。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每星期天下午1时至5时为新光邮票会拍卖邮票、聚会活动时间),他悄悄进门,一眼扫去,只见这是一间像一般办公室那样的约二十余平方米大小的房间,中央放一张大菜台,大菜台四周有几只长凳和靠背椅,沿墙壁置有长沙发,墙上还挂着一块大黑板,房间里坐满了人。又见大菜台一端一只有把手的椅子上踞坐着一个手执榔头的人。此人一边指指点点,一边高声呼叫价钱,间或敲一记铘头,神情严正,郑重其事,反应灵敏,眼疾手快,成了一个全场注目的最活跃的中心人物。这场景平时少见,夏衍颇感有趣。

     夏衍进门后就去看黑板上贴着的拍卖邮票的目录,一面暗暗在等那个不识面的邵林来招呼自己。其实桌上另外有印好的目录任人拿取,他不知,故只管看黑板上的。坐在里面的邮票会记账朱朴庐偶一抬头发现了这只陌生面孔,再仔细一审视,认出了这是夏衍。朱朴庐一面请人递给夏衍一份目录,一面向旁座的新光负责人钟笑炉轻轻咬耳朵:“你看,夏衍来了!”说着,努努嘴以目示之。顷间,两人的眼光挤到了一条线上。正当此刻,座中一人霍地站起,走到夏衍跟前,轻声道:“您是沈伯伯吧,我就是邵林。”

      原来邵林见进来的这个人身穿咖啡色西装大衣,看去面容清癯,个子不高,外形一切与大伯父所告基本相符,但正欲上前相认时,忽发现陌生面孔上戴有一副眼镜——可能邵洵美关照错了,也可能那天邵洵美见到夏衍时夏未戴眼镜——于是有点疑惑不决起来。此时,邵林因坐在朱、钟中间稍靠后,三人成犄角势,朱向钟咬耳朵的话,都灌进了他这只隔壁耳朵里去,所以他才迅速行动迎了上去。现夏衍见邵林来招呼自己,立刻应声点头一笑,但未曾说话。随后,他在邵林陪同下观看了几件邮品的拍卖过程。接着,他将邵林引到室外走廊里,问了许多邮票会和邮票的事,邵林详细作了解答。他忽又问道:“此地有人认识我吗?”邵林直言相告:“刚才有人已经认出您来了。”他一笑,立即道声再见,握手别去。谁知邵林一句话竟“吓”跑了这位大名人。邵林这年接待夏衍时年仅十三岁。 (以上摘自《邵洵美传》第241-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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