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李端元先生发表于《蜀都邮苑》上的，现转贴过来与大家分享
“(社)”字日戳由来考
李端元
《蜀都邮苑》 2008年6月15日 第6期(总第198期)
一、“公社邮电所”是邮电发展的必然与人民公社建立相契合的产物
认为“公社邮电所”是“大跃进”与“公社化”的产物，是一种印象观念，至少是不准确的，只能说有一定联系。即使没有经济建设大跃进，不将高级农业合作社进一步建立为人民公社，乡一级邮电机构也要大力建设。这是当时国民经济建设和邮电通信自身建设发展的需要。
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的1955年，当时邮电部根据党中央制定的1956年至1967年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要求，以及农业合作化的客观形势，于当年11月18日就发布了《关于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乡村邮政的发展和改进的规划问题的命令》，决定邮政自编力量投递到农业合作社，并推行农业社邮递员制度，将邮政服务深入到农户。
这样的决定，在当时不但是正确的，也是必须的。因为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刚建立新中国几年，又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是当时国民经济的基础，既要首先解决五、六亿人口吃饭穿衣这个基本问题，又要为大规模工业建设积累资金和提供物质保障。
当时社会还有一个特殊情况是，国家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以及庞大的人民解放军的人员中，绝大部分均出自农村，城市又有很多人到农村地区从事各方没工作，因此广大农村连系着祖国四面八方，对通信的需求极大。沟通农村与全社会各方面的联系，已不仅仅是解决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而是城乡社会联系、工农业联系及各领域与农村的联系，是国家和社会的整体问题。所以，农村邮电建设与发展是国家邮电事业的重点和主要方面。
此后一直到1959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邮电部党组《关于人民公社办邮电问题的报告》止，其间四年时间里，中共中央、国务院、党和国家有关部门、人大常委会和邮电部、全国邮电工会，对农村邮电建设、邮电体制和领导工作等问题发出的指示、决定、决议、文件，召开专题会议以及《人民日报》发表专题社论，多达20多次。
期间还于1958年7月1日，经中央批准，各省、市、区邮电管理局(北京除外)，从本日起下放地方，实行以省、市、区地方为主的邮电部和省、市、区双重领导。之后，一些地区层层下放邮电体制，直到公社。
1958年秋，全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高潮中，又掀起大规模建立人民公社热潮。从此，农村邮电建设就围绕“邮电如何适应人民公社化需要”进行。为此，邮电部于11月3日召开了长达10天的会议认真讨论和布置。但此时的工作重点仍是如何以改善服务，改进生产作业，调整延伸网路等来支援农业和适应“公社化”。
到1959年6月29日至7月10日，由中央交通工作部交通、邮电、铁道三个部党组，就交通邮电建设问题召开了长达12天座谈会，形成了向中央的前述报告。之后，从1960年起，才加快了乡一级(时已为“人民公社”)邮电机构(公社邮电所)建设。
所以，“公社邮电所”是农村邮电发展与建立人民公社两个事物契合的结果。
二、人民公社的性质和经济模式，决定了“公社邮电所”的所有制和特殊类别
人民公社的建立，是人民群众经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又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巨大成就的鼓舞下，以更高的革命和建设热情，以及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和追求产生的一种行为。“公社”一词的名称，无疑是源之于“巴黎公社革命”这一事件。人们在那个时代，将“巴黎公社原则”视作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形式和终极目的，以公有制社会作为最佳社会制度与社会形态，因此追求这一原则的实现。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以及几十年无产阶级革命奋斗的目标，人民公社是人们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的一种选择，问题出在过于“理想化”和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未能科学结合，所以把人民公社建成“一大二公”的“公社所有制”。这种“公社所有制”就等于是公社“全民所有制”的“共产主义”模式。开始还简单地将“各取所需”用“供给制”方式实行。而且是按照工、农、商、学、兵及各项事业为一体的形式组成的政权机构和经济单位。所以，公社邮电所也就成了“公社所有制”中的成分，既不是邮电部这个“全民”性质，也不是邮电部门委托的“社会力量”这样一种特殊体制。当时刻制日戳时，既没有谁对此研究明确，也不便简单地将其类别表示为“所”或“代”，而就以“社”字表示它的特殊类别。
原从1959年夏末，就已经开始纠正“共产风”。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就开始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人民公社只作为基层政权组织，经济上实行“以队为基础”、“三级核算”的按劳分配体制。邮电部门也进行全面调整，首先收回下放的体制到省、市、区，接着调整发展步骤和方式，缩短战线，精简机构和人员(包括精简部分在编人员)。到1961年底，全国共撤销合并2700多个邮电机构，公社邮电所很快全部改为：少数由邮电部门接办为自办所，部分改为邮电部门委托各种社会力量代办，大部分改为邮电部门委托“亦工亦农”投递员担负，并组织“红领巾义务投递员”、“红领巾信报站”等，层层转递农村邮件、报刊、电报，代收代寄邮件，使农村邮政通信未受根本影响。其后又不断以改善服务，支援农业为方针，建立和充实完善公社邮递员体制与队伍(此体制称为邮电部的“委办人员”，一直延续至今)，使农村邮政通信走上正规，并达到和超过“公社邮电所”服务水平与质量。
就全国而言，将公社邮电所作为“公社所有制”机构的，也不是全部，只是上述把省以下邮电体制层层下放，直到公社的。即使一个县市内，也有业务量较大或担负有工矿企业通信服务的，或担负有邮件经转任务的邮电所未下放。凡未下放的，邮电机构仍一直是邮电部门自办或委托代办，所用日戳仍按规定缀“(所)”或“(代)”表示类别。
“(社)”字邮政日戳，就这样记录了一个事物，反映了一段历史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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