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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旧居

建于1916年  西班牙式别墅

    位于淮海中路1754弄在解放前被称为霞飞路“外国弄堂”。这片黄色的西班牙式联体别墅，组合在一片茂密的樟树下，最大的特色是其屋顶上的瓦片不是西班牙式筒瓦，而是法国式菱形平板瓦片。小区内17号住着曾任台湾巡抚、上海道台邵友濂的孙子、浪漫派诗人邵洵美一家。9号楼住的是美国《纽约客》杂志驻中国记者项美丽小姐。由于住户多为外国人，夜晚微风中总是飘荡着钢琴声和小提琴声，充满了异国情调。

     “八.一三”抗战之后，邵洵美与项美丽出版了抗日月刊《自由谭》和英文月刊《公正评论》。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继而党组织决定将《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传播到国外去，担任此工作的杨刚女士就住进了项美丽家中。翻译过程中，项美丽和邵洵美都成为了最好的帮手。出版后，邵洵美与项美丽利用多种方式把《论持久战》塞进霞飞路外国人住宅的信箱里。这里也成了毛泽东《论持久战》英译本的诞生地。

麦国培

再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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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邵洵美是一个寂寂无名的人。1990年代以后，有学者将他作为颓废主义文学代表人物进行讨论。解志熙认为他有过“唯美一颓废”主义文学方面的实践，并生活在“五四”运动落潮知识分子信仰崩溃的时期，便自然是一个“唯美一颓废”主义诗人。李欧梵则在“现代性”的谱系里解释他，认为他是生活在摩登上海的颓废诗人，但李因将西方现代性过于简单地移植到中国历史语境，而无法对邵洵美展开有效的讨论。这两种理解都掩盖了邵洵美或上海都市“现代性”问题的丰富面向。 本文尝试还原邵洵美与上海都市“现代性”的复杂面貌。找出邵洵美最为本质的生活方式乃是他围绕“出版”而形成的一系列文化实践。早年，他通过财力轻易展布“出版”平台，于是他的文化实践包括写作、编辑、出版，以及参加社会活动等。上海的都市文化空间为他的这些文化实践提供了舞台，他游走于都市里的“贵族区”、“沙龙”、“书店”等文化空间进行文化实践。通过对那些都市文化空间的考察，我们了解了1920年代至1930年代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形态。最终，这些文化实践帮助他确立在上海的主体地位，而上海的都市文化空间也赋予了邵洵美的文化实践独特的形式。而为了更好地理解邵洵美的文化实践与上海之间的关系，从而揭开邵洵美与上海更丰富的面向，我们还必须将其具体的文化实践内容放入都市文化空间中考察。通过对邵洵美早年《狮吼》复活号与《金屋月刊》时期的编辑工作、“唯美派”诗歌的创作、《时代画报》编辑理念的研究，我们发现了邵洵美的文艺思想以及文学感受与都市“现代性”与消费主义都有一定的关联，并纠正了某些文学史上对《狮吼》复活号、《金屋月刊》以及邵洵美本人的误解。而我们也顺着他在“杨树浦”的文化实践，看到了上海以及他自己的另一面，从而在殖民现代性的意义上发见了邵洵美与上海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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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植芳先生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捕入狱，而邵洵美先生在1958年时也因所谓历史问题被关押，他们不幸也有幸在短时间内成为同一间牢房的狱友。  

虽然听力明显不行，且操着一口难以听懂的山西乡音，但现已91岁的贾先生性格爽朗，精神矍铄，记忆力更好得惊人，话锋里透着幽默和硬气。
　　狱中遇老友　　
1955年，我因胡风案被捕，关了大概5年之后，遇到了所谓的“自然灾害”。我由于长期吃不饱，所以得了浮肿，两条腿肿得又粗又亮，一直肿到了腹部。看守所（上海市第一看守所）把我送到提篮桥监狱，在“公安医院”治病，住了3天就好了，其实就是饿的。所谓“营养品”，就是豆腐干，三块带鱼，吃了就一切正常了。

　　所以3天后，一位自称“病区负责人”的劳改犯就叫我下床劳动了，打扫卫生，照料重病犯的饮食起居。我对他提出抗议：“我已经快50岁了，病还没好利索，为什么不叫那些躺在床上休养的年轻犯人劳动呢？”他说：“他们是普通刑事犯，你是看守所来的政治犯，你怎么能和他们比？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原来我那时的身份地位还不如那些流氓阿飞。

　　我在医院住了十几天后，又到了8号监——“休养监”，都是关的医院出来的人。我倒觉得这个地方蛮幸福，因为能吃饱。后来，我又被调回看守所。

　　看守所例行“调房间”，我被调到二楼的一个牢房，门一开，我看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尽头坐着个老头。警察把门锁了，我走近一看，这个老人年纪很大，很虚弱，头发花白乱蓬蓬的。我刚坐下来，他就跑过来，小声问：“咱们不是在韩侍桁家一起吃过螃蟹吗？你还记得我吗？”我说是，然后示意他别说话，因为我知道刚才那个监察肯定还在门口暗中监视，如果看到犯人在说话，就会冲进来，把人调出去盘问：“你们谈了什么？”要是让他知道我们是朋友，那可就麻烦了。

　　这个老人就是邵洵美了。我在解放前跟他没什么来往，第一次与他见面是1952年。当年，开国际文化服务社的韩侍桁（他是翻译家，也是批评家），想编一个“世界文学名著译丛”，收入罗玉君（他是法国留学生）翻译的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红与黑》原来是由国民党的南京正中书店出版的，解放后停印了。所以，韩侍桁就邀请罗玉君修订，在新雅酒店摆席，还请了一些其他朋友，有刘大杰、施蛰存、李青崖、余上沅，还有我们夫妇。席间，我第一次见到了邵洵美，他穿着不大整齐的旧棉袄，须发蓬乱，介绍以后就认识了。

　　后来，我们夫妇又到韩侍桁家吃螃蟹、喝酒，邵洵美也来了。这就是邵洵美在监狱见到我时提起的“螃蟹宴”了。

　　同监四个月

　　没想到，我和邵洵美再次相见，居然是在看守所的牢房里。那天中午，我们吃了午饭，就是水、米饭加菜皮。邵洵美向门口吆喝：“报告”，跟警察说要写交待，要来了钢笔和墨水。他就拿出几张草纸来写，写什么呢，写首诗，叫《狱中遇甄兄有感》。我不是姓贾吗？《红楼梦》里有个贾宝玉，还有个甄宝玉，所以有了这个标题。诗中还有“有缘幸识韩荆州”的句子，他拿给我看，我点点头，表示看过了。我说这个东西啊得马上撕掉，要不到时警察来“抄靶子”抄出来，可不得了。

　　后来，我们这个监房里又陆陆续续关进来不少人，慢慢人多起来了，有20多个，里面有老外——白俄、日本人，还有资本家。那个白俄原来是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编辑；那个日本人是日本浪人，据说敌伪时期在济南开过一个咖啡馆。于是，这个监房里通中文、英文、俄文、日文，好像“国际监狱”。

　　每天吃完饭转圈“活动”一下的时候，大家可以讲讲话。邵洵美告诉我，他已经进来3年了，他是继续“肃反”时被抓的。说他以前与南京政府的文化特务张道藩和谢位鼎（谢位鼎是现代派诗人，后来做了国民党政府驻梵蒂冈的大使）是磕过头的拜把子兄弟。他们在一起照过相，说是有证据，就把他抓来了。

　　当时正是“自然灾害”时期，我们都挣扎在饥饿线上。每天两餐稀饭（主要是汤水），一餐干饭（其实形同烂稀饭），根本吃不饱。所以大家都非常珍惜，铁盒子外面有几粒米粒，也是要赶紧舔干净的。大家一般都吃得很慢，吃到一半，就舍不得吃了，把饭盒包在自己的棉被里，留到肚皮叫的时候再吃。吃完后，还要用手指刮光饭盒里剩余的残汤米粒，才罢休。而邵洵美呢，几乎每顿都是一下子就吃光，刮光，然后不得不挺着挨饿。

　　他有气喘病，年纪也比我大，他跟我说：“贾兄，你比我年轻，你还可能出去，我不行了，等不到出去了。”他郑重交代我，将来出来的话，有机会要为他写篇文章，帮他澄清两件事。第一，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来上海，是以中国笔会的名义邀请的。邵洵美是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秘书，萧伯纳不吃荤，吃素，他就在南京路上的“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花了46块银圆，是邵洵美自己出的钱。因为世界笔会只是个名义，并没有经费。但是后来，大小报纸报道，说萧伯纳来上海，吃饭的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林语堂……就是没有写他。他说，“你得帮我补写声明一下。”“还有一个事，就是鲁迅先生听信谣言，说我有钱，我的文章都不是我写的，像清朝花钱买官一样‘捐班’，是我雇人写的。我的文章虽然写得不好，但不是叫人代写的，是我自己写的。”他的嘱托，我记住了。

　　我和邵洵美“同监”一共四个月，后来我被调走了，不料竟成了永诀。

　　践约人茫茫

　　到1966年4月，我被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说我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企图夺取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判12年，当时我已经坐牢坐了11年了。

　　“文化大革命”，我被劳改，在印刷厂里做重劳动，是“专政对象”。和我一块劳改的外文系教授潘世兹，原先是右派，后来变成了反革命，他早年是圣约翰大学的校长。我问他：“潘先生，你是英国留学生，邵洵美也到过英国，你们认识？”他说：“我们熟，但是现在不敢来往了。”潘世兹告诉我邵洵美已经从“里面”出来了，但是生活很苦，与儿子媳妇一起住个小房，后来穷得没办法，把床也卖了，睡在地下。

　　1980年，我平反了，邵洵美的儿子和媳妇来看我。他们说，“法院也没审判，父亲被关了几年，就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我们的生活很苦，父亲睡在地板上，身体又有病（气喘、肺病），就这么死了。”

　　记着邵洵美在狱中叫我要帮他澄清两件事（现在已成遗愿了），1989年，我写了篇文章，登在《上海摊》杂志上，算是践约。

　　邵洵美留学回国以后，写作、翻译、办出版社、编画报，又是“新月派”的重要人物。刚解放时，他在四川路办了个时代书局，“赶时髦”，出了些“托派”、第二国际的书，《人民日报》图书版发文批判，后来让公安局查封了。我后来一直说，邵洵美集诗人、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但中国解放以后出版的文学史里却没有他。

　　上海书店出版社老板毕清，是我1948年在国民党监狱的难友。解放后出版社公私合营，政治标准第一，这些有问题的人，书都不能出版了。后来，80年代，我跟毕清说，你可以用“中国现代文学参考书”的名义，影印一本邵洵美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作为“内部发行”。刚印出来，他们出版部的部长来找我了，说，这书一出版，邵洵美的小老婆就来要稿费了，给了一百多块钱。

　　邵洵美从前翻译过一本书，是英国唯美派作家乔治·莫尔写的《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他没有全部译完。我叫学生孙宜学把它全文译出来，2001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在出版后记里面讲到，我和邵洵美是朋友，我推荐他翻译这本书，为了纪念邵洵美。

徐刚

评价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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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邵洵美一些轶闻趣事：
l 邵洵美原名云龙，祖父邵友濂曾任上海道台（相当于现在的市长），外祖父是赫赫有名的盛宣怀，嗣外祖父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
l 邵洵美迎娶盛宣怀的孙女、即自己的表姐盛佩玉为妻。《诗》云：“佩玉锵锵，洵美且都。”故改名“洵美”。
l 邵洵美对金钱一向淡漠，家里有多少房产、地契、当铺，自己也说不清。邵氏不仅多金，而且多情，他与美国女作家项美丽的“异国情缘”，在上海滩轰动一时。
l 邵洵美丰姿俊美，仪容不俗，与徐志摩同是当时有名的“美男子”，被称为“玉树临风，人称双璧”。
l 邵洵美生就一副热心肠，有求必应：徐悲鸿夫妻失和，邵家成了庇护所；丁玲生活困顿，邵洵美出钱资助；英国作家萧伯纳到上海，也是邵洵美掏钱请客。
l 出于对文学的热爱，他出诗集、编杂志、开书店、办出版，全然不计成本，即使为此亏损累累，他却依然乐此不疲。他当年从德国进口的影写版印刷机，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
l 邵洵美还是英译本《论持久战》的秘密发行人。
l 1956年，邵洵美曾以“外国特务”的罪名被捕入狱。在狱中拜托贾植芳替他澄清两件事：1933年萧伯纳访问上海，邵洵美掏钱请客，但当时上海大小报纸中都没他的名字。还有一件是他的文章确实是自己写的，而不是像鲁迅先生所说是花钱雇人代写的。
l 邵洵美晚年疾病缠身，生活困苦，靠翻译为生。奢华的生活已是明日黄花。老友施蛰存回忆道：“洵美是硬汉，经济困难，没有使他气短！他最后一年，确是很穷，但没有损害他华贵的公子气度。”

二、邵洵美的作品
诗集
《天堂与五月》 上海光华书局 1927年
《花一般的罪恶》金屋书店 1928年初版。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 1992年
《一朵朵玫瑰》金屋书店 民国十七年三月（1928年3月）
《火与肉》金屋书店 民国十七年三月三日[1928.3.3]
《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金屋书店 民国十五年（1929年5月15日）
《诗二十五首》 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6年4月初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影印  
邵洵美译著：
《玛丽巴顿》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年
《拜伦政治讽刺诗选》 (英)拜伦(G.G.Byron)著 邱从乙,邵洵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年
《麦布女王》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年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
《家庭与世界》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年
《论幽默》 邵洵美选 上海 时代书局 民国38年[1949]印行

三、相关的文章与著作等：
1. 1981 年 7 月,《西湖》上登载了费在山的访谈文章《盛佩玉谈邵洵美》,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2. 1982 年, 南京《文教资料简报》刊载了邵洵美的研究资料专集, 收有盛佩玉、章克标的回忆文章以及邵洵美的《〈诗二十五首〉自序》等重要文论。  
3. 1985 年, 浙江《湖州师专学报》第 2 期也刊发了一组邵洵美研究资料及文章 , 收有盛佩玉、林达祖、云汀等的回忆文章、邵绡红的《〈新诗历程〉简介》以及李广德的研究文章《邵洵美的诗和诗论》。
4. 此外 , 邵洵美的情人项美丽的《潘先生》、《中国与我》等著作 , 也提供了不少资料。
5. 解志熙在《美的偏至》一书中认为, 邵洵美是唯美—颓废派的代表人物, 邵洵美认同的是唯美、唯我、唯感官之乐的三位一体的立场,“吸收了波德莱尔将丑恶艺术化的风度,去对象征观中的超验情绪不感兴趣; 他赞美凡尔仑欣然面对邪恶的率直和亲切，却不相信凡尔仑会由耽迷邪恶而皈依宗教;他特别推崇注重感官享乐的王尔德，G·摩尔及《黄面志》作家群, 却很少提及注重精神情趣之丰富的沃尔特·佩特。”因此, 他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没有任何精神情趣可言,只有赤裸裸的感官欲望和生命本能的宣泄,甚至鼓励人们在颓废的人间苦中及时行乐。
6、 1999 年李欧梵的英文著作《上海摩登》也花费了相当的篇幅来讨论邵洵美其人其诗, 第七章为“颓加荡与美男子”。 李欧梵特别强调邵洵美有着英、美、法等国文学的广泛的知识背景 , 对英国颓废主义有系统的了解 , 但比较偏爱乔治·摩尔的享乐主义。他认同戈蒂耶现世的放纵怪诞、恃才傲物的反抗姿态 , 在当时中国的文化背景下 , 这也是颇为前卫和先锋的姿态。李欧梵还提到邵洵美对现代中国文化的贡献 : 他为出版事业倾尽财力, 出版了高水平的文学刊物《金屋月刊》《论语》等, 而且他十分重视书刊的装帧设计 , 具有很高的艺术设计水平 。 他还具有敏感的当代意识 , 出版了《时代》等几份流行杂志 , 团结了一些有天分的艺术家。“他幸运地具备了能量、金钱、文学天才、时间诸方面的机缘 , 使他得以为自己的梦想而不懈地努力。”

四、目前关于邵洵美的书有三本：
l 《海上才子——邵洵美传》，林淇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l 《盛佩玉的回忆——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盛佩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初版。
l 《项美丽在上海》，王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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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画报》、《时代漫画》和《万象》对中国漫画的发展起很大的作用，漫画的发展也影响到绘画的发展。如果没有洵美，没有时代图书公司，中国的漫画不会像现在这样发展。
                                                                        —黄苗子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里，邵洵美(1906—1968)比大部分作家都不为人知，因为他最不符合有社会良知的“五四”作家之典型。作为诗人、散文家、翻译家、出版家以及招摇的文学纨绔子，邵洵美酷肖他的朋友徐志摩；徐志摩是新月社的重要诗人，而且他的死后声名也一样盖过了邵洵美。
                                                                       — 李欧梵

    我觉得洵美一个人有三个人格，一是诗人，二是大少爷，三是出版家。他一身在这三个人格当中穿梭往来，盘回往复，非常忙碌，又有矛盾，又有调和，因之，他这个人实在是很难以捉牢的，也就是很难以抒写的。
                                                                       — 章克标

徐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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