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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以后，绝大多数人民公社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恢复和扩大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但仍存在着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缺点。同时，农村人民公社一直实行“政社合一”的制度。即把基层政权机构（乡人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机构（社管理委员会）合为一体，统一管理全乡、全社的各种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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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为止，惟一“人民公社”
1962年成立的“人民公社”——河北周家庄乡。
从1981年开始，周家庄的家家户户已免费使用自来水；次年，周家庄开始对年满65周岁的老人实行养老津贴、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等福利政策；周家庄的村镇建设还有一个统一的20年规划，从1982年到2002年，全乡的房屋全部改造完毕，每户的宅基地都是0.298亩，一厘不差，建筑整齐。考虑到有些农民家中困难，乡合作社从公共积累资金中每年拿出50万元提供无息借贷。如此高福利，乡村房屋建设如此规划统一程度之高，不要说是内地罕见，就是沿海发达地区也不多见。
：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民主意愿，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拘一格，因地制宜，是保证新农村建设取得成绩的有利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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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会议上，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要求全国各地尽快地将小社并大社，转为人民公社。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的社论。此后，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公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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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运动
１９５７年９月，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十四条（修正草案）》，这实际是农业“大跃进”的纲领。会后，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召开党的各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积极准备掀起工农业生产的高潮。１１月１３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１９５８年５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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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现在锦涛和家宝同志都头痛的问题,还是不说为妙.时代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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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李登辉、陈水扁之流借平反“二二八事件”，妄图篡改历史，把台湾同胞这场争取民主的正义斗争说成是谋求“台湾独立”。这种颠倒黑白的罪恶行径是对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台湾同胞的极大侮辱！死者已矣，生者何堪？“二二八事件”是广大台胞的悲剧，更是所有中国人的悲剧！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横暴践踏，山河破碎，流了中国人太多的鲜血，欲哭无泪，欲悲无声。多难兴邦，迎着新世纪冉冉升起的朝阳，炎帝、黄帝的子孙有什么理由不能以血浓于水的民族亲情，“化干戈为玉帛”，变波诡云谲的台湾海峡为两岸一统之桥呢？如此，“二二八”的血泪才算没有白白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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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躲避国民党士兵的追杀，数百台籍精英逃离台岛。谢雪红、苏新等人在香港组织“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投入到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为祖国的统一尽力。

　　历史不容篡改

　　1945年8月，在重庆的台籍人士撰文，“国人往往忽略台湾人民的特性和心理”，“台湾自满清统治下的所谓‘三年小叛，五年大乱’以至日本时代的数十次暴动革命，其起因都是反抗异族的统治，而欲争取其应享的自由”，“要台湾实行地方自治，要祖国上下以留东五十年老留学生看待台湾人民”。台胞的一番肺腑之言，有感而发，语重心长，却不是陈仪等官僚所能细加体察的。

　　回到祖国仅500天，广大台胞实在不满国民党的专制政治，群起抗争，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族群冲突，数日内约5000人伤亡，这真是一场大悲剧！

　　“二二八事件”本是台胞自发的反对国民党在台湾腐败统治、追求高度民主自治的正义斗争，是台湾同胞爱国主义传统的真实写照，但蒋介石、陈仪却私心自用，妄定为“背叛国家”的叛乱行为，用暴力淹没其于血泊之中，一度高涨的台湾民主政治运动顿时寒风肃杀。国民党当政者对“二二八”惨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49年蒋介石集团退据台岛，推行白色恐怖，将“二二八事件”诿过于“共党奸匪”的煽动破坏，百般压制受难者家属的平反要求，“二二八”成为台胞心头最大的禁忌。“日本侵台，绝大多数的台胞是揭竿而起奋勇抵抗的。我们也从未曾期待过日本对抗日运动镇压的平反或赎罪，因为那是罪无可逭(音同“换”，逃避之意)的！然而，台湾光复，可说无一台胞不是欢呼台湾又回到了祖国怀抱。不要说陈仪竟以‘二二八事件’来回报我台胞对国军的欢迎，即使仅仅是杀一不辜，都不是当时充满祖国热望的我台胞所能忍受得了的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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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台胞的伤亡人数，众说纷纭，从“几百人”到“十几万”不等。据近十年来台湾当局对“二二八”受难者家属的赔偿及相关档案分析，台胞伤亡约4000人。

　　国民政府的“善后”

　　3月中旬，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刘文岛等55位委员提出临时动议，要求将陈仪撤职查办。陈仪被迫提出辞呈，以示对“二二八事件”造成的不幸局面承担责任。3月17日，国防部长白崇禧赴台处理善后事宜，承诺“在政治制度上，决将现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改组为台湾省政府，各县市长可以定期民选，各级政府人员以先选用台省贤能为原则。在经济上极力资助民营企业，发展国民经济”。“台湾因日人占领51年，一切法令制度风俗习惯均早变为日本化，致光复后不能马上全都交给本省同胞自己治理，但亦未似日人时代连一小学校长都是日本人。即中央调派来台之公务人员全部离开，以短期间之处委会一切表现及行为，实不能成功”。劝导台胞应有远大的眼光和胸襟：“要认识一个少数民族和少数领土，在现在的世界是不易独立生存的，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十几个小国家，在极短时期中便遭覆亡，可为鉴戒。”

　　“二二八事件”的突然爆发，宣告了陈仪治台政策的失败，迫使国民党高层反思并作出一些调整。4月22日，蒋介石主持行政院第784次例会，以台湾事变既平，陈仪引咎请辞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决议撤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依照《省政府组织法》改制，任命魏道明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台籍人士丘念台为民政厅长，林献堂、杜聪明、刘兼善、南志信、游弥坚、陈启清为省府委员。台籍人士在省政府权力核心占四分之一，下属各机关亦尽量起用台籍人士。

　　5月16日，台湾省政府正式建立。魏道明着手化解因“二二八事件”造成的不幸局面，发展民营经济，尝试推行土改。戒严的取消、清乡的终止及循法律途径处治参加“二二八事件”的台胞，基本结束了国民党士兵滥杀无辜的行为，许多身系囹圄的台胞通过“自新”等方式获得自由，台湾省参议员林日高、郭国基，台北市参议员蒋渭川等“二二八事件”的领导人物劫后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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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血案”

　　2月28日，陈仪致电蒋介石：“奸匪勾结流氓，乘专卖局查禁私烟机会，聚众暴动，伤害外省籍人员。”但认为事态不大，仅要求将21师部分兵力调返台湾即可。中统局台北站密电南京，“今日之问题，已非陈仪能否统治台湾，而为祖国能否保有台湾”。若情势再恶化，后果不堪设想，“中央宜速增兵。一个整编师可用运送海军士兵前往台澎训练名义，分由基隆、台中、高雄及花莲四港口登陆”。蒋介石一贯迷信武力，决定派兵镇压。3月5日晨，驻防昆山的21师师长刘雨卿获令，“限8日前开赴台湾平乱。旨在宽大处理，整饬军纪，收揽民心”。7日，蒋介石电告陈仪，21师直属部队与一个团于本日正午由上海出发，约10日清晨可抵基隆，要切实做好军队登陆后的配合工作。命令海军司令桂永清调派太康舰、伏波舰开赴基隆，归陈仪指挥；空军司令周至柔调派飞机散发传单，“大家安心复业，勿轻信谣言，勿受人煽动，勿牺牲自己的生命，作野心家的工具”。

　　派兵赴台的消息很快走漏，美国大使馆就此查询，警告这一举动的危险性，蒋介石置之不理。8日，蒋介石电示陈仪：“各地仓库之械弹有多少，必要时烧毁，免为暴徒夺取；先做好台北、基隆间交通、通讯控制与固守待援之准备；台南方面则守住高雄、左营。”

　　9日，2万军队在基隆、高雄陆续登陆，对台胞的自治运动血腥镇压，战斗主要集中在台北、基隆、高雄、嘉义这几座城市。参加斗争的台籍日本退伍军人组织松散，缺乏武器，各自为战，加上良莠不齐，除少数人退往中央山脉进行游击斗争外，绝大多数人都在大兵压境时逃避，很快被国民党军队各个击破。“日军征服兵役之役男十余万，虽均由海外返台，惟有兵无官，难于极短时间内成军；否则亦不致如此不堪一击，最后一哄而散”。

　　行政长官公署公开捕杀各地“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之类组织的领导人物，主要是省参议员、县市参议员、地方士绅、工商界要人、律师、教师、新闻记者等，被杀害的有张七郎、林连宗、林茂生、王添灯等数百人。被逮捕或被通缉的有林宗贤、郭国基、林日高、蒋渭川、颜钦贤、彭清靠、谢雪红、苏新、廖文奎、廖文毅等数百人。国民党士兵还误杀了许多根本未参加“二二八事件”的台胞。新闻记者王康在台北目睹国民党士兵枪杀无辜，就此责问军官。其回答：“援军到达时，还有暴民开枪抵抗，军队不能不采取战地措施，士兵发现前面有人，问口令不答，或答得不对，士兵就要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