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夏大緯1 于 2015-6-3 08:52 编辑
物以稀為貴~ 談清末民初寄日本郵資官片
夏大緯
東方郵報第139號（2004年3月1日出版）內郵文介紹，談及亞洲蘇黎世公司（ZURICH ASIA）2004年1月29日拍賣目錄內第691項郵品（圖1）為清四次片銷九江1912年11月10日戳、經上海1912年11月16日戳及同日上海日本客郵戳、寄日本東京1912年11月20日戳到達，因僅一分郵資漏貼郵資半分，到達日本後被加蓋欠資一錢欠資戳，該郵品目錄估價僅1000－1200港幣，因多人搶標最後以29900港幣（約台幣拾參萬元）成交，花落台灣陳友安先生大清明信片郵集中，使其郵集更加錦上添花增色不少。
近幾年來不論國內外收集、參展大清明信片郵集者可謂明顯增加，除浮出檯面己默默收集多年並參展者外，另外未參展也默默收集多年者更是大有人在，且除上項兩者之外，新血初加入收集行列者國內外也均有人，有此三股勢力的積極發展，近2年大清明信片價格可謂顯著提升不少，尤其稀少郵品更是引起眾人不斷搶標，相信台北2005年8月舉辦的亞洲國際郵展，將會帶領大清明信片身價更上一層樓。
其實相信收集明信片的郵友都知道，早期明信片不論是在當時的寄遞或現今存世的數量，都只有實寄封的千分之一左右甚至更少，如再扣除當時寄國內各地區使用者佔多數之外，寄國外地區的數量原本就所剩不多，而寄國外者如再詳分當以寄歐美地區為主，寄日本地區者可謂更是少之又少，而寄日本地區者又以當時大清的大城市或通商港口（如北京、上海等地區）寄出為主，偏遠鄉鎮、內陸地區想當然耳原本寄信使用者就不多，更不要說寄日本地區了，如此類推寄日本地區的明信片，恐僅佔存世明信片數量的萬分之一而己，當然此說主要是指清末民初使用為主，越早期存世數量越少，民國開始之後因通商、文化交流等需求增加，相信數量會酌量增加一些，但總體來說寄日本地區明信片，還是明信片中稀少及特殊的一環。
另大清時期跟日本郵政的往還，受制於早期大清郵政未加入萬國郵盟，處處受制列強的壓制及欺迫，直至跟各國陸續簽訂郵務協定後才得以改善，大清在1903年5月18日與日本簽訂郵件協定，並於1903年7月18日開始生效，寄日本明信片郵資由當時的肆分國際郵資收費，改為比照日本國內明信片郵資降低成為壹分伍釐，此壹分伍釐寄日本明信片郵資維持相當長的時間，直到民國14年（1925年）11月1日才更改為貳分，此關鍵性郵資承先啟後由大清延續使用到民國時期，有其歷史及郵史的重要及代表性，也是引起個人本次為文欲探討的主要內容，且由存世寄日本實寄明信片得知，除正規的壹分伍釐標準郵資外，存世另見有貳分及壹分郵資實寄片存世，匆忙之中趕稿僅就個人手邊現有郵刊翻閱、檢查是否有相同案例，但收獲並不多，現為文介紹如下：
Ａ、寄日本標準壹分伍釐郵資片：
（圖2）清二次雙片的去片加貼蟠龍票半分，銷天津1906年12月28日戳及天津1906年12月29日日本客郵戳寄韓國，背手繪彩色中國平劇穆柯寨－楊宗保與穆桂英圖，寄日本郵資於1899年起包括朝鮮（韓國）及台灣，而寄韓國及台灣的明信片更是少於寄日本地區者。
（圖3）清三次片加貼蟠龍票半分，銷廣州1908年6月17日戳及廣州信櫃戳，經上海1908年6月23日戳寄日本東京小石川，有小石川明治41年6月28日到達戳，清三次片寄日本地區者存世並不多，且該片另銷有廣州信櫃戳較為特殊、也是中文書寫的實寄片存世數量也並不多，另翻閱黃元明先生所著「清代第三版明信片」一書，書內附有多張清三次寄日本實寄片介紹，但均為標準的壹分伍釐郵資並無例外情況。
（圖4）清四次片加貼蟠龍票半分，銷常德戊申九月初五（1908年9月29日）干支戳、經湖南岳陽戊申九月初八（1908年10月2日）干支戳、江蘇上海戊申九月十五（908年10月9日）干支戳、上海1908年10月9日中英文小圓戳及上海1908年10月10日日本客郵戳，寄日本高知明治41年10月14日到達戳，該片除由常德寄出較為少見，且郵戳、郵路都清晰可考頗為難得。
（圖5）清四次片加貼蟠龍票半分，銷開封（壬）己酉八月初五（1909年9月18日）干支戳、五號信筒圓型小戳、參字信差圓型小雙圈戳、經上海1909年9月23日中英文小圓戳及上海不清楚日本客郵戳、寄日本名古屋有名古屋明治42年9月28日到達戳及名古屋千塚同日到達戳，該片也是由較少見的開封地區寄出，郵戳、郵路也都清晰可考，且另有五號信筒及參字信差兩種小戳也頗為少見，增加郵史考証價值，另在張愷升先生所著「中國郵戳史」第十冊第458頁內，發現也有類似一片，但非常可惜加貼的郵票脫落遺失（圖6），同樣銷開封（壬）己酉六月初五干支戳，日期較前片早二個月寄日本，該片上也銷有極為相同的九號信筒圓型小戳及貳字信差圓型小雙圈戳二種，跟（圖5）的五號信筒及參字信差戳差異之處就是其中數字不同，頗為湊巧難得，而此二種小戳是否真是歸類為信差戳的一環，或是另有其他代表意義，還待郵友大家共同考証解答。
（圖7）清四次雙片的去片加貼蟠龍票半分，銷湖南醴陵己酉冬月八日（1909年12月20日）干支戳，經長沙己酉冬月九日（1909年12月21日）干支戳、上海1910年1月3日中英文小圓戳及上海不清楚日本客郵戳寄日本名古屋，該片同樣是湖南醴陵較少見地區寄出，且較特殊的是干支戳中月份為冬月，且由1909年底跨越到1910年初到達較為特殊。
（圖8）清四次片加貼日本壹錢五厘郵票（日本壹錢五厘等於大清壹分伍釐），銷奉天1911年1月12日日本客郵戳寄日本東京，根據李頌平先生「客郵外史」書中對東三省之日本客郵有下列記載：「日本在東北設立郵政機構、既未經我國之承認，又無條約之根據。」，可見日本對大清的欺辱，該片雖為清四次片，但寄信人直接貼用日本郵資、直接銷奉天日本客郵戳、且清四次片郵資符誌處同樣也直接銷有較不清楚日本客郵戳後，直接經由日本客郵局寄出，對大清郵政視而不見如同不存在，侵略主權可見一斑。
（圖9）五色旗片加貼帆船票半分，銷泰興縣三年七月十三日戳，經上海1914年7月15日戳及上海1914年7月15日日本客郵戳寄日本橫濱。
（圖10）五色旗片加貼帆船票半分，銷蘇州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戳經上海1914年11月27日戳，寄日本橫濱1914年12月2日戳到達，（圖9、圖10）兩片及類似明片，均為數年前開始陸續流入郵市中，且均為寄日本橫濱同一家公司，所見使用年份由民國三年持續使用到民國四年較多，且大多為江蘇一帶寄出者較多、其他地區也有但較為少見，也幸虧有此批明片的流出，才使寄日本郵資片數量較多一些存世，但該批明片美中不足之處乃是當初恐因黏貼存檔的關係，大多在明片的左邊或右邊留有黏印後的痕跡，形成該批明片品相有好有壞差異頗大，除該批寄日本同家公司明片之外，其餘非關該批寄日本地區的明片，其存世數量還是相對稀少的，且價格要較該批明片高上許多，所謂物以稀為貴是有道理的。
Ｂ、寄日本貳分郵資片：
寄日本明信片除標準壹分伍釐郵資之外，另見有貳分明信片郵資存世者，其形成的原因可能有二，1誤貼（多貼半分郵資），2大清郵政自1904年9月1日起至1910年8月5日止，當時的「國內信函郵資」為貳分，寄信民眾或各地大清郵局人員搞不清楚，把其當做國內信函郵資貼票後使用，因此加貼壹分郵資成為貳分，此二點形成原因均有可能，或是另有其他原因？孰是孰非還待大家考証。
（圖11）清一次片加貼蟠龍票壹分，銷江西九江丙午二月二十六日（1906年3月20日）干支戳，經上海1906年3月23日中英文小圓戳及上海同日日本客郵戳，寄日本岐阜縣明治39年3月28日戳到達，該片為清一次片且於1906年寄遞，並由江西九江寄出此三種身份都存世不多，且郵戳、郵路都清晰可考，而其郵資為貳分更是較為特殊。
（圖12）清一次片加貼蟠龍票壹分，銷江西南康府丙午三月三日（1906年3月27日）干支戳，經江西九江丙午三月四日（1906年3月28日）干支戳、上海1906年4月2日中英文小圓戳及上海1906年4月4日日本客郵戳，寄日本岐阜縣明治39年4月9日戳到達，該片同（圖11）片大致相同，但一為江西九江寄出、一為江西南康府寄出銷戳地名不同，但其郵資同樣為貳分。
（圖13）清二次雙片的去片加貼蟠龍票壹分，銷漢口1905年4月29日中英文小圓戳、經上海1905年5月3日中英文小圓戳及上海1905年5月4日日本客郵戳，寄日本大阪（OSAKA）有大阪1905年5月9日戳及大阪難波明治38年5月9日戳到達，該片同樣為貳分郵資，但寄出地點為漢口，且寄遞年份較早為1905年也是相當少見。
（圖14）清二次雙片的去片加貼蟠龍票壹分，銷上海1907年4月23日中英文小圓戳、經上海1907年4月23日日本客郵戳，寄日本神戶（KOBE）1907年4月27日戳到達，該片同樣為貳分郵資，但寄出地點為上海，另寄遞年份也不同為1907年。
（圖15）五色旗片加貼帆船票壹分，銷蘇州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戳經上海1914年10月30日戳寄日本橫濱，由（圖11至圖15）共有5片，由寄遞地區來看有江西九江、江西南康府、漢口、上海、蘇州等共5地區均不同，使用年份則有1905年、1906年、1907年、1914年共4種不同年份，年份相當分散並未集中在某一年份，但其共同之處卻均為貳分郵資頗為奇特，真是誤貼還是大清各地郵局對寄日本明信片郵資的認定，誤為比照國內信函郵資而收費？還是另有其他原因存在？還望郵友大家共同來探討及解答。
Ｃ、寄日本壹分郵資片：
寄日本明信片郵資除所見壹分伍釐、貳分之外，另見有僅貼壹分郵資者存世，其形成的原因可能有三，1漏貼（少貼半分郵資），如此則可能被罰欠資、加蓋欠資戳記而存世，2漏貼但未被發現或漏貼而未被罰欠資，此二種情況似乎較不可能，因大清及日本兩地郵政人員都會檢查，3壹分即為正常郵資並未漏貼，因此並未被罰欠資也未加蓋欠資戳記而存世，此點是否有可能？所見該類郵品確是有存世，雖相當奇特且珍罕稀少，其形成原因根據「中國郵資」一書內記載，1910年2月9日簽訂、1910年4月1日生效之中日互換郵件協定（替代1903年之代寄郵件暫行辦法）、內第7條第2款規定：「凡郵件發自中國，己按設在中國之日本郵便局所規定之資例，預先貼足中國郵票，寄至日本、高麗、及關東租借地者，日本郵便局應即免費投遞。」，按照此條規定透漏出，只要是各地在華日本客郵局認定其壹分郵資符合規定即免費投遞，因此並未漏貼半分郵資，且經由大清、日本兩地郵局都認可，否則難逃兩國郵政人員的監督，形成即未被罰欠資也未加蓋欠資戳記而存世，此種特殊情況目前由存世郵品得知數量非常罕少，只是偶然的例外，還是郵局人員未遵照新的規定或對新規定有認知上的差異，並未真正去實施，但壹分郵資確是有存在的。
（圖16）清二次片漏貼郵資半分，銷江蘇崑山丁未三月十四日（1907年4月26日）干支戳及「Ｔ」欠資戳，經江蘇上海丁未不清楚干支戳、上海1907年4月27日日本客郵戳，寄日本長崎（NAGASAKI）有長崎1907年5月1日戳及長崎明治40年5月1日到達戳，此片即為標準漏貼郵資欠資片，該片刊登於張愷升先生所著「中國郵戳史」第4冊第214頁內，該片在寄出時即由大清郵局發現並加蓋「Ｔ」欠資戳，到達日本後似乎未見再註明欠資或有否欠資收費情況？還待大家考証。
（圖1）清四次片銷九江1912年11月10日戳，經上海1912年11月16日戳及上海同日日本客郵戳寄日本東京，因漏貼郵資半分、到達日本後另加蓋欠資一錢欠資戳及東京1912年11月20日到達戳，該片刊登於亞洲蘇黎世公司2004年1月29日拍賣目錄內第691項拍品，該片同樣為漏貼郵資欠資片，但大清郵局在寄遞時並未加蓋欠資戳記，而是寄達日本後由日本郵局加蓋欠資一錢欠資戳，此點跟前片處理方式明顯不同，分別代表著兩種不同情況加蓋欠資戳的案例。
（圖17）五色旗片銷上海1915年3月13日中英文小圓戳，經日本長崎（NAGASAKI）1915年3月18日戳寄日本東京，因漏貼郵資半分，寄達日本後另加蓋「不足收入高壹錢、Due 1 Sen.」欠資一錢欠資戳，該片同（圖1）片有甚多相同之處，a均為漏貼郵資欠資片，b在寄遞時大清郵局均並未加蓋欠資戳記，c在寄達日本後由日本郵局加蓋欠資一錢欠資戳，而所銷欠資戳雖同樣為欠資一錢金額，但型狀大小並不相同，且欠資金額一為空白手填一錢金額、一為己印刷好固定一錢金額也不相同，d另兩片在明片左側處均有加貼紙條後再撕掉的痕跡，据查曹潛先生所著「中華郵政史台灣編」第240頁內記載：（日本因為並未發行欠資郵票，因此對欠資郵件的處理方式有其一定手續，在收到郵資不足的郵件時，除在郵件上加蓋「未納不足」戳記、並填明欠資應徵收之金額包括罰金，郵件到達投遞局以後，由投遞局另行掣發欠資郵件應收金額的「領收證」，連同郵件一併由投遞人員前往投遞並收取現金，投遞人員回局之後，便將所收現金購買等額郵票，另再填寫一張清單，稱為「欠資郵件徵收申報單」載明經收欠資郵件的件數和總金額，等值郵票加貼在清單背面存檔），由上項說明可得知其貼紙痕跡處，原為投遞局在其上加貼「領收證」，後在收取欠資現金後撕掉，因而二片均留存有相同撕痕存在，這也証明日本郵局確是有跟收件人收取欠資費並非沒有處理。
由上項3片的介紹可得知，1片為大清郵局在寄出時主動發現並加蓋欠資戳記，而另2片乃是在明片到達日本後，由日本郵局事後發現而加蓋欠資戳記，此3件郵品的欠資費處置方式相信應該均相同，寄日本明片郵資有其歷史、郵史的特殊意義存在，其存世數量跟一般明片比較原本就不多，而有加蓋欠資戳記存世者更是罕少，且所見有加蓋欠資戳記者大多均為大清郵局所加蓋的「Ｔ」欠資戳記為主，而由日本郵局加蓋日本欠資戳記者確是更為少見。
（圖18）清四次片銷萊州辛亥二月十八日（1911年3月18日）干支戳及萊州貳號信櫃戳，經煙台辛亥二月二十一日（1911年3月21日）干支戳、煙台1911年3月21日日本客郵戳，寄日本大阪明治44年3月30日戳到達，該片由萊州寄出並有萊州貳號信櫃戳相當少見，且郵戳、郵路都清晰可考，郵資則為壹分並未漏貼或有掉票痕跡，且經由大清及日本兩地郵局處理，都並未加蓋任何欠資戳記。
（圖19）五色旗片銷莫干山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戳，經上海1914年5月26日戳、上海不清楚日本客郵戳及日本神戶（ＫＯＢＥ）1914年5月31日戳，寄日本大阪（ＯＳＡＫＡ）1914年5月31日戳到達，該片由莫干山寄出，同樣郵戳、郵路也都清晰可考，郵資也是壹分並未漏貼或有掉票痕跡，也是經由大清及日本兩地郵局處理，都並未加蓋任何欠資戳記。
由（圖18及圖19）2片得知，a一由萊州、一由莫干山，分由二處不同地區寄出，均寄往日本大阪，b一由煙台日本客郵局、一由上海日本客郵局，分由二處不同日本客郵局轉寄日本大阪，c寄遞年份一為1911年、一為1914年，年份並不相同，d二片郵資並未漏貼或有掉票痕跡，且經由大清及日本兩地郵局處理，都並未加蓋任何欠資戳記，由上項四點綜合比較該二片，應是符合前文介紹的1910年4月1日生效的「中日互換郵件協定」內第7條第2款的規定，其在大清境內的郵資壹分己足夠從萊州到煙台、莫干山到上海，然後經由煙台日本客郵局、上海日本客郵局免費寄往日本大阪，因此並不需要再加貼伍釐郵資，而形成此極特殊的寄日本壹分郵資明信片。
上項1910年「中日互換郵件協定」的實施，是否大清各郵局或在大清各地的日本客郵局，對此項協定的記載有認知上的差異，因此對寄日本明信片郵資也有不同的認知及處置方式？此外跟其直接相關並造成改變的，則是民國3年3月我國加入萬國郵盟後，自同年9月1日公約生效日起，即停止使用客局居間運遞國際郵件，而與外國郵政直接互換郵件，（圖17）銷上海1915年（民國四年）3月13日戳寄日本東京，郵資只有壹分，寄此片時萬國郵盟公約己生效，郵資必須符合規定貼足壹分伍釐才行，且並未經日本在華客郵局轉寄，因此被加蓋欠資處理，而（圖19）銷莫干山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戳寄日本大阪，郵資雖同樣只有壹分，但其情況則較為特殊，寄此片時距離萬國郵盟公約生效的民國３年９月１日時間還未到達，且該片還是經由上海日本客郵局轉寄，而依照1910年「中日互換郵件協定」的實施，並不需要再加貼五釐郵資，因此並未被加蓋欠資處理，雖同為寄日本明信片，但際遇却因種種不同因素而產生極大的差異，這也形成符合某些特殊郵史的明片有其珍貴之處，目前所見存世寄日本明信片以壹分伍釐郵資為最多，其次貳分郵資者己相當少見，僅貼壹分郵資加蓋欠資戳記者更是珍罕少見，而貼壹分郵資又未被加蓋欠資戳記者，個人匆忙翻查手邊現有郵刊而未有所獲，是否郵友未加重視及忽略而未加以報導，但其確是真有存在的事實，因此個人大胆提出探討，是否正確或掛一漏萬，還盼郵友批評指教。
參考資料：
薛聘文先生－中國郵資
黄元明先生－清代第三版明信片
張愷升先生－中國郵戳史第１至第10册
李頌平先生－客郵外史
曹
潛先生－中華郵政史台灣編
亞洲蘇黎世公司－2004年1月29日拍賣目錄
該篇郵文原刊登於今日郵政第577期內（2006.1.20日出版）
| 
发表于 2015-6-4 11:02
| 
发表于 2015-6-4 08:3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