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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驿站点自唐朝设置以来, 虽然里程固定，但驿站增减常变，朝代不同而多样。但是就其水驿的功用来看却是相同的:一是传播政令、沟通联系,巩固国家;二是推动商贸发达,改善人民生活;三是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主观上是为了强化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对重庆施行有效的统治，确保各种物质运输及巨额关税征收，但在客观上则大力开发了重庆（即今重庆市范围至湖北省宜昌市之间，清时为重庆府、涪州府、忠州府、夔州府）水上交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兴盛发展和进步繁荣，而且更促进了祖国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清末由于邮驿开支巨大、朝官扰驿、开办邮政等因素影响,古老的邮驿制度最终宣告结束。
关键词：清代，重慶，長江水驛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公孙丑上》）。这种传递公文要件和书信的方式，概称为“驿”或“邮”，合称为“邮驿”。明代的《宛署杂记》解释说：“古，步递曰邮，马递曰驿。”《大清会典》说：“凡置邮，曰驿，曰站，曰塘，曰台，曰所，曰铺。”驿的规模最大，站次之，往下类推，渐次简陋。
邮驿的出现和发展，在我国有着长远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通信合伙的，始见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到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兴办“大清邮政”，就已有三千余年历史。
清代重庆设置的邮驿主要有水驿、陆驿和铺递三类。中央政府和各地州县对邮驿的管理主要在驿站于铺递的设置、驿递里程的规定、司兵夫马的配备、驿站（以及铺递）经费的开支等方面。其管理特点：一是中央政府实行“邮”、“驿”合并；二是地方州县实行兵房管驿。清末由于邮驿开支巨大、朝官扰驿、开办邮政等因素影响，古代的邮驿制度宣告结束。
清代统治者在重庆设置的邮驿，主观上是为了强化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对这一地区施行有效的统治，确保各种物质运输及巨额关税征收，但在客观上则大力开发了重庆（即今重庆市范围至湖北省宜昌市之间，清时为重庆府、涪州府、忠州府、夔州府）水上交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兴盛发展和进步繁荣，而且更促进了祖国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一、重庆水驿的设置与沿革
重庆水驿始于唐代，乾德三年（公元965年）自嘉、眉、江、忠、万等州至荆南，“沿江分置驿船，以济行李”。据《大唐六典》记载，唐代邮驿包括水驿、陆驿、水陆兼办等三种，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共有两万多人，唐代时长江水路交道已十分重要。特别是夔州，“山峡雄镇，江关要冲”，更有“夔据荆蜀往来之冲，渝泸施黔疆场之郡，倚州为重”的形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唐代设置水驿，以传递军事消息为主，并接待官方宾客。水驿跟陆驿一样，三十里一置，驿有驿长、驿夫、船夫。根据事务繁简配备驿船，在冲要的地方，设船二十只、十五只或十只；稍为偏僻的地方，则配二、三只或者四、五只不等，每船有船夫十人。县的水驿，由县令兼理；州的水驿，由州兵曹掌管；道的水驿置于节度使下，设馆驿巡官和判官负责管理。水路要冲，设置关津，关津渡人，都要持有公文，驿使验符卷，传送据递牒。
据《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记要》、《入蜀记》、《中国古代邮亭诗钞》、《唐代成都、江陵间蜀江水陆道考》等资料考证，唐宋时期重庆至宜昌的水驿主要有：朝天水驿、涪州水驿、万州羊渠水驿、云安万户水驿、夔州瞿塘水驿、巫山神女水馆、巴东万年水驿、归州周平水驿、峡州覆盆水驿、夷陵水馆等。
到了宋代水驿建置更趋完善。元时驿制最为发达，“立川蜀水驿，自叙州达荆南府”，长江水路十分畅通。据明《永乐大典》记载：长江重庆路辖白庆水站、朝天水站、石门水站、汉东水站、赤崖水站、应坝水站、仙池水站、桃市水站、安笃水站、木洞水站、落湿水站、桃花水站、咸淳府乌蒙水站（大站）、岸溉水站、州溉水站、涪州水站等16站，船142只；夔州府路辖云根水站、梅沱水站（今石柱县西沱镇）、万州水站、云阳水站、巫山水站等5站，船59只。
又据西南大学（西师）历史系教授蓝勇先生的考证，元代重庆至宜昌段，共有水站14处：朝天水站、木洞水站、涪州水站、咸淳府水站、梅沱小水站、万州水站、云阳水站、夔府水站、巫山水站、万流水站、巴东水站、建平水站、黄牛庙水站、凤楼水站，船只212艘。
明朝洪武四年，在建立和巩固四川统治政权的同时，致力于整顿水陆交通，在元代长江站赤的基础上，重新设置驿站，以朝天水马驿（今重庆朝天门）为水驿网的中心，设立了更多的水驿，由元代的16个水站增至28个水驿站。明朝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年），在重庆长江水驿站点设有江津僰溪水驿、石羊水驿、石门水驿、汉东水驿、白渡水驿、定远太平水驿、巴县鱼洞水驿、木洞水驿、铜罐溪水驿、朝天水驿、长寿龙溪水驿、涪州涪陵水驿、东清水驿、丰都丰陵水驿、忠州云根水驿、花林水驿、曹溪水驿、万县集贤水驿、周溪水驿、襄途水驿、云阳小桥水驿、五峰水驿、巴阳水驿、夔州府永宁水驿、安平水驿、南沱水驿、龙塘水驿、马口水驿等28处。
明末清初，因战争连绵不断，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邮驿也面临驿差繁重、经费不足、官吏骚扰等严重困难。后经康熙朝制和雍正帝治邮驿，形势迅速变化。
清乾隆年间对重庆的水驿由明代的28处裁并后置13处。分别是：朝天水驿、长寿水驿、东青水驿（今涪陵区）、万县水驿、云阳水驿、奉节水驿、巫山小桥水驿、火烽口水驿、巴东水驿、建平水驿、归州水驿、白沙水驿、东湖水驿。此外，据《重庆府武备志·驿传》载，今重庆市内还设有在城水驿、铜罐水驿、鱼洞水驿、木洞水驿（均在今巴南区）、僰溪水驿、石羊水驿（今江津区羊石镇）、石门水驿、汉东水驿（均在今永川区朱沱镇）、集贤水马驿、襄途水驿（均在今万州区）、五峰水马驿、巴阳水驿（均在今云阳县）、永宁水马驿、南沱水驿（均在今奉节县）等水驿站点。
二、重庆水驿路线与里程
清代重庆最重要的是长江水路交通，清代重庆水驿布置，集中于长江、嘉陵江等航线上。水路通达之处，航行所经沿线，也就是水驿布置的范围。
清朝重庆的古水驿道有三条。由朝天水驿沿长江而下经涪州、夔州至宜昌，为正东水路；溯长江而上为正西水路；沿嘉陵江而上为正北水路。西南至泸州，水路350公里；东至宜昌，水路885公里，又自江津县南，循僰溪（今江口）水路至南州（今重庆市綦江县）115公里；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西至遂州水路185公里，西南至泸州（今四川省泸州市）295公里；北至果州（今四川省南充市）150公里。
正东水路是清代重庆的重要水驿道。由朝天水驿起沿唐家沱（设有塘）、铜锣峡（设有水卡）、木洞水驿、长寿龙溪水驿、石门水驿、蔺市水驿、涪陵水驿、周溪水驿、巴阳水驿、五峰水驿、南沱水驿、安坪水驿、永宁水驿、龙塘水驿、马口水驿、高唐水驿等入湖广境内。
正西水路由朝天水驿溯长江而上，鱼洞水驿、铜罐水驿、僰溪水驿、石羊水驿、石门水驿、汉东水驿至泸州。
正北水路由朝天水驿逆嘉陵江而上，至果州。是重庆通往川北及西北的水驿道。
水驿的程限清承唐制：“水驿：逆水行重舟时，河行每日30里，江行每日40里，其它45里；空舟行驶，则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它60里；顺水中，则不管轻重舟，一律规定江河一日100至150里。不按规定办事的要受到处分。”
各水驿站的里程为：渝州（今重庆市）至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为1—2程，计340里；涪州至忠州（今重庆市忠县）为1—2程，计350里；忠州至万州（今重庆市万州区）为1—2程，计260里；万州至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为1—2程，计300里；夔州至归州（今湖北省秭归县）为3程，计330里；归州至峡州（今湖北省宜昌市）为3程，计190里；渝宜段共为12至14程左右，合计里程约1770里。
三、水驿的功用
首先是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这是历代统治者设置邮驿的主要目的。其次是重要的漕运和商业通道。“蜀为西南一都会，国之宝库，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济中国”（《新唐书·陈子昂传》）。在唐代，每当唐王朝政局不稳而西逃巴蜀，长江水路成为了维系唐王朝命运和政权存在的生命线。唐宋时期，重庆长江沿线不仅商业贸易发达，经济高度繁荣，而且还是传输“川米、川盐、川茶、蜀锦、蜀麻、蜀布的重要水路”，据明《四川总志》载：“每年用木帆船运往恩施（湖北省）的川盐就有2000万斤”；到清朝“雍正时夔关（今奉节县）所征收的商税居四川13关中的第一位，嘉庆时所征收的商税为全川的80%之多”。明朝初年，重庆和夔州是成都漕运粮食和转运皇木的重要通道。水驿除了在经济方面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文化的交流也起到很大推动作用。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黄庭坚、三苏、陆游等人的许多文学作品足以说明。
重庆长江水驿自唐代设置以来至清末，它不局限于长江交通的主道，在其重要的支道上也有一定的设置。它不仅在传播政令、飞报军情、沟通联系、巩固国家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推动商业贸易的发达、繁荣经济等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促进了中央与地方的政治交流，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四、水驿制度的灭亡
邮驿管理在封建社会中央集权政府方面的最大特点是“邮”、“驿”合并。秦汉以来至明朝，“邮”、“驿”虽常为合称，而实际上却是两种职能不同的组织机构。自秦朝始，“邮”一直是负责公文传递，并主要传递朝廷上的封事、奏疏，以及府、州、县等各级行政机构间的普通文书，它是一种通信组织，也称为“递”或“传”。而“驿”实际上是一种传达信息的设施，它是只负责提供各种交通工具、通信工具并兼有招待所性质的组织。二者虽互为补充，但它们毕竟是两套组织系统。而清代邮驿制度改革的最大特点就是“邮”和“驿”的合并，将两套组织系统融为一体。“邮”、“驿”合并的最大优点在于：“把驿站拥有的交通或通信工具（马、车、船等）与传递通信的人（马夫、马卒）紧密地结合起来，克服了旧时期二者相脱节造成的种种弊端，使通信的传递效率显著提高”。此外还能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
清代邮驿的管理虽比宋元明三代更为有序，效率也略高。但是邮驿的走向衰亡却是社会发展大势所趋。其原因：一是邮驿系统庞大，开支银两惊人，人民负担沉重。《巴县志》记载：“巴县水驿：大小船八只，水手十六名，桡夫四十八名，岁支银一千一百八十两八钱。”又《涪州府志》“涪州水驿：站船三只，水手六名，桡夫十八名，每岁支银四百九十六两八钱”。清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在今重庆市范围内的水驿开支情况为：水驿12处，岁支银8979两。据调查清末光绪年间，驿站每年支出之银，约二百四十万两之巨。开支之巨可见一斑？
二是许多官吏乃至驿丞等“违反驿规，肆意搜刮，横征暴敛，侵蚀国家，残害人民”加之“驿传经费归入地方财政坐扣，遂成为地方官之利薮……州县分润驿利”。驿站之弊，由来已久，历朝官吏之论者，时见不鲜。至清嘉庆五年，湖南按察使百龄奏请裁长夫，以节经费，谓“各省驿站，原为驿递重要公文而设，近者地方擅行轻动，即无关紧要公件，往往插羽飞驿，转形纷扰。甚或往来简程，亦用邮递，相沿既久，遂成故事。马匹疲劳，事务烦冗，宜饬裁汰，而杜弊端”。百龄所论，亦仅驿递纷扰之一端已耳。而各州县之视为利薮，克扣饱私，腐败情形，诚有出人意料之外者，观于历代诸臣之屡以裁驿为言，则其徒糜巨帑，当不虚矣。甚至“层层克扣草料……实行夫马摊派，另设文报局代疱”等等。
三是清朝末期，帝国主义入侵，我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邮政废弛，驿递迟缓，“裁汰驿站，开办邮政”已成定局。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广西按察使胡燏葈奏称“中国各省皆设驿站铺递，每年支销钱粮计三百余万金，其实各省之奏牍公文，所递有限，而仕宦往来之所扰滋多。至督抚则更有提塘折差，每一折差抵京，费以百十两计。民间所开信馆，索费既巨，又多遗失，此公私两困也。查泰西各国，莫不由国家设邮政局，往来函牍，公私一体，权其分量之轻重，定给递费之多寡，由邮部刊刻信票印花出售，凡寄信者预先购买，用时取黏信角投入信箱，有人按时收取。此法不但省驿站之费，而且岁获盈余，为泰西各国进项之一大宗，亟应仿照办理。其第一办法则先招商局为发轫之始。……其第二办法，则借电报局为推广之路。……其第三办法则俟火车畅行，再借铁路公司为往来之总汇。凡干路支路火车停卸之处，各派一人在局专司其事。至将来欲遍行内地，各镇、各埠尽可广设分局，派人经理。如此则若网在纲，无远弗届。见在地球各国，其邮政章程，通为一例，到处流行，公私递费，并无多寡主殊，即日本亦在其例。就英国而论，每年邮部除用费外，计赢英金一百数十万镑，独吾中华未尝仿行。急宜参考西例，从速举办，庶每岁可省驿站三百万之耗费，而收邮部数百万之盈余。”因此，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二月七日，清政府创办国家邮政局，成立邮传部，大清邮政局于五月二十日正式成立，同时准许将海关邮政更名为“大清邮政”。大清邮政开办后，所有邮件逐步交由邮政寄递。随着外国列强抢占内河航运，古老的水驿失去了既有的作用，随之消亡。
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邮传部奏请将驿站一律裁撤。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5月，北洋政府宣布将驿站全部裁撤，古老的邮驿制度寿终正寝。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6月重庆的驿站全部撤完。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四川的文报局撤销，公私邮件悉交邮政局传递。新式邮局的开办，清朝政府的灭亡，是我国邮驿制度灭亡的最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 （清）《重庆府武备志》卷十七至卷二十六
［2］ 王绍荃.《四川内河航运史*古、近代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3］ 重庆市交通局交通史志编纂委员会.《重庆内河航运志》.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
［4］ 王纲.《清代四川史》.四川: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
［5］ 刘广生、赵梅庄.《中国古代邮驿史》.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99.
［6］ 陈梦雷、蒋廷锡.《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北京:中华书局,成都:巴蜀书社，1986.
［7］ (清)张晋生，等.《四川通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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